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們認識到個人是歷史的主體，是歷史變遷的最為活潑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論、英雄史觀的支配、影響，編寫史書就將撰寫帝王將相等大人物的傳記放在重點位置，所以在素稱史學發達的中國，傳統史書以人物傳記為主要內容。
古代史書凸顯人物傳記，令人生出史書幾乎等同于人物傳記的感覺
傳統史書的體裁，大體上是紀傳體（如“二十四史”）、典志體（如“十通”）、編年體（如《資治通鑒》）、紀事本末體（如《明史紀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統志及省府州縣志）和族譜（玉牒、家譜）等類型。紀傳體，即以人物傳記為主要體裁，“二十四史”的開山之作《史記》，包含本紀、世家、列傳、八書、表（世表、年表）幾種體例，本紀實際是帝王傳記，司馬遷說“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故曰本紀”。唐代史學理論家劉知幾在《史通·本紀》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道出本紀是帝王傳記特質。世家是以家族成員為范圍的個人傳記，列傳是一個個的個人傳記，表中的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傳記，因此所謂紀傳體，基本上是人物傳記史書。地方志的體例為記（地方大事記）、傳（職官傳、鄉宦傳）、志（風土志）、表（選舉表、科舉表）、圖（地圖、衙署圖），它向紀傳體史書體例靠攏，人物傳及人物史料占據了圖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體史書，是敘述王朝典章制度的，雖亦記錄人物活動，不過缺少傳記，唯鄭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傳、載記諸種類型，全書二百卷，列傳就多達一百三十卷。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史書記載事件，有人物活動，然非人物傳記。族譜，主體是宗族成員的譜系和個人傳記。統觀各種體裁的史書，敘事體例、內容，在典志體之外，人物傳記占據突出地位，尤其是人們講到傳統史書，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書幾乎等同于人物傳記的感覺。
傳記以及片段傳記有很多類型，因體裁、題材之異，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傳記、碑傳文、年譜、序記、自撰文、其他體裁，每類之中仍因體例關系，還有不同。體裁表現內容，史書及人物傳記體裁的多樣性，能夠容納各種傳記內容，能夠記錄完整的傳記及其資料。
官修史書和方志中，立傳的多為上層社會成員；而族譜、筆記、碑傳文中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史書人物傳記究竟寫了些什么樣的人，不妨以記載人物傳記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譜來說明。
官修史書為歷史人物寫作傳記，是根據人們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來決定取舍的。正史寫皇帝及其家族成員，有宗室傳、皇子傳、公主傳、后妃傳；皇室外的貴族有外戚傳、公侯傳、大臣傳；高等文士有儒林傳、文苑傳；忠義人士有忠義傳；反面人物有貳臣傳；官方倫理主導下的楷模人物有義士傳、烈女傳。由這些傳記名目不難看出，正史書寫的人物是達官貴人和官方認定的平民義夫節婦，且大多數是社會上層人物，社會下層則少得可憐，被淹沒在貴胄官僚之中。
方志寫當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賢，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員，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讀書人，真正意義的處士、名士、紳衿，表現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寫的官員，雖有高官，不過以中下級官員為主，在級別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紳衿也多系進不了正史儒林傳、文苑傳的，節義男女亦復如此。當然，他們都是地方精英。
今日保存的族譜，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譜的人物傳記，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營生有成而重義者、苦節的孝道男女。
總起來看，正史、方志、族譜傳記傳主的社會身份，是貴胄大小官員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較這三種體裁的史書，可知正史記錄全國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傳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屬于社會上層，族譜傳主則多系社會下層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認可的，是史書的主體，所以說史書的人物傳記是社會上層人物的傳記。在傳統社會里，下層人物不配有傳記，乾隆朝國史館立傳標準就是明證。再說，自撰年譜者有之，而不敢寫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認為不配有年譜，更不必說有傳記。如今觀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傳記，族譜中普通人的歷史記錄，自然可以視作傳記或傳記資料。
有一部《中國通史》說：“舊史大量地寫人物傳記，其所持的觀點是有錯誤的，但對寫人物傳記的重視是可取的。”棄置評論古代史書的史觀不談，指出傳統史書關注人物傳記寫作，是反映史書實際的。寫人物傳記是好傳統，應當繼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傳統史書寫人物傳記的，羅爾綱的《太平天國史》，內含敘論、紀年、表、志、傳五部分，自認為就是一部《太平天國人物志》（《太平天國史·自序》）。當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內容，故今人依然重視人物傳記的寫作、出版與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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