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我有個異父異母的兄弟王安石，在北宋他可是個人物。我上中學時，這位王老兄被現代人尊為法家的代表，代表著先進生產力，極具正能量。然而，雖然王安石沒什么緋聞，也沒因貪腐被調查，但他最看重的改革，實際上是很郁悶的，此恨綿綿。
王安石變法為何失��？過去的說法是由于保守勢力和地主階級的阻撓所致，這是傳統的階級論。后來各種史料證實，反對王安石新政的不僅是地富反壞右，還有農民。大家都不高興，這事就成不了。
在唐朝，大家的日子挺好，美中不足的是，那會兒長安夜市是有鐘點的，到時候一聲號令就得收攤走人。而到了宋朝，市場經濟超級發達，汴梁的坊墻被推倒，人們沿河設市，臨街開鋪，官民混居，整夜營業。宋人會玩，相撲就是那陣子興起的，后來被日本人學了去。球那會兒也踢得好，踢而優則仕的高俅還做了大官，或者反過來說，因為高俅官做大了，所以大家就認定他球也踢得好。宋朝還有許多絕活兒，火藥、羅盤、活字印刷、紙幣（當時叫交子）都是那會兒攢出來的。但也有一個不好的絕活兒是那會兒開始的：女子纏小腳。這或從另一個角度印證宋朝的發達，用不著女人干活兒，光當花兒搖擺著就行了。據估量，按購買力而言，宋朝的人均GDP達到520美元，是中國古代歷朝中最高的。
王安石上臺執政后努力工作，想要國家富上加富。但王安石的手段是官府主導，諸如農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均輸法，等等，都是一個路數，其中最重要的是青苗法，“摧兼并、濟貧乏”，共同富裕。具體做法是：每年青黃不接時，由官府以低于市場借貸利率向農民貸款，農民以地里的青苗為貸款抵押，秋后農民連本帶息一并歸還官府。
這不是雙贏嗎？但不接地氣。因為雖然利息低，卻并非人人都想要貸款，而王安石為了證明自己新政的正確，給地方政府下達了貸款指標，地方官也只好層層攤派。偏還有那無良官員，拿著令箭魚肉百姓，把官府的惠民政策生生變成了強制性的高利貸，有的利息竟達原先設定的35倍。
王安石新政還是有效果的，的確增加了官府收入，幾年間全國財政收入從宋初的1600多萬貫增加到6000多萬貫。但是，老百姓不高興了，其間有東明縣1000多農人進京上訪，在王安石宅子前鬧事。末了，宋神宗不得不下詔停止新法。
有學者把這事定義為國進民退，是制度上的問題。隔了一千多年霧里看花，許多事說不清楚，但有一事是明顯的：官府全面提供低利率貸款，這會使受貸者不講究，亂貸款。
此理至今也講得通。比如中國公路，那是可以驕傲的，許多路比美國的好。9月20日，交通運輸部發布《2015年全國收費公路統計公報》顯示：至2015年年底，全國公路總里程達到457.73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達到12.35萬公里，居世界第一；一級公路9.1萬公里，是1984年年底的277.3倍；二級公路36.04萬公里，是1984年年底的19.3倍。
之所以有今日驕傲，從資金上來說，中國公路跨越式發展與“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政策有關，自此，建路依賴的財政投資逐步被銀行貸款替代。在中國，銀行貸款與財政資金貌似是不同的，但實際上行政之手有調動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樣，收費公路政策不只是改變了融資方式，還讓地方政府能夠更容易、更廉價地籌集到資金來修建公路。特別是，當修路不僅迎合了地方政府提升政績的欲望，還成為穩定經濟發展的抓手，這就使貸款修路成為政治正確，就像千年前王安石的青苗法。
只是，什么事過了就會有麻煩。從2010年以來，中國收費公路的收支從盈余變為負數，2010年尚盈余32.5億元，之后連年虧損，2011年到2015年收支依次是－323.3億元、－565.7億元、－660.5億元和－1571.1億元。
有人籠統地把公路今天的窘況歸結為國進民退，歸結為行政操作不講究。這有道理，但今日與王安石年代又有不同，今日官員是有任期的，公路收益是當期的，而公路的財務負擔是由后任來承擔的，于是更加不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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