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在第23屆長城國際心臟病學會議上表示，“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橋。它對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但根據現在的統計資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譜兒。因此，在穩定的情況下，我作為心臟科大夫不建議做支架。”（10月14日《中國青年報》）
其實，有關心臟支架背后的過度醫療以及醫德不堪，早已不是秘聞。一旦有心臟疾患，很多醫院和醫生，都會推薦搭支架，以致這樣本來屬于高端和精密的手術，如今漸有泛濫之勢，據有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每臺心臟介入手術平均使用約1.6個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國介入支架使用量超過65萬個。
伴隨如此大的支架數量，則是隱匿其后的暴利現實。正如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提到的那樣，安裝一個心臟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廠價格高數倍甚至十幾倍的錢。一個國產的心臟支架，出廠價不過3000元，可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到岸價不過6000元，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
反思這樣的不堪局面，踉蹌的醫德難辭其咎，在利益和患者的健康面前，很多醫院和醫生將患者利益放逐。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件“周瑜打黃蓋，愿打愿挨”的事，但其背后，則是醫患關系和醫患互信的對立與裂痕，是以藥養醫、以器械養醫成為醫生收入主要來源的不爭注解。
剔除心臟支架之類的過度醫療以及暴利醫療，當是醫德重建和衛生監管的當下必須，唯有嚴肅監管，醫德回歸，方有可能革除暴利和過度的醫療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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