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職稱要經過怎樣的歷程？不少高校教師對此諱莫如深。
今年以來，由高校職稱評審引發的社會關注不斷：武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因不滿職稱評審，揮拳打向評審委員會的教授；湖南省高校職稱評審中，有評審委員在賓館“開房收錢”；西北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在網上公開宣布，以后不再參加“職稱游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稱，大學職稱評審制度“病得不輕”。
職稱評審制度到底患了什么病？它的程序是否公平？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病癥一：程序“外緊內松”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其實，職稱評定并不像它表現出來的那么“亂象叢生”，甚至，它的過程可以用“程序合理、規則嚴謹”來形容。
北京某大學副教授李易向記者還原了評職稱的大致經過。“如果年底要進行職稱評選，那么在6月份的時候，學校會把相關規定發到院系，大家根據條件做準備；8月份，校方一般會確定名額、出臺細則，并給予老師一兩周的時間準備材料報名。材料一般一式三份，這時，報名的老師要先經過第一關，就是‘盲審’。‘盲審’制度是雙向匿名，彼此不會知道對方的信息。這個過程會‘淘汰’掉少量的報名者，相對公平。通過‘盲審’后，老師們要通過第二關‘專家評議組’的審核。如果是經濟管理專業，一般是中文、金融等‘文科評議組’專家進行評審，如果得到了全部選票的三分之二，就進入第三關——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評議。學術委員會根據各項條件以及得票等標準綜合考慮，評議出最終結果并進行公示。整個過程會歷時3到4個月的時間。”
而在這種看似嚴謹的程序下，卻滋生出各種“潛規則”。李易解釋道：“比如‘盲審’，盡管雙方的信息都保密，但學校之間卻總有默契，因為，自己學校總有機會落到對方手里，大家對此心照不宣，除非真的說不過去，不然不會被‘盲審’攔住腳步的。當然，一個都不淘汰也說不過去，會象征性地淘汰掉準備不太充分的。”
同時，李易認為，評議組專家“外行評內行”，“他們往往是‘大文科’或‘大理科’的范圍，對教師的專業水平很難給出客觀評價”。
而最不合理的卻并不在此，李易認為：“‘專家評議組’一般只有一下午的時間投票，一摞摞資料他們翻完一遍都有難度，更何況是認真看。這樣外緊內松的政策最容易滋生各種潛規則，而極低的通過率更助長了這種潛規則的‘發揚光大’。”
于是，出現種種亂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病癥二：關系網的“侵蝕”
關系網，是職稱評定繞不過去的坎兒。
“發稿子要找人，申請課題要找人，報名要找人，投票還要找人。總之，找不到人寸步難行。”李易說，“有幾篇論文、有多少課題都是評職稱的硬性條件，而這些，都要靠找人。”
廈門某大學老師李興（化名）告訴記者，按學校規定，講師評副教授要在權威期刊上發三篇論文，還要有幾篇核心期刊論文。“就權威期刊發的論文數，達到的可能性非常小。”他說，院里有兩位青年教師工作六年還沒完成任務。為了在評職稱的先決條件上高人一籌，這個暑假他打算不回家看父母了，留在學校專心寫論文。
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找關系發論文和國內學術期刊的評審制度有關。他說，國外有一套比較好的制度來分配各種學術機會，比如學術期刊要進行雙向匿名評審。“他們一般是編輯初審，然后送出去給專家審，用稿的權力在專家。而我們是編輯辦刊，用不用稿子權力在編輯。”
申請課題也得“有關系”。李興說：“課題評審中有很多問題。”根據他的經驗，教育部課題“公正一點”，因為是網上匿名評審，“比較難知道評議人是誰，也就不好找關系去活動”。
而有的課題申請就不一樣了。以國內某項評審為例，按程序，評審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門將材料寄給評議者，“這其實相當于知道評議者是誰了，有的老師就會比較積極地私下去活動。”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學，正在申請其中的課題，得知李興所在學院的一位教授是評審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動“照顧”一下他們的課題。
關系網越來越龐大細密，一些學校開始放權，把職稱評審的權力下放到院系，“但學院院長又頂不住壓力，因此，院里復雜的人事關系會影響投票的公正性。在現有體制下，誰人緣好、關系硬，誰就能評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訴記者，“評審中山頭、派系色彩太厲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后遺癥：學風浮躁
自從當大學老師以來，課題、職稱的壓力一直伴隨著李興。
每年學校都要制定一個總目標，然后分解到各學院，學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個老師。“我們老師就要到處去找課題。”李興說。
“大學職稱評審的本質是對教師學術能力和教學能力的評價，可是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被異化了。”熊丙奇說，高校以課題、論文數量作為評職稱的標準，“這看似很公平，但學術貢獻的大小能用論文的多少來衡量嗎？”他說：“我們的標準是關注論文發表的數量及論文發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課題比作“學術化肥”：“現在職稱評審比的是拿到國家學術化肥的能力，而非產生學術成果的能力。它不管產生成果的好壞，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風氣，破壞了學術生態。”
目前高校的職稱評定標準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認為它只認論文不認人，相對客觀，但李興說：“這種量化的考核體制，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助長了學術浮躁。”李興說，要發一類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設法去拉關系，這對教師來說，“成何體統”？一些刊物辦得不規范，而學校又要有數量，就只能給那些刊物寫。李興說：“這對你的研究約束性很強，你只能跟著他的指揮棒走，而自己感興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擱下來。”
課題也是一個指揮棒，其題目絕大多數是現實性很強的。李興認為：“這對比較基礎的學科、純理論的學科，比如思想史、哲學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對學術的長遠發展來說，基礎學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覺很無奈：“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學術權威外，我們的圈子里，都要為申請課題去有意識地迎合，去找現實課題。”在這種浮躁的風氣下，“一年到頭，大家都在趕著申請課題，找能長時間吸引眼球的題目，很難靜下心來，做社會關注之外的基礎課題研究”。
李興笑稱：“現在的大學有點像企業，企業在推新產品，我們則在想新課題。”熊丙奇也認為，大學職稱評審強調論文數量、期刊檔次，導致高校教師努力去炮制論文，沒有人沉下心來，花多年長時間去做一個課題。他說：“用這個來引導教學科研，結果是學術生態功利化，教師整體變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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