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長沙市的電話公示活動曾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并頗受好評，此舉在給領導干部提供密切群眾關系嶄新通道的同時，也為廣大群眾隨時反映情況創造了條件。但是，近日媒體爆料說，公示的電話接聽率低，有的領導甚至直接說：打錯了（6月16日中國廣播網）。
這幾年，公開領導電話似乎成了地方善政的通則。從制度設計上說，公開當然是初衷良好：一來密切干群關系，傾聽民情民意，溝通權力與權利；二來也是體現代議制國家權力來源的邏輯，改變“官本位”思維，有利于為官者放低身段。因此，不少論者搬出國際慣例來證明中國官員公開電話或郵箱的程序正義。
但從實際操作來看，往往是“一陣風”，或者“雷聲大雨點小”。于是，輿論情緒洶涌，說領導要曬電話、更要曬誠意，就差單設“政治課”來諄諄教誨。這些道理，看起來道貌岸然，實屬站著說話不腰疼。以例為政：山東菏澤市公布領導電話后，僅2010年全市各級領導干部共接聽的市民來電，就多達153825個。為什么數量這么多，菏澤某官員分析原因時認為，“找局長和找科長不一樣”。于是問題就來了，如果本該宏觀決策的領導者個個成了微觀事物的“知心熱線”，這不僅代償了“12345”等職能熱線的功用，更大的疑問在于：他還有多少時間忙于本職工作？
領導電話公開，看起來很美，但要真正“盡如人意”，離不開三個前提：一是渠道建設完善且完備，民眾的訴求不至于一窩蜂地涌到“領導熱線”上去；二是除了公開電話、明確領導的義務，也要公平公允地主張領導的權益，譬如該接怎樣的熱線、哪些時間可以撥打等，不然，24小時要求領導不眠不休、或者365天情緒飽滿應對民意訴求，這本身就有點不可思議；三者，公開電話之后，還要擬定好可操作的游戲規則，譬如開會時怎么辦、休息時如何處理等，如果“公開”僅僅到號碼為止，接不接電話、怎么接電話，自然只能是仰仗官員不甚靠譜的道德自覺了。
更大的擔心在于：如果權力的責任體系不夠明確，該解決問題的部門不能解決問題，而不該直接插手的長官意志直接僭越法定程序，一旦“大領導能直接解決大問題”成為篤定的價值取向，那么，公開領導電話這回事，遲早要淪為“青天意識”的現代傳奇——而那些被公開的“神秘號碼”，不過是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攔轎喊冤”的機會而已。
領導電話號碼上的糾結，就像政府官網上的蜘蛛網一樣，只有權力上的秩序與倫理清爽起來，這些監督類、作為類的顯性事物，才會少些悖謬、多些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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