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夫妻同床共枕還在微信上道晚安》的文章在網上熱傳，引起人們關注與討論。一方面，微信在生活中已成為重要的通訊工具；另一方面，微信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
這篇熱傳的文章說：薛先生是記者的一個朋友。他和妻子都是80后，感情很好。10年前異地戀時，網絡不方便，兩個人經常坐火車橫跨大半個中 國見面。現在，薛先生發現，兩個人感情仍然很好：“和老婆睡一個雙人枕上，卻經常在她微信里留言道晚安。” 薛先生覺得，“這是件很小也很可悲的事情”，元旦時，和妻子相約戒掉睡前玩手機的習慣，可是，到現在都沒改過來……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微信等現代即時通訊工具第一次引起類似的爭論了。2014年4月，一條關于社交狂人的視頻在網絡上被播放了近4500萬 次。一位叫加里·特克（Gary Turk）的年輕人面對鏡頭，控訴手機加重了人的孤獨，“我有422個聯系人，但我很孤獨……”。彼時，這種真實發生的現象被冠以“微信孤獨癥”的名號， 并且也曾在網絡上大肆傳播。但在這一波傳播過后，多數人把“微信孤獨癥”忘得一干二凈，而微信仍存在于手機中。
所以，不管你承不承認，手機已經綁架了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大家的相處方式。“朋友圈里大家情意綿綿，現實生活中卻很少相見”已經是常態了，而這正是反映出在如今的微信時代，我們生存出現孤獨、精神產生孤獨感似乎正在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
有人曾歸納“微信孤獨癥”的一些癥狀。“人們在網上待的時間越長，在現實中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就越少。”這是人際關系中的疏離與孤獨。
科技正促成一些“后現代主義時代的家庭”，雖然同在一個屋檐下，每人待在各自的房間上網，家庭成員的關系變得疏離，社會的組織結構變了。這是家庭關系中的孤獨。
還有人說，“社交工具讓網友變成了朋友，也讓朋友變成了網友。”有3000多個微信聯系人，4000多個手機聯系人，常聯系的卻很少。我們 每參加一場活動，添加微信號、掃微信二維碼成了標準動作，“我微信在線的時候很熱鬧，不在線的時候很孤獨。”這是朋友的生活中的孤獨。
我們人的存在，是由自我和我們與世界的關系構成。一旦我們產生孤獨、孤獨感，說明我們的自我的主體性，我們與世界的關系出現了問題。孤獨、 孤獨感，是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情感和精神和周圍之間仿佛有一堵“墻”。這體現的既是人的自我的分裂，也是失去了和人們共生欲望的感受，而最終使 自己一直處于冷冰冰的孤獨之中。
所以，因為微信，無論是“人們在網上待的時間越長，在現實中與人打交道的機會就越少”，還是“家庭成員的關系變得疏離，也許是社會的組織結 構變了”，乃至“我微信在線的時候很熱鬧，不在線的時候很孤獨”，實際上都是我們不僅喪失了自我，也喪失了自我和世界的關系，最重要是喪失了我們個體與客 觀世界的聯系，失去外在指向，被限定和依附在微信世界的生活當中。正像一個網絡段子所描述的那樣：“每天早晨，人類從微信中醒來，不刷牙、不洗臉、不下 床……第一件事，用各種各樣的安卓、iOS、iPhone、iPad、三星、HTC、聯想、OPPO……奔向同一個App：微信。每天早晨，每個草根，和 屌絲，都突然找到了皇帝批奏折的感覺，要瀏覽比真皇帝的奏折還要多得多的微信留言。”上個世紀末，弗雷德里克·姆遜出版《文化轉向》一書認為：后現代主義 的兩個特征包括了現實轉化為影像和時間斷裂為一系列永恒的現在。而這正與當下即時通訊工具所造成的現象一致。有研究就認為，即時通訊工具正造成空間距離感 的模糊或消失。微信使時間化為破碎的、間斷的“永恒的當下”，現實也在微信中化為影像。這種生存（僅僅生存于微信世界）的限定和束縛（即“破碎的、間斷的 ‘永恒的當下’”），讓我們感覺到，似乎只有微信世界才有意義，才是一切，從而失去了外在的世界、外在的生活，構成了我們的“微信孤獨癥”。
有人說，“人的孤獨感和對科技發展的擔憂，都源于對確定性和秩序的失去的恐懼。”其實，要避免這樣的孤獨的焦慮和技術的焦慮，主要的還在 于，我們不能從現實的客觀世界逃避到微信世界，失去自我和主體性，放棄和世界的聯系。這也就告訴我們，如果避免持續地處于孤獨狀態中，我們就要重新確立我 們的外在指向。
這就是，我們需要重新恢復與世界的直接聯系，使自己的對更廣大的客觀世界的感覺復活和蘇醒，在實際生活中重新調整自己，建立新的人際關系， 尋找到我們感興趣的工作和生活，向他人敞開，尋求與自己的同胞有意識的溝通，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體驗，分享愉快和歡悅。我們需要他人給予的愛，也積極 主動地關切他人的幸福。這樣，就是我們戰勝了孤獨，戰勝了焦慮。這給予我們哲學的意義就是，我們人的生存原來是作為一種精神來確保自由和解放，去克服自己 限定者的限定作用；我們也許就是這樣被存在本身召喚的，即是在本身被存在限定的同時，借助限定進入到自由和無限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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