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市病”不比“大城市病”小

說到“城市病”,許多人都以為那是大城市才有的問題。但事實上,在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隨著大城市對人才、資源的集聚效應不斷增強,介于農村與大城市過渡地帶的小城市,正在遭遇“小城市病”的困擾。小城市面臨的問題,既有大城市的通病——人口集中、交通擁堵；也有小城市的特點——比如文化生活貧乏、產業空心化等。有些小城市甚至病得比大城市還重。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城市是中國各類要素資源和經濟社會活動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實現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這個“火車頭”；要把握發展規律,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揮這一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有效化解各種“城市病”。這里所說的“城市病”,患者既包括大城市也包括小城市,“小城市病”亟須引起重視。

　　近日,新華社記者楊紹功(以下簡稱:記)專訪了在國內較早全面研究和闡述“小城市病”概念的專家——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胡小武(以下簡稱:胡),請他深入解析“小城市病”,并為眾多小城市“把脈開方”。

　　“小城市病”征象

　　記:“城市病”并非新鮮概念,但“小城市病”是一個比較新的提法。是什么契機促使您關注并研究“小城市病”?

　　胡:按照最新的劃分標準,我國有1800多個城市屬于小城市,小城市數量占中國縣城以上規模城市總量比例超過了85%。中國整體上還處于一個小城市占絕對多數的城鎮化分布形態。可以說,小城市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發展質量高低,是決定中國城鎮化發展順利與否的根本性問題。

　　記:在您看來,“小城市病”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病”?

　　胡:“小城市病”這個概念很早就存在了,但一直沒有人系統地研究、定義過。我是研究城市發展的,覺得有義務也有興趣把“小城市病”這個概念作深度拓展。“小城市病”主要指城區常住人口少于50萬規模的城市出現的人口流失、經濟增長乏力、資源枯竭、就業艱難、人才逃離、文化荒蕪、發展動力欠缺等問題。這些小城市的問題集中體現為一種“庸墮化”現象,即精神生活庸俗化。社會交往“強關系化”、經濟增長模式僵化、創新資源衰竭化。概括起來,可以稱之為“小城市病”的“庸墮化”現象。

　　記:庸俗、墮落是文化上的,也是“小城市病”給人的直觀感受?

　　胡:是的。“小城市病”最直觀的一個病征,是文化方面沒有生氣。

　　中國較高層次的文化資源,幾乎全部分布在以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為主的中心城市。即使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小城市,其城市公共文化場所與高層次文化場所資源也都普遍缺乏。在絕大多數中國的小城市,諸如美術館、博物館、畫廊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時尚文化空間幾近缺失。90%以上的小城市沒有自己的市立單體美術館建筑和兩所以上的免費博物館,畫廊更是鮮見,有格調的咖啡館、時尚文藝空間也是稀缺產品。這些象征文化品位的場所空間,近些年在大都市如雨后春筍般崛起,而在小城市卻仍然無法生根發芽。城市發展如果缺乏文化品格是不可持續的,這已被當今發達國家的無數事實證明。

　　如果沒有高端的文化空間,低俗的文化活動就可能占領市民的文化生活。在缺失文化格調的小城市,市民的精神生活樣態較之大都市顯得較為單調,麻將、撲克、電視劇占據了主流,賭博風氣日漸濃厚,許多公務員、青少年、賦閑人員以及拆遷上樓的農民都普遍愛好麻將,或大賭或小賭,甚至專業賭徒也有不少。

　　另外,還有數字表明,小城市開始進入一個吸毒人數增長期。網絡曝光的一些極端吸毒案例,已經暴露出小城市年輕群體吸毒的蔓延趨勢。特別是中部地區的一些小城市,吸毒群體長期盤踞在一些小賓館,群聚性地開展販毒與吸毒。大城市雖然也有不少吸毒群體,但擴展到了小城市,更加削弱了小城市的健康發展能力。

　　上述這些現象表明,庸俗生活方式逐漸弱化了小城市文化活力,又阻滯了新的文化生活方式的生成。

　　“小城市病”病根

　　記:小城市文化方面無生氣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胡:說到底是人的問題。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小城市的文化生活環境越差,越難以吸引高水準人才。這種文化環境歸根到底受限于文化資源的分配——高等教育資源與高層次知識人才缺失,導致小城市整體知識水平低層次化。在國外,很多世界名校都藏身小城小鎮。然而,看一下中國“211大學”的分布情況不難發現,全國地級市中只有6個城市擁有“211大學”。其他240多個地級市只擁有為數不多的普通型大學、學院、職業學院等高教資源。而超過1600多個縣級小城市缺失全日制本科大學或學院類的高等教育機構。這就造成小城市嚴重缺失高等教育資源和本地化的高層次知識型人才。

　　同時,由于小城市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局限性,很難吸引重點大學畢業生或海歸人才,城市整體知識水平客觀上呈現出低層次化。這必將最終削弱整個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知識審美層次,導致小城市很難具備如大城市一樣的創意階層與文藝青年。這不僅削弱城市文化資本的生產,更破壞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構建。

　　記:引進人才或鼓勵人才回流能否緩解這種“人才荒漠化”?

　　胡:很難。如果關注過北大博士馮軍旗的調查作品《中縣干部》,人們或許能看到問題所在——地方資源稀缺導致的社會分配關系板結。有很多年輕人回到小城市感覺各種不適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發現小城市做事情比大城市更要“拼爹”、拼關系。熟人社會在小城市的社會交往中容易形成一種“強關系化”趨勢。這種小圈子的壟斷就是一種“強關系化”的結果。小城市由于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非常有限,產業結構也相對單一,人們為了謀得一份工作、一個掙錢的機會、方便辦事或就醫、就學,都會在第一時間尋求各種關系。

　　小城市社會生活的“強關系化”導致選擇機會不足。強關系社會導致了小城市生活的逼仄性,最終使得小城市開放度低、社會網絡規模小,個體選擇機會及生活方式的自由度大大降低。

　　“強關系化”的原因是資源稀缺,因此會依賴關系進行分配,肥水不流外人田。甚至導致部分小城市資源分配更不講規則。使得一些老實本分的人根本無法獲得發展機遇,創新創業很難在小城市開展。

　　因此,簡單引進人才和人才回流并不能解決人才荒。要留得住人才就必須想辦法把小城市的機會“蛋糕”做大,規則意識扎根,讓更多人可以自由、公平地在小城市站穩腳跟、生活下去。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解決好小城市的產業發展問題,還要解決公共治理的公平問題。

　　“小城市發展陷阱”

　　記:產業是新型城鎮化的核心要素,人與文化需要靠產業來滋養。“小城市病”的產生和蔓延是否與產業發展落后有關?

　　胡:的確如此,小城市產業發展落后主要表現在產業結構單一,導致經濟活力日趨弱化。因此,大量小城市都存在就業門類較少,就業機會緊張,靜態失業率較高,人口外流明顯的現象。可以看到,大多數人口在50萬以下的小城市,其城市形成之初大多依賴少數大型工業企業或廠礦型企業起步,農業直接進城人口占比較高,一半以上的人口依托少數幾個企業或行業就業。

　　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某縣級市,城區人口不足20萬,工廠都分散在各個鄉鎮農村區域,城區主要有行政機構、學校、醫院等。整個城區沒有一棟單體的現代化的商務型寫字樓。

　　記:這種經濟、人口、社會結構失調有何影響?

　　胡:一旦小城市建設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長的需求,就會導致城市基礎設施供給滯后于城市人口增長,從而引發一系列矛盾,出現環境污染、人口擁擠、治安惡化等“大城市病”。小城市社會學意義上的結構失調,可能帶來深層次的結構失調和問題。比如,近年來一些小城市淪為人少房多的“鬼城”,小城市房地產的虛假繁榮早已開始呈現擴大化趨勢。根據城市人口與經濟實力,小城市大多屬于四五線城市,前期房地產投資高漲之后,已基本滿足20世紀八九十年代累積的住房需求,這一時期的土地財政也填充了不少地方政府的財政窟窿。但是地方產業發展乏力,盡管住房供給開始過剩,政府還在選擇延續土地財政的非理性發展,這就導致近幾年開發的大量樓盤空置率過高,爛尾樓盤增多,加大了“鬼城”風險。

　　空間城鎮化的盲目冒進,帶來的不僅是城市的工地化,更使得城市的經濟,尤其是房地產市場處于泡沫化狀態,使整個城市處于一種“浮躁式的建設”狀態。這一現象與近期全國170座城市房地產監測結果中有110多座城市房地產價格下降相吻合。這110多個住房價格下降的城市,絕大多數都是小城市。在新城規劃、城市更新的方針下,可以看到很多內地小城市的新樓盤遍地開花,顯然已嚴重過剩。

　　記:您提到過一個“小城市發展陷阱”,這是“小城市病”惡化的結果嗎?

　　胡:在城鎮化發展的關鍵階段如果任由“小城市病”惡化下去,就有可能讓小城市落入“小城市發展陷阱”,就像我們常說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城市發展的極化現象,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對小城市的各種資源典型的“虹吸效應”。創新人才與知識經濟全部集中在高校密集的大城市,小城市缺乏高等教育資源,難以培育出創新文化氛圍。

　　大學畢業生和高級白領所青睞的研發機構、金融機構、外企、國企總部、行政機關、大型企事業單位,也幾乎都分布在一線城市及省會大城市。這些吸引青年人才的機構,在中國的小城市幾乎空白。具有文化品位和知識審美層次的創意階層與文藝青年群體,隨同優質教育及就業資源的結構性缺失,最終加劇了精英群體與小城市的疏離。這種因小城市局限性所致的城市文化日趨封閉、活力缺失,最終導致小城市固化了自身封閉的社會結構。

　　“小城市發展陷阱”就是小城市因被邊緣化而凋敝,從而拖累大城市陷入更深的“城市病”。比如,去庫存政策在小城市舉步維艱。由于大城市的人口持續集聚,一線城市房價持續走高,追漲心理十分明顯,購房資金和人口繼續追漲一線、二線城市。小城市持續被“虹吸”、被逃離。同時,由于小城市過去十多年所開展的城市化建設開發與投入,地方債務已經累積超過警戒線,在去庫存乏力、經濟活力不足的形勢下,將面臨巨大挑戰。

　　“小城市病”怎樣治

　　記:您指出了“小城市病”的病征,能不能同時開出藥方?

　　胡:說實話,“小城市病”怎么根除,我至今沒有找到具體的辦法。我跟蹤研究城市發展二十多年了,但在目前的發展格局之下,對解決“小城市病”我也只能提出一些僅供參考的思路。總體上來看,一些陳舊的發展觀念應該擯棄,比如盲目地招商引資,盲目地在城建項目中大干快上,盲目地在發展中貪大求全。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要促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認為擯棄舊的發展觀念也是城市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體現。

　　一是,城市發展渠道從招商引資轉變為招才引智,可以是治療“小城市病”的一種方式。比如,在江蘇泰州的縣級市靖江,2014年9月該市引入常州大學懷德學院,建成江蘇長江北岸的第一家縣級大學,隨著8000多名師生來到這里,將為當地帶來化工、金屬材料、機械制造等專業的人才,與當地產業特色高度契合,從長遠來看將解決當地技工招工難的問題。更直觀的效果是學校還沒開學,周邊的小商鋪、餐廳甚至咖啡館都已經聚集起來,為當地帶來了蓬勃發展的服務業。類似的例子還出現在浙江奉化和南京溧水等地。從向大企業招商到向大學招才,這是修復小城市人才構成的一個選項。而且要提升整個城市的競爭,歸根到底還是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才有技術和資金。

　　二是,城市發展方式從擴大增量轉變為優化存量,也可以是化解“小城市病”的一個突破口。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建設和諧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現代化城市。特色將是未來每一個城市安身立命的基礎,沒有特色的城市就沒有競爭力。而特色需要從城市既有的存量上去挖掘,去找到城市有競爭力的一面。比如,從最簡單的做起,第一是城市的衛生環境、市容市貌要搞好,有環境才能展現正面的城市形象；第二是市民的文明素質建設要好,從既有的基礎上提煉和培育城市文化。這些都可以借助文明城市創建來做。做好這些基本工作,目的是要在既有的發展框架下“止損”,通過治標為“小城市病”的治本贏得空間和時間。

　　三是,城市發展取向從搬遷移植轉變為交流合作。以往小城市招商引資都是希望把大城市的項目和資源直接移植到本地,這樣可以快速增加GDP,但許多并不成功,歸根到底還是小城市的“土壤”不適合。如果采取交流合作的方式對接城市產學研的高端資源,不強求生產中心、研發中心、人才基地落戶,而更加看重交流合作帶來的帶動效應,或許既能減少搬遷移植的風險,也能為小城市帶來更多本地化的內生動力。比如,有些小城市就通過對接高端科研院所在本地設立研究機構,實現研發人員的交流往來,帶動小城市相關領域的研究和相關人員的思維生活方式、文化需求的轉變。在長期反復交流中,既能帶來更多切實的合作,更可能潛移默化地一步步改變小城市的氛圍。

　　記:渠道、方式、取向都要轉變,這還只是解決“小城市病”的去表之方?

　　胡:要根治“小城市病”不是朝夕之功。因此,我希望國家能夠鼓勵這種對流,把部分產學研的節點和終端放在小城市,通過與大城市的頻繁互動和交流,帶動小城市合理分工布局。

　　這個方面,我想舉蘇南鄉鎮企業的例子。為什么上世紀八十年代鄉鎮企業能夠在蘇南發展起來?重要原因是蘇南的鄉鎮大膽地以本地資源去嫁接上海等大城市的研究資源,拓展了新的發展空間。因此,國家應當考慮出臺政策,鼓勵小城市在地資源的優化升級,路徑是嫁接外部資源,是以我為主對外合作而不是招商引資。通過互利雙贏的合作帶來小城市產業、人文環境的量變,假以時日再尋求發展上的質變。這恐怕是小城市必須正視的一條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