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郭華東曾受邀去瑞典做學術交流，住在斯德哥爾摩一座小島上。他下榻的賓館距離著名的諾爾貝獎博物館，僅有幾步之遙，他卻感到遙不可及。
兩會上，當郭華東看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我國科技投入占GDP的比例已達2%時，他對人類科學界最高榮譽的強烈愿望，再一次被激發。被喚起的，還有深層次的思索。
“我們的科研經費多，卻沒產出轟動世界的科技成果，也沒有出諾獎得主，為什么？”郭華東說，這是因為“中國科學家沒把精力放在科研上，而是滿大街跑關系、爭項目”。
3月11日，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記者會的科技部部長萬鋼，說出了包括郭華東在內的中國科學家的心里話：廣大科技人員多次提出，多頭申請、跑項目的負擔特別重。
為破除這一弊端，萬鋼說，我國科技體制過去一年打響了一場勇闖“深水區”、敢啃硬骨頭的攻堅戰。
這是一場呼喚回歸科學春天的重大改革。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要改革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管理方式。這一改革即指2014年年底出臺的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管理改革的方案。
根據科技部的解讀，這次改革即是將科技部管理的“973”計劃、“86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專項，國家發改委、 工業和信息化部管理的產業技術研究與開發資金，有關部門管理的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等，進行整合歸并，形成一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
全國政協委員、科技部原副部長程津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盡管科技計劃整合已有所進展，但更多的是對某個部門內部的計劃進行整合，而部門壁壘難以打破，他說，“容易治的是自己這條龍，九龍還沒治呢”。
面對中外記者，萬鋼沒有回避現有科技計劃和經費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他坦言，目前，中央財政的各類科技計劃約由近40個部門管理，有近百個計劃渠道，客觀上的分散造成了重復和封閉，影響了效率，資源碎片化的問題突出。
正因此，對“科研人員的時間去哪了”的追問，在每一年的兩會上，都是科技界人士的熱門話題。
中國農科院有關負責人曾向中國青年報記者透露，該院2012年各研究所申報科研項目渠道平均多達21個，其中來源渠道最廣的3個研究所分別 有43個、34個和25個。相應地，科研人員用于科學研究的時間占全部工作時間的平均比例為51%，其余時間主要用來爭取項目資金，參加各類會議、項目中 期檢查、項目總結驗收等事務。
尤為嚴重的是，這種科研體制為科研腐敗提供了空間。過去一段時間，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寧被查、學術明星段振豪鋃鐺入獄等科研腐敗案件，一次次拷問著我國現有科研經費分配體制。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長郭生練說，一種常見的腐敗現象是，申報人、中介與項目官員相互配合申請科研經費，若申請成功則按一定比例提取中介費。
郭生練曾多年擔任過湖北省科技廳廳長，他告訴記者，一些有實力的單位和個人，申報項目和經費過多，分包或委托他人幫忙完成項目，導致有限的科研經費過于集中和使用浪費。
這種功利主義導向在一定程度上敗壞了學界風氣，讓真正搞科研的人負擔越來越重。
全國政協委員、空軍工程師李鴻打了個比方：如今是挑水的和尚越來越少，而站著吆喝、督導如何挑水的和尚越來越多，那些挑水的和尚還不得不向監工的和尚拉關系、套近乎，不然，連挑水的機會都沒有。
3月7日，在政協科技界別聯組討論會上，科技部副部長張來武做起“自我批評”：“政府習慣用手中的權力管科學家，這從根本上是理念出了問題。科研的動力來源于科學家的好奇心和興趣，可是我們的科學家成了被管的對象。”
變革正在拉開帷幕。為了改變政府主導的不合理“項目導向文化”，未來，政府將不再直接管理科技項目。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科技部牽頭，財政部、國家發改委等相關部門參加的科技計劃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具體的科技項目管理，則交給“具備條件的科研管理類事業單位等改造成的規范化項目管理專業機構”。
達成這一目標并非易事。正如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顧逸東所說，“科學領域的中介機構就是咨詢評估機構，但目前我國類似的中介機構發展還不完善，需要有一個發育過程，才能逐步替代政府的部分職能”。
他同時表示，改革的方向是對的，但更要看政府部委之間的改革誠意和魄力。
說到底，改革的宗旨是為了把科學家的時間還給科學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潘建偉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創新創造關鍵在人。“我們現在不缺錢，但如果沒有人，砸再多的錢，都只是一串長長的零，毫無意義。”潘建偉感嘆。
今天，萬鋼透露，兩會以后，科技計劃管理部際聯席會議將抓緊召開。這意味著科技體制改革已成開弓之箭。
共有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