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行政自由裁量權標上刻度

近日，新的《安全生產法》頒布實施，其中將生產事故的處罰上限提高到２０００萬元格外引人注目，這無疑會加大對企業安全生產的威懾力。但行政處罰權的標尺長了，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權也隨之拓展，在依法治國的背景下，亟需為這種自由裁量權標上刻度。

　　自由裁量權，是指行政機關極其工作人員在法律事實確定的情況下，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依據立法目的公平合理的原則，自行判斷行為條件，自行選擇行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決定的權力。通俗點講，就是給行政機關及執法人員一定程度自由處罰的權力。

　　從立法本意看，這是賦予行政部門及執法人員執法彈性，不搞一刀切，讓執法行為更加靈活，以達到更好的執法效果。在世界范圍內，自由裁量權都是把 雙刃劍：用的好了，能夠起到“見機行事”的效果；用的不好，反倒會造成權力尋租，導致貪污腐敗。因此，自由裁量權也是各國重點監督的對象。

　　在我國，行政機關的自由裁量權歷來引發不少爭議。尤其是近年來，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經濟層面。究其原因，無外乎涉及經濟處罰的自由裁量權尋租風 險小、回報高。除此之外，法規本身的漏洞，也給自由裁量權尋租留下了巨大的空子。以新的《安全生產法》為例，其中規定發生生產事故的，一般事故最低處罰金 額僅為２０萬元，發生特別重大的事故最高可處罰２０００萬元。如此懸殊的處罰彈性，如果缺乏可以量化的刻度以及有效的監督措施，難免會給權力尋租留下滋生 的土壤。

　　幾乎在各個行政部門之間，都存在這種類似的自由裁量權。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并要求各地政府落實權力清單制度。其根本目的，是減少權 力運行中的人為干擾因素，讓權力的運行更加科學公正。目前，各地的權力清單制度推進迅速，眾多行政權力得到清理，但作為權力尋租重災區的自由裁量權卻尚未 引起足夠重視，權力清理依然任重道遠。

把權力關在籠子里，無疑會有效限制行政部門“亂動的手”。對于自由裁量權來說，如果上下限之間的空間代表權力尺子，那么為這把尺子標上相對精準 的刻度無疑就是關住權力的籠子。這個刻度，既要賦予行政部門和執法人員一定的變動空間，又要保證這個空間不可隨意伸縮。有了這把標有刻度的尺子，不但官員 的執法尺度可以比照，群眾雪亮的眼睛也有了參照物，社會監督無疑會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