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發達國家都有正式立法，禁止對0至6歲的幼兒進行小學化知識教育，任何社會培訓機構都不能對幼兒進行小學化教育，否則就要受到法律追究。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家長的盲信和焦慮，也讓學前教育去小學化成為可能。
最近，成都市教育部門治理一家知名培訓機構違規設置教學點，引起社會輿論關切。這家教育培訓機構一直以“超前教育”聞名，培訓生意十分火爆，同時也因進行“超前教育”增加學生負擔而飽受質疑。教育部多次發文禁止拔苗助長式的超前教育和強化訓練，由于學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社會上的一些培訓機構就裹挾家長帶著孩子拼命“搶跑”。
這次成都市教育部門的治理，針對的只是該培訓機構的教學點沒有獲得辦學許可證，而并非針對其培訓內容。對于培訓機構的超前教育培訓——幼兒園上小學的內容，小學趕在學校教學前學習等，我國目前沒有明確的法律禁止。培訓機構進行超前學習培訓，教育部門只能依據政策文件進行監管，監管力度有限。對于培訓機構的超前學習培訓，家長和社會更多只有無奈地吐槽，以及隨之更加強烈的焦慮情緒，而培訓機構再把這種焦慮情緒變為商機。一些地方原來只存在于小學階段的奧數培訓，現在已經面向幼兒園小班學生開設。
打一個不恰當的比方，在一家電影院里，大家本來好好坐著看電影，但現在第一排的人站了起來，沒有人叫其坐下。為了看電影，第二排的人也站起來，隨著整個電影院的人都站了起來……痛苦地看完電影后，大家都慶幸自己站起來，否則根本看不到銀幕，卻忘記了在電影院看電影是有基本規則的。
對于目前培訓機構開展的超前教育培訓，有必要立法進行明確禁止，否則，原本只是對學校教育進行補充的“補習班”，可能通過超前教育，把學校教育變為“補習”。久而久之，甚至整個學前教育和義務教育的教學秩序，都可能被培訓機構的超前教學搞亂。培訓機構可以為學生提供個性化的學習輔導，但不能助長早學、超前學之風，因為早學、超前學從根本上違背了教育規律，對學生的正常學習和成長具有現實的危害。
社會機構“培訓熱”愈演愈烈，需要通過改革評價制度和優化教育環境解決。而當超前教育培訓的負面影響日趨嚴重，就應當從維護基本教育秩序出發，考慮立法對教育培訓的內容進行規范了。教育部已經對學校教育、幼兒園教育提出明確要求，禁止“幼兒園小學化”，但這只是行政規定，只對公辦幼兒園進行規范，不涉及進行教育培訓的社會培訓機構。而且，這個規定在一些公辦幼兒園經常遭遇“執行難”，也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社會機構“培訓熱”。
雖然教育部門禁止“幼兒園小學化”，但如果幼兒園不提供小學教育的內容，有的家長就送孩子去培訓機構學習這些內容，這就給幼兒園帶來很大的壓力。即便這一政策在所有幼兒園都得到嚴格落實，實際上也難以減輕幼兒的負擔，因為很多家長會送幼兒去社會培訓機構學習，這就使培訓機構的生意更加火爆，也加重了家庭的經濟負擔。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很多發達國家都有正式立法，禁止對0至6歲的幼兒進行小學化知識教育，任何社會培訓機構都不能對幼兒進行小學化教育，否則就要受到法律追究。極少數適合接受小學化知識教育的超常幼兒，只有在家里由父母進行早教。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家長的盲信和焦慮，也讓學前教育去小學化成為可能。
社會教育培訓機構的確為學生提供了差異化選擇，但當社會教育培訓影響和沖擊國家基本教育秩序時，就必須對其提供的教育培訓內容進行嚴格規范。鑒于目前的考試評價制度和義務教育不均衡狀況，我國社會要擺脫“唯分數論”還需要較長時間。在持續推進考試評價改革和學校辦學改革的同時，需要對教育培訓機構提供的“超前教育”明確予以禁止。這好比電影院可以把座位、環境等搞得舒適一些，但不能縱容前排的人站起來看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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