錢學森之問已眾所周知,但是大學為什么還是培養不出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杰出人才為什么老是“冒”不出呢?這對不少人來說是個謎,其中包括各級教育管理與決策者。
怎樣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養？我認為錢學森之問與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對問答，孟二冬精神即“獨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潛心治學”的精神，這是回答錢學森之問的一個思考方向。然而，現在的問題恰恰是，我們的大學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師踐行這種精神,或者說不激勵大學學人以這樣的方式去生活。
大學管理的行政模式是條歧路
大學不注重學術價值，而重視經濟、政治價值，這使大學偏離了本原，走入了誤區。
中國現代大學誕生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我們先學習日本的先進經驗，再學習歐洲的辦學理念，后來以美國為主要的學習對象。中國大學在1917年之后，逐漸融入了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從1917至1925年、1928至1937年、1937至1946年，中國大學發展先后出現幾個小高峰，杰出代表是蔡元培任校長時期的北京大學、郭秉文任校長時期的東南大學、梅貽琦任校長時期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
自1949年以來，中國高校管理以“前蘇聯”為模仿對象，引進行政管理模式，逐漸脫離了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這一源頭應回溯到孫中山效仿“前蘇聯”模式，建立了廣東大學，后來改名為中山大學，并形成了“黨化教育”模式，受到了胡適、陶行知等人的批評。1928年國民政府開始反對“黨化教育”，轉而提倡“三民主義”教育模式。但這一大學與行政緊密結合的模式，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得到了廣泛推廣。
1952年，中國進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調整，逐漸形成了偏重理工學科、輕視人文學科，偏重大學的經濟和政治工具功能，輕視大學的人文功能的局面。
二十世紀80年代是一個比較活躍的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提出了中國大學的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隨后，很多學校進行了改革嘗試，取得了一定成效。自1991年以來，大學的行政化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更多地將大學定位為官僚機構或工廠，這樣的體制自然難以培養出學術大師。
上世紀90年代后期，一些高校和高等教育管理部門找到了一種新的模式，即以工程、項目、課題的方式管理大學。這種管理方式表面上看很有效率，但實際上對大學構成了深層次的損傷。因為，這種模式使學人直接受到行政部門的干預，學人的自主性被系在一個個掌權、掌錢的外行人手里。
在2008年的時候，原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先生曾對我說：北京大學曾經與美國大學是同步的。1917年，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學改革的時候，北京大學的發展是和美國大學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的。西南聯大也曾經步入世界大學前沿。但現在，內地大學和美國頂尖大學的差距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這個差距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我想主要在于：大學制度的行政化與大學內在價值的丟失。
大學不注重學術價值，而重視經濟、政治價值，這使大學偏離了本原，走入了誤區。
大學本應承載三重價值，即學人的精神家園，學業和職業的基礎，成人和幸福的基石。
近年來，有些學生一入校，就探討將來的職業和收入問題，只注重職業與就業功能。就業當然很重要，但如果只是關注這一方面，未能在內在精神上成為真正的大學人，未免太過片面和狹窄，也太浪費青春。大學太過行政化，會導致大學精神的缺失，而精神的缺失使大學不能很好地完成成人的功能。因此，大學的發展要遵從其自身的內在生成規律。
中國大學發展現狀，從外部環境來看，有四種跡象嚴重影響著中國大學的發展：第一，高等教育頂端外移，越來越多的優秀高中生直接就讀世界尖端大學本科、研究生。2009年有1萬多名中學生選擇不參加高考，直接出國。第二，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高校的規模不斷擴大，但杰出教師并不多見。第三，創新能力難以提升。根據洛桑年度報告，中國科技創新能力在世界上處于中等水平。第四，評價方式單一，高校之間難以形成公平競爭。現在學生入學僅憑高考分數，很難做到教學適宜，應該在高校和學生之間建立雙向選擇關系。
從內部發展來看，大學存在著五大突出問題：第一，真偽難辨。真研究還是假研究？真學歷還是假學歷？類似問題層出不窮，大學公信力下降。第二，錢權橫行。大學里，能拿到科研經費的人比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人往往處于更好的位置，真正做教學和研究的人反而很難拿到經費。第三，虛實不分。有的教師認真教學、專心科研，有的教師頭頂各種名譽招搖，哪種教師對大學的發展有實質貢獻值得我們深思。第四，批判無力。有一次，我參加研究生開題會，一位老師給學生論文提出一些意見，學生就非常激動地認為，這位老師對他有意見。現在老師都不能批評學生，那么在老師之間還能互相批評嗎？老師還能批評校領導嗎？在這種的風氣之下，學術研究怎么能進步？第五，閉門自慰。關起門來看自己的學校年年有進步，人才是學校發展的指標，在發展過程中缺乏橫向和縱向比較。所以，我們要積極推動全國各地的學校做校史工作，這樣會有利于各個學校以史為鑒，認清現狀。
近十年來，內地大學發展有量的增長，但未能實現質的提升。從1995至2005年間，我國28所高校與美國大學聯盟SCI論文指標比較可以說明，而這段時間大學教育不公平問題加劇。在擴招前，大城市與農村學生生源的比例約為3:1，而擴招后達到了5:1。大學的發展仍在粗放式地擴張規模，尚未走上內涵式自主發展之路；大學的發展仍然依據行政和商業規則運行，學術邏輯依然被邊緣化。
2010年8月9日，深圳大學校長章必功在《經濟觀察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大學開馬車趕火車”的文章，形象地指出了大學官本位濃厚、人事制度老化、師生關系疏遠、教學聲望下降、泡沫學術抬頭、計劃經濟嚴重、人文精神模糊和改革步伐緩慢等問題。
這些問題的根源在于：一個是在精神層面上丟心失魂，另一個是在制度層面上雜亂無章。總之，大學的發展亟須弘揚大學精神和建立現代大學制度，這兩點歸結起來就是要遵從大學的邏輯來辦大學、管理大學。
“士志于道”：中國大學精神的千年根基
“士志于道”，是中國大學精神萬變中的不變；自主與他主，是中國大學精神興衰、顯隱的主要根源；明道、變道、弘道，是中國大學精神發展的走向。
在中國歷代大學中，“士”是個關鍵概念。“士志于道”即“士”追求“道”。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多樣性的“士”，通過“士各有志”的多樣性的“志”共同指向外在一致而內在多樣性的“道”。這便是我國古代大學精神的基本原理，它對現實大學的發展啟示太深刻了。
從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等學校的個案研究發現，不同的大學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會表現出各異的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樣性。但深入研究會發現，各個大學精神都具有一定的共性，都與當時所處時代的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帶有“明道救世”的特征，具有對世事批判和審視的視角、尊道抑勢的心態。
中國大學的源頭在春秋戰國時期。“道”的產生標志著中國精神的起源，也是中國大學精神的起源。《大學》開篇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中國大學精神自身發展的道路也受到了外界的影響。“士志于道”，是中國大學精神萬變中的不變；自主與他主，是中國大學精神興衰、顯隱的主要根源；明道、變道、弘道(以行為承載道)，是中國大學精神發展的走向。
簡言之，“士”是中國大學精神千年主體，“德治”是中國大學精神久遠根基，“做人”是中國大學精神的首要論題，“合一”是中國大學精神的結構特征。中國大學精神即是“士志于道”的精神，或者說是“士”的精神，是“德治”的精神，是“做人”的精神，是“和合”的精神。
近代中國大學中西融合，主要具有學人自主、民主科學為核心和全面深刻等三大特征。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大學逐漸吸收西方的精神，但這個過程是自主的。而在1950年之后，大學的調整、改革經常受到外在的影響，是不自主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大學的發展是全面與國際主流融合的，現在的情況仍然不能達到當時的融合程度。
開放是符合大學邏輯的選擇
學術始終是大學千年不變的立身之本，開放是大學學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適宜的路徑。
開放是大學本原的特征，無論是中國古代的稷下學宮、書院，還是西方的波隆亞，都在生源、教師來源、學派關系、思想表達等方面呈現出開放的特征。大學因其開放性，歷來就是世界范圍內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組織形式和組成部分，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深和擴大了大學的開放程度。
大學的開放性是由大學的社會職能決定的，培養高級人才和探究高深學問不可能在一個局促的環境里成就，唯有精神意識開放，才能在討論、批判過程中促成知識增量的產生，才能培養人的問題意識和開放的思路。學術始終是大學千年不變的立身之本，開放是大學學人通向探求真理的途中最適宜的路徑。
開放還是大學能成其大的緣由。現實中客觀上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域限，然而，這種域限是時代發展和人類的認識能力不足造成的，而非主觀設定的，大學開放即是立意于能容乃大，而盡力拆除有礙大學發展的行為和思想圍欄的過程。
開放也是大學的生存機制，是大學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一方面，大學發展存在多維的空間，需要以學人獨立自主的、開放的思想意識去探究、選擇，尋找到適合自身條件和目標的發展模式；另一方面，開放是大學發展最為關鍵的免疫系統，它的存在和運行足以消解大學中各種危害學術的觀念、制度、行為方式及其他妨礙本真、健康的學術增量產生的因素。只能依靠更大程度的開放，才能讓偽知識、偽學問以及有違學術規范的行為原形畢露。
大學開放就是營造并維護大學的原生態。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大學自身的特性決定了它代表著大學發展必須遵循的內在規律。
封閉則是中國大學積弱的主因，中國大學在生源、師資、課程、管理等核心層面均未深層融入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中國大學要立足本土，發揮優勢，但一定要融入世界大學發展的主流。管理體制官僚化必然導致封閉。封閉的后果是：大學成為行政科層的附屬品和復制品、學人權力邊緣化以及辦學過程“學店化”。
中國大學在人類大學中的生態狀況必須通過開放才能改變，“自我舉起”式的改革不可能改變中國大學的生態狀況。只有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的開放中，才能實現同世界范圍內優秀大學有效交流、對話和溝通，可以直接體驗到的，競爭是通向人類大學生態頂端的現實路徑。
大學開放是多層級的開放，生源開放是起點，考察指標是外地學生的比例。師資開放是關鍵，考察指標是學校是否在全球范圍內招聘教師；雙向、平等、全面開放是目標，現在很多學校是不平等的開放；價值開放是最高境界，學術自由是保障；開放的微觀體現是人際的包容，當你身邊有一個人在創新或與您意見相左時，你是支持、容忍還是厭煩、打壓，這是檢驗一所學校是否具有開放性的微觀標示。
開放并非必然或自然導致大學發展。若以因循、被動、他主的態度迎合開放，中國大學可能會江河日下；若以求新、自覺、主動、自主的態度迎接開放，中國大學才可能真正獲得提升。有些大學領導說，教育部說怎么改我就怎么改，這就是典型的因循。開放環境中的競爭是促使一所大學不敢松懈，積極進取的巨大動力。開放意味著大學而有更多的公平、效率與健康。
進一步開放是提高大學質量的關鍵，大學質量不可能完全靠被動地接受評估而提高，不可能靠物質金錢堆砌，不可能靠較高的行政級別抬高，必須靠師生自覺感知社會發展需要，遵循大學發展的內在規律，形成自己的辦學理念。開放和自主發展才是辦好學校的必要條件。
開放大學的精神和理念
從“心”開放，是獲得真實有效發展的根基，是解決當前大學發展中遇到的眾多突出問題的一種有效選擇。
從“心”開放，是大學開放“先立乎其大”的選擇。“心”是指大學的精神和理念。大學精神與理念的開放是決定大學開放的首因。大學的本質特征決定著大學的開放必須從內部開始，必須首先實現大學精神、理念和思想的開放。
從“心”開放就是依據大學發展的規律，順應時代發展的趨勢，從大學內部發出的一種理性、真誠和誠摯的訴求；是一種自覺、自主和自為的開放；是“主體在場”而非“心不在焉”。只有保證這樣的訴求不失真地發揮作用，才能引導大學健康、協調和穩步前行。
從“心”開始才能使開放成為大學誠于中而形于外的特性。評價大學是否開放主要看它的思想、精神和理念是否開放，再看它的其他方面是否同樣顯示出開放的特征，不能因為它具有某些形而下的開放特征就判定它是開放的。
從“心”開放，是獲得真實有效發展的根基，是解決當前大學發展中遇到的眾多突出問題的一種有效選擇。如何將大學辦出特色，如何全面提高大學的教育教學質量，如何培養出更多、更杰出的人才，如何解決資金、就業等一系列問題，都必須在思想、精神和觀念上進一步開放。先準確定位大學，依照大學的邏輯，把這些問題放在大學發展之中逐一解決。
從“心”開放，是中國大學的戰略選擇，包容、融合世界上一切優秀教育文化和大學發展模式是再造和創新未來大學發展的基礎。中國大學應有長遠眼光、寬廣心胸和遠大志向。進一步國際化是中國大學發展沒有選擇余地的選擇。惟有在真誠參與中，才能提高中國大學在世界上的話語權。
中國大學從“心”開始，進行開放的時機與機遇已經到來。抓住當前的機遇，實現從“心”開始的大學，開放是中國大學乃至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的戰略性選擇。
然而，長期以來人們比較多地關注了世界各國大學的外在、過程、制度和結果，而對屬于大學內核的內在精神、宗旨、原則和理念或關注不多，或忽略，或避而不談，或有意排斥，沒有沉下心來打造中國大學獨特的精神視野和路徑，沒有因時因地制宜、標新立異、敢為天下先的勇氣。由于精神理念沒有完全開放，使大學在設置和運行方面手足受束。沒有進入原生狀態，一直沒有完整地展現出其應有的生機與活力。
大學精神與理念的開放，不是一個簡單的形態開放，而是向著大學本原的目標，遵從大學發展的內在邏輯，立足于人類大學文化的積淀，超脫于權勢和利益，由學人自主地沿著大學發展的軌跡向前邁進。
育人、學術是大學的目的。大學的一切辦學措施在于保障和增強大學的育人與學術整體能力。學術、育人若不能成為大學的目的就必然成為大學的手段。
大學開放是由實然大學向應然大學之路的開放，是向大學學人責任與權力的開放。大學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專業性社團組織，必須建立寬松的研究環境，讓思想自由奔馳。每個學人都應勇于發起和接受挑戰。每一位真理的探求者在真理面前都是天真的而非老成的，是虔誠的而非虛偽的。
大學精神理念的開放，集中體現在社會和政府對大學師生在追求真理、增值知識、成就人才上的充分信任。社會和政府應該相信學人能夠通過研究共同體內在的準則處理好內部以及學人與社會其他組成的關系，使學人們能夠自主地追求大學的核心價值，不用大學的外在價值束縛學人對大學的核心價值的自主追求。
學人的精神是獨立的，應立足于獨立思考，而不是成為物質和世俗權勢的奴仆，更無須對社會采取追趕、逢迎和討好的態度。為此，大學管理中要多些自主權，少些行政命令；多些民主評議，少些“一長制”。
大學學人要成為大學的真正主人。一些學校總是把僅到過學校一兩次的領導人的照片放在前面，而無視長期工作、生活在校園的師生。大學開放要使大學學人不再僅僅是打工者，尤其不應成為“搬運工”，而應成為以中西文化為基礎的獨立思想者，成為新思想、新知識、新方法、新材料的原創者。
大學精神理念和思想開放不是追求無政府，而是要尋求更有效率、更符合大學特征的、更為嚴謹的管理，主要依據學術邏輯而非行政邏輯或商業邏輯對大學進行管理。學術的真實權力應掌握在實實在在做研究且在某一領域走在前沿的人手中。開放在于使學術規范暢行無阻，承認學術規范是天下的公器，不可私用，也不可為一部分人所用，每位學人都有同等的使用權力。
“彼且為大學，與之為大學”
每一個大學學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選擇，選擇麻木還是清醒？選擇自主還是他主？選擇閉鎖還是開放？選擇為學還是為官？選擇求真、求善還是趨偽、附惡？選擇獨立思考還是一味服從？
“彼且為大學，與之為大學”的意思是，將大學作為大學，不能作為政府機關或商業機構來管理，要遵從大學的邏輯，采用大學的模式管理。
一般地，大學管理依據可以有三點：一是從學生天性出發，依據學生成長發展需求，制定教學計劃，提供管理服務。現在很多老師上課采用把課程內容備好告訴學生的方式，而非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定期和學生談話，發現學生的特長，分別指導。二是從政府文件出發，通過行政指令、領導要求的方式，制定教學計劃，師生按要求活動。這種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達到了頂點，但往往違背師生天性，不利于人才的培養。三是從社會需求出發，根據學校定位，形成辦學理念，制定教學計劃，師生按計劃活動。
比較科學的大學管理應該將學生成長發展需求作為第一依據、社會需求作為第二依據，依照專業社團的方式進行管理，依據法律和大學的特性和內在邏輯管理大學。只有每一個學生得到充分發展，人力資源才能增強，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才能真正實現。
現代大學應該依據人的成長和知識增值的邏輯管理，即學術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學生自治；依據法律保障，授權與問責相結合，決策與執行相分離，使大學學人有責有權；依法民主管理學校。
要明晰高校與政府的法律關系，由大學來辦大學，教育家辦大學。政府并不一定能辦好大學。應對現行《高等教育法》規定的大學辦學自主權很難得到政府行政部門尊重的部分作修改。建立學術主導的內部管理，普通教授主導的教授委員會負責學術評價、人才引進和評價、招生、財經分配，健全的學生自治組織。只有在學術最前沿的人，才知道學術資源如何分配最為有效，這就是為什么一定要學術主導。現在高校在引進人才的時候一定要考核學歷，因為沒有同行能客觀地評價他的學術能力，如果成立了教授委員會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一問題。
近期目標是：第一，打破計劃體制，實現學校平等競爭(打破招生分批次，校長論級別，資源分配論關系的局面)。第二，轉變政府職能，實現管評辦分離，恢復高校的辦學自主權。第三，保障學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權利，完善校內的民主管理。第四，明確學校章程(條例)，各校依章辦學。大學自身面對改革寧可快半拍，不要慢半拍。首先制定章程，練好內功。把學校建成知識分子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心靈家園。真正落實服務學生成長和發展的策略。
每一個大學學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選擇，選擇麻木還是清醒？選擇自主還是他主？選擇閉鎖還是開放？選擇為學還是為官？選擇求真、求善還是趨偽、附惡？選擇獨立思考還是一味服從？建議大家獨立思考而不一概接受，求真拒偽，趨善而遠名利，務實而戒浮躁，創新而不簡單重復。以此與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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