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官不見官”是我國行政訴訟審判實踐中的一個普遍現象，盡管近年來各地都在倡導行政負責人出庭應訴，但效果并不明顯。今年年初以來，北京市平谷區積極推行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行政機關負責人在行政訴訟中出庭應訴比例由原來的不到１％上升到目前的近４７％，在減少涉訴信訪以及推動依法行政方面，初見成效。
區長出庭“頭一遭”
今年６月，平谷區王辛莊鎮小辛寨村村民王某等３人因不服平谷區政府為某養殖基地頒發國有土地使用證，將區政府告上法院。６月３０日，這起普通的“民告官”案件在平谷區法院開庭。
庭審開始時，王某驚訝地發現，被告席上除了區政府的工作人員，還有平時只在電視上見過的區長張吉福。在北京市法院審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中，區長出庭還是“頭一遭”。
庭審中，張吉福不僅認真傾聽王某等人的發言，還不停地做筆記。而在法庭調查和辯論環節，張吉福積極發言，很少讓身旁的工作人員“代勞”。
“我們剛開始以為區長不可能親自來，區長這么忙，管的都是大事。區長來了，讓我感覺區政府對我們特別重視，把老百姓的事確實放在心上了。”庭審結束后，王某深有感慨地說。
“原告都是本本分分、老老實實的農民，他們的訴求也很實在，我把當時做出這個決定的背景說一說，會讓他們覺得，官司贏了，他們的行為也可能有瑕疵；輸了，他們也能理解。”談起此次出庭的初衷，張吉福說，“作為區長帶頭上法庭，讓大家感受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放下架子，以平等的心態坦然面對‘民告官’，有利于贏得群眾的信任、維護政府的權威。”
“紅頭文件”促“一把手”出庭
“區政府‘一把手’出庭應訴，這要是放在以前，那是不可想象的。”作為這起“民告官”案件的審判長，平谷區法院副院長楊連仲感慨地對記者說。
據平谷區法院介紹，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近五年間，平谷區法院共審結行政案件１１４件，只有1起案件有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
“一些領導干部還沒有真正樹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還沒有把自己從‘官’的位置上放下來，愛面子，怕現丑，說到底都是官本位的意識在作祟。”張吉福分析道。
平谷區法院院長趙軍表示，政府是社會管理的主體，通過“一把手”出庭，無論勝訴還是敗訴，都能發現執法中存在的問題，政府部門在今后處理類似問題時，會把工作做得更細致。“一把手”依法行政意識提高了，會帶動整個部門依法行政水平的提升。
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平谷區法院于今年１月向平谷區政府發送２０１１年第１號司法建議，建議平谷區政府建立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并將此作為對行政機關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
法院的司法建議得到了平谷區政府的積極回應。今年５月，平谷區政府正式出臺相關文件，規定了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親自出庭應訴的六種情形，并明確行政機關負責人是指行政機關的法定代表人。
為確保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制度得到真正落實，平谷區明確提出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與績效考評掛鉤，并提出建立健全通報制度、健全行政訴訟案件庭審旁聽制度、責任追究等相應保障制度。
多方互動讓“紅頭文件”落到實處
“‘紅頭文件’下發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只有法院和政府部門互動起來，才能達到通過‘民告官’提升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水平的目的。”趙軍這樣表示。
在行政案件結案后，平谷區法院采取“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方式不定期地對行政機關負責人進行回訪，了解行政機關涉訴后采取改進執法工作的措施、效果等情況，并提出改進行政執法行為的意見和建議。此外，平谷區法院還定期將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情況向平谷區政府法制辦通報，便于區政府及時掌握下屬單位負責人出庭應訴情況。
平谷區法院還選取涉及民生、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行政案件，邀請區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庭審，并發放調查問卷，了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對行政機關執法過程中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執法程序以及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表現等方面的意見與建議，并將意見與建議及時反饋行政機關負責人。
一系列舉措讓“紅頭文件”真正發揮了作用。今年前１０個月，平谷區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８７件，已結７３件，其中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案件３４件，出庭應訴率達到４６.５８％，較２０１０年全年高出４２個百分點，也遠高于北京市法院績效考評標準（一審案件被告主要負責人出庭應訴率達５％）。而在出庭應訴的行政機關負責人中，法定代表人親自出庭應訴率高達９４.１２％，徹底改變了該區過去幾年中幾乎沒有行政“一把手”出庭應訴情況。
今年以來多次出庭應訴的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交通支隊隊長趙群表示，通過出庭應訴與行政相對人直接平等對話，直接傾聽群眾對交通執法工作的意見，可以拉近與群眾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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