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紅色絨面上印著國徽，搬動這本對開大圖甚至有些費事。
重重的大書在數百位作者、編者心里有著更重的分量，這部全面反映我國歷史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各方面發展演變的鴻篇巨制，伴隨他們三十多個春秋，更有常年的堅守、艱辛和無奈雜糅在其中。
兩本地圖集六十年的滄桑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委會秘書長高德的辦公室，各種不同年代、不同開本的地圖集排列齊整，而最新、開本也最大的正是這部新近發布的《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
85歲的高德身上有一股子豪氣，但當他一頁頁地翻動這本300頁大書時，卻變得小心起來，目光也透著溫暖，“這個圖，畫得太漂亮了！”他時不時會夸贊一番。
在高德仔細介紹這本大書之前，他搬出了書架上的一套八冊、藍色封面的地圖集，他說，沒有被叫做“八本圖”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沒有這部《國家歷史地圖集》。“古地理底圖，都是以譚其驤主編的‘八本圖’為基本資料。”高德說。
而兩本地圖集勾連起的竟是60年的滄桑歲月。
早在1954年，毛澤東提議編繪一本歷史地圖。第二年春天，應著名歷史學家吳晗的推薦，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應召到北京，負責改編、修訂清末楊守敬編繪的《歷代輿地圖》。但由于工程遠比預想的要浩繁，1957年初譚其驤回到復旦大學，開始組織班子。
為了培養年輕學者，譚其驤還于1960年在復旦大學開辦了歷史地理專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杜瑜回憶說，“當年，我有幸進入到 歷史地理專業學習。譚先生親自給我們授課，我們學的東西比歷史系的人要多60%至80%。”杜瑜還記得有一門功課的考試，甚至會從早上8點一直延續到下午 3點。杜瑜學了整整5年，直到1965年參與《中國歷史地圖集》工作。
在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鄒逸麟的記憶中，當年寒暑假、節假日不休息是常事，編繪工作受到的重視也是前所未有的，“上海的冬天很冷，復旦大學也只有三個地方一定會保證供暖：幼兒園、保健所，再就是我們歷史地理研究室。”
歷經20年，1974年《中國歷史地圖集》才算完成，首先出的是內部本。此后，譚其驤堅持歷史的真實，提出必須修改“文革”中遭到“四人幫”干擾而出現的內部本的錯誤，才能公開出版。結果直到1988年，該書才宣告對外面世。
事實上，就在《中國歷史地圖集》尚未修訂完成之前，譚其驤就已身兼重責。1982年，《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委會成立，譚其驤任總編纂。而編 纂國家地圖集是周恩來總理1956年親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國家科學發展規劃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一，其中普通地圖集、自然地圖集、農業地圖集和經濟地圖集 上世紀90年代已陸續出版，只有歷史地圖集因難度最大，耗時也最長久。
也正因為如此，完成、出版《國家歷史地圖集》一直是老一代學人的心愿。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歷史地圖集》編委及編輯室主任 葛劍雄還清楚記得，“譚其驤先生于1992年8月28日去世，在這之前的一兩天，他不停喘氣，有時還會流眼淚。我在他耳邊說，您放心，大地圖的事我們會辦 好。”這話一說完，譚其驤立刻平靜了。
為一幅圖實地考察三個月《國家歷史地圖集》分成20個圖組，為了使地圖中的每一個點、每一條線都有明確出處，學者們不僅依靠歷史文獻、考古成果，還常年堅持實地考察，堅守、傳承著老一代學人的學術作風。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國家歷史地圖集》城市遺址與布局組副組長李孝聰回憶說，每次畫圖或與譚其驤先生開會，都與考試無二。譚先生有一次問 到《清廣州圖》的總督府具體在什么地方，因為還未來得及實地考察，李孝聰一時答不上來。“老先生在學術上的嚴謹，迫使我在畫圖時，不是完全根據文獻往上 摞，能跑的地方都要跑，都要去看。”
城市遺址與布局組組長、102歲的侯仁之去年底辭世，但他的“侯仁之工作法”，早已一點一滴地浸潤在從春秋戰國到民國時期的49幅城市地圖 中。李孝聰說，侯先生要求從今天的地圖一步步往前追溯，“不同時代的城市布局地圖，首先追溯新中國剛成立時的資料，再看看民國是什么樣子，清末又是什么樣 子，明朝是什么樣子。如果沒有如此的推演和考古調查，就沒有辦法復原古代城市的布局。”
《南宋平江府城》的作者杜瑜甚至已經記不得，完成這幅圖到底花了多少年，但從底圖的尋找，到實地考察，再到圖稿的編繪完成，早已成為他一生中難忘的故事了。
“這幅圖要說難畫，似乎也不難，因為畢竟有一幅刻在石碑上的《平江圖》。”杜瑜所說的《平江圖》，是一幅宋代平江府(今蘇州市)碑刻城市地圖，圖碑高270厘米，寬140厘米，是我國現存最大的碑刻地圖，現存于蘇州碑刻博物館。
但問題是，《平江圖》于1229年刻繪而成，將七百多年前南宋時的蘇州城，完整而準確地表現在今天的蘇州地圖上，這難度可想而知了。
“要繪制一張古今對照的歷史地圖，選取今天的底圖是最基礎的工作。為了一張蘇州城底圖，我就找了好多年。”杜瑜說，經過種種磨難，通過各種 審批手續，最后江蘇省測繪局同意給予大力支持，特批給他一張萬分之一的蘇州市最新地圖。尋找底圖的同時，杜瑜搜集的有關蘇州古代文獻資料達數百萬字，并將 《平江圖》所有街道的名稱一一作了考證、核實，并加以標注。為了降低文獻資料的誤差，杜瑜用了近三個月時間，幾乎跑遍了蘇州城里城外所有街巷。
杜瑜對蘇州的熟絡，甚至讓蘇州城市檔案館館長吃驚，“從你們檔案館門口出去向東，過了馬路對面一條街，就是當年衙城的北門（齊云樓）一條 街。從那開始，走上坡，約一百多米就到齊云樓位置，那是一個制高點，相當于北京紫禁城北門位置。”杜瑜說，因當年北宋南遷時，最初一度曾想定都于蘇州，所 以蘇州衙府就帶有皇宮性質。
為了體現衙城的準確位置，杜瑜采取了步測法。杜瑜測算過，他每一步大約是80厘米，再有就是靠數馬路上的電線桿，每個電線桿的間距是30米。而這種步測得到的結果，最終體現在了這幅《南宋平江府城》上。
十年一個圖組僅獲一萬元經費
讓年輕人很難想象的是，幾代學人依然堅守的這份事業，其實長期以來資金匱乏。
葛劍雄清楚記得，作者們克服重重困難交稿的那一年是1995年。一一收到作者的交稿時，他還簽了字。但葛劍雄沒想到，接下來的審定、制圖、出版等一系列的后續工作卻遭到了長期的停滯。“錢”一直是這個圖集無法擺脫的痛。
葛劍雄陷入回憶。1988年，北京的冬天很寒冷，他和老師譚其驤為了圖集來北京開會。當時78歲的譚其驤住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一處簡陋的 平房里。他1978年就因中風留下后遺癥，走路不方便，每天葛劍雄會攙著老師冒著嚴寒去食堂吃飯。“我記得譚先生有親戚開車來看他，他的親戚說，怎么搞 的，你也算是科學院院士，怎么住這么個地方。”
而在李孝聰的印象中，城市圖組10年中得到的經費才一萬元，如果一個人花幾百元，基本就把當年的經費花沒了，所以大家根本不敢用。“現在要是編這類地圖集，沒有300萬元，沒人愿意接。”李孝聰感嘆道。
在經費極其短缺的情況下，一位做傳世藏書的文化商人“挺身而出”，號稱準備資助這個國家項目。“我記得，我們為此還專門開了會，大家紛紛贊 揚他的義舉，連侯仁之先生也來了。沒想到的是，不久這個人逃跑了。”葛劍雄說，商人投過一些錢，的確為作者們開過一次稿費，“有的地圖大，但內容簡單；有 的地圖小，但內容復雜。我根據難度系數，才算出了稿費，大家領稿費時也簽了字。”葛劍雄記得，之后，錢就斷了頓。
鄒逸麟則回憶道：“2005年，我曾在第十屆全國政協會上提出政府撥款支持《國家歷史地圖集》的提案。”隨后，此提案被民盟中央轉到中共中央，當時，圖集獲得了一筆經費。但鄒逸麟說，由于制圖的稿子停了十余年，要重新修改，于是又拖延了許多時日。
目前，盡管《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已經面世，但他們又在為稿酬發愁。鄒逸麟說：“第一冊稿酬只付了一小部分，現在雖說出版了，但稿酬仍無著落。”據他介紹，第二冊、第三冊稿子也已交了十余年，但至今作者未拿到一分錢。而這些作者都已七老八十，有的已經過世。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圖集總編纂助理林甘泉說，因為圖集第一冊由地圖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起出版，稿費到底是由兩家出版社一起出，還是一家出版社出，現在還不清楚。
作者隊伍中年輕的已有67歲
《國家歷史地圖集》從一開始，就面臨人才短缺的問題，隨著學者們不斷衰老甚至逝去，這個問題如今變得更加突出。“目前健在的作者中年齡最大的92歲，我是這些人當中年輕的，但也67歲了。”李孝聰說。
這群滿頭白發的老人，在這個后繼乏人的事業中，選擇的是默默堅守。
上班時間撥打高德家的電話，一定找不到他，他的夫人總會說：“他到辦公室忙圖集的事兒了。每天都這樣，忙了幾十年了。”高德夫人說，一直想找年輕人接手，但找不到，編圖集沒有上升的空間，年輕人不愿意來。
南京大學教授陳得芝負責秦漢到清代的蒙古高原地區地圖，四十多幅圖今后將在第二冊中面世，但是81歲的他如今已是孤身一人在作戰，“我們南 京大學曾經有四人參與，我的兩位師兄已經過世，另一位身體也不行了。”但是接下來還有數據考證、修訂等大量工作要做，“我不知道哪一年會走，我想趁著還 在，把我懂的東西教給年輕人。”
年輕人難進入這個老人團隊，有客觀原因，更有現實的困難。
如今培養人才的方式和現有的科研體制，其實很難讓年輕人能夠順利承擔工作。李孝聰直言：“現在都是用同樣模子來選拔人才，就是通過考試。這些年輕人雖說先天條件好，學業沒有耽誤，外語又好，應付考試能力強，但是自主性思考和開拓能力不夠。”
即便有年輕人愿意加入，但就業、收入、職稱這些現實的問題，擋住了很多年輕人的腳步。陳得芝說：“我的學生對我的研究方向也有興趣，但我怎 么能保證他們跟著我，畢業以后就能找到工作？搞歷史地圖動輒三年五載，評職稱每年要出論文、要拿成果，誰又敢耽誤自己的學生？”鏈接
《國家歷史地圖集》
《國家歷史地圖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持編纂，第一冊已由地圖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二冊和第三冊編稿工作已經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
有20個圖組投入編纂工作，其中編入第一冊的為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遺址與布局、氣候、自然災害等6個圖組，共300余幅地圖。將編 入第二冊的為史前遺址，遠古傳說時代事跡、夏、商、西周遺跡，疆域政區，文化，宗教，古代戰爭，近代戰爭等7個圖組。將編入第三冊的為地貌（江、河、湖、 海岸線），沙漠，植被，動物，農牧，工礦，交通（包括對外交通）等7個圖組。三冊全圖集共約1300余幅歷史地圖。
早在1982年，編纂委員會成立，其陣容堪稱“豪華”：譚其驤、史念海、侯仁之、夏鼐、翁獨健……每一個名字在學界都璨若星辰。1992 年，譚其驤病重及逝世后，由林甘泉、鄒逸麟、高德組成了總編纂助理三人小組。而在圖集編繪的三十余年中，數百位專家、學者、高級工程師和繪圖技術人員投入 其中。大部分參與者開始編纂工作時還是風華正茂、年富力強的中年人，如今已步入耄耋之年。
《中國國家歷史地圖集》幾乎涵蓋了當今歷史地理學所有分支學科，將史料直接轉換為繪圖元素，通過平面地圖的形式表現出來，充分反映了我國當代最新的歷史地理知識，匯集了當代最高學術水平和繪圖的科學技術水平。
爭議
■ 據有關專家回憶，當年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在出版前，光是邊疆問題就在外交部審了一兩年。當時由外交部副部長余湛主持，譚其驤等一批專家參加。 為了這項工作，各專家在京一住就是一兩月。如遇余湛出國了，大家便各自回去。待他回來，再來京集中討論。而在臺灣問題上，譚其驤與外交部意見不一樣，最后 由中國社科院院長胡喬木拍板，從譚其驤意見出版。
■ 葛劍雄既是人口圖組組長，也是多幅歷代人口圖的作者，在繪制《北宋徽宗元年人口分布》地圖時，他就遇到有爭議的學術難題。
“我們現在能夠搜集到的人口數字就是歷代戶口，但古代設戶口的目的是為了收稅。在這種情況下，肯定有的地方有瞞報，有的地方有夸大，有的甚 至隱瞞到不像話的地步。”葛劍雄說，按照相關記載，宋朝平均每戶只有2.65口人，最少的才1.45口人。“這怎么可能呢！最后我們經過大量考證，只能采 用戶數，而不采用口數。”但即便是這樣，學術界也有爭議。葛劍雄說，不管如何爭議，這種情況還是以我們大量的研究為主，最后通過文字在地圖中加以說明。
故事
跨進古地圖學術研究的殿堂
因為參與《國家歷史地圖集》編纂，而成為中國古地圖研究領域享譽中外的名家，這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孝聰沒有想到的。“是《國家歷史地圖集》帶我跨進了古地圖研究的學術殿堂。”
1987年，李孝聰的老師侯仁之說：“編歷史地圖除了要用歷史文獻，要用考古資料，要到現場調查，還需要一種資料。”李孝聰納悶了：“還有 什么資料？”侯仁之慢慢作答：“是中國古代地圖，主要是清代時畫的一些城市地圖，這些地圖雖然不是很科學、準確，但反映了當時城市的情況，你可以復原、轉 繪到你畫的地圖里。”侯仁之還特別提到，這類地圖中國有，國外也有，他在英國留學時，就曾在倫敦英國國家圖書館看到過。“如果有機會，你也可以去那兒看 看。”侯仁之說。
一句話點醒了李孝聰，也正是從那時開始，他關注起中國人畫的古地圖。1991年1月，李孝聰以研修學者的身份，來到了荷蘭萊頓大學。
身在荷蘭，李孝聰還是心系中國古地圖，他向英國學術院王寬誠基金發出了申請。在第一次申請遭拒后，李孝聰在第二次申請時放低了姿態，“聽說 大英圖書館保存了不少中國古地圖，不知道是否編了目，我很愿意幫你們確定一下是否存在一些錯誤。”對方很快寄來了大英圖書館館藏中國古地圖目錄，李孝聰從 目錄里指出了一些訛誤。沒幾個月，他收到大英圖書館地圖館館長的回信，順利地獲得了英國學術院提供的研究基金。
為了獲取中國古地圖的資料，李孝聰還曾給100位歐洲各大圖書館館長寫過信，并收到了六七十封回信，獲得了柏林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的邀請。 他還到英國國家圖書館以及意大利、梵蒂岡、德國等地圖書館深入調查、研究中國古地圖，愈研究愈深。在隨后幾年，李孝聰完成了他在古地圖領域的學術奠基之作 《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
“我把那些古地圖復印下來，并將復印件帶回了國。到現在已經20年了，我在國外淘的寶貝還沒用完呢。”李孝聰為當初的選擇，感到萬分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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