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與雷鋒合影的小學生孫桂琴如今也是一名軍人。
一段只有22年的生命旅程，卻綻放出耀眼的光芒。一個身高只有1米54的普通戰士，以自己崇高的精神和平凡的事跡，樹起了一座令人敬仰的思想道德豐碑。這個人，就是雷鋒。
他的精神哺育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甚至成為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尚。今天的懷念，是為了明天更好地繼承——
今天，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新展廳里，《不朽的豐碑 永遠的榜樣——雷鋒事跡大型原創攝影作品展》揭幕，匯聚了曾給雷鋒拍照的8位軍隊作者的原創作品以及雷鋒在照相館拍攝的所有照片近300幅。
連日來，本報記者走訪了雷鋒的老戰友、為雷鋒拍攝照片最多的兩位攝影家張峻和季增，以及雷鋒曾經輔導過的“小學生”孫桂琴。幾位老人的回憶，和展覽中呈現的一個個歷史瞬間，還原了一位真實、可親、可敬、可學的雷鋒。
“連環畫”版老照片
在此前召開的發布會上，展覽的主辦方透露，本次影展展出的照片既有全國人民熟知的老照片，更有第一次公開發表的珍貴歷史照片。
張峻帶著記者在展廳里一一辨認。大部分首次亮相的照片都是曾經的連拍照。就是說，攝影師在同一場景拍攝了多張照片，但最后只發表了一張，其余神態相似、動作雷同的照片可能并未展出過。于是，展廳里出現了十多處“連環畫”似的照片組展。
第一組“連環畫”的作者就是張峻。照片是雷鋒擦車的場景。
張峻回憶，“其實雷鋒平常擦的車是蘇聯產的‘嘎司51號’，因為當時雷鋒曾經在報告里寫道：‘我的母親就是黨，解放后我有了家’，所以我想著一定要拍出‘解放’后雷鋒的形和神，于是特意選了一輛解放牌的國產車，拍照時也注意取上寫有‘解放’的車頭。”
還有幾組照片更像是四格漫畫。其中一組畫面，講述的是雷鋒給醫院傷病員送月餅，醫院門口雷鋒的背影、病床前雷鋒送月餅的場景都有展現。這些是張峻的戰友季增拍攝的。
季老回憶說，這組照片是1961年拍攝的。當年中秋節，雷鋒所在的運輸連發給每個人４塊月餅。同志們拿到后都高興地吃了，可是雷鋒沒有吃，用紙包起來放到挎包里。有個戰士問他怎么不吃，他說：“醫院的病床上還躺著許多傷病員，他們為建設社會主義負了傷，在節日里，需要人們的友愛和溫暖。我想把這些月餅送給他們。”
第二天出早操，這位同志把雷鋒的想法告訴了季增。誰知，當他背著相機跑到運輸連時，雷鋒開著車給三營拉糧去了。找到宿舍一看，墻上的挎包也不見了。季增靈機一動，干脆直接去雷鋒經常去的一家醫院門口“守株待兔”。
“等了大概一個小時，雷鋒背著挎包，拎著一個小包袱走過來。我連忙閃到暗處，趁著他往醫院里走的工夫，抓拍了這張照片。”季老指著一張雷鋒走進醫院的背影照片說，“這時候，他還沒發現我呢。”
“后來，我跟著雷鋒一起走進病房，他看到我挺吃驚。”季增指著一幅橫版的照片說，“這張他打開挎包拿出月餅遞給病號的照片以前沒有發表過，當時雷鋒親切地說：‘這是我的一點心意，希望你們早日治好病回到建設崗位上去’。”
雷鋒“導演”的照片
展覽中，雷鋒和孩子們的合影出現多次。其中一張是一群孩子圍繞在雷鋒身邊，聚精會神地聽他念課文。照片中離雷鋒最近的一個女孩叫孫桂琴，她之所以能站在那個位置，全是雷鋒“導演”的。
1960年，雷鋒成為撫順市望花區建設街小學校外輔導員，當時孫桂琴正上小學二年級。“他第一次來學校的時候，我們都特別高興。因為終于能見到這位有名的雷鋒叔叔了，我特意穿上了惟一一件白襯衣，到校門口去歡迎。”
對于第一次見面，孫桂琴這樣回憶：“他個子不高，臉色紅紅的，走起路來很有精神。當時我特別激動，手都拍紅了拍麻了，可是一點也不覺得疼。主題大隊會特別隆重，我們向他敬獻了少先隊最珍貴的禮物——紅領巾，他激動得熱淚盈眶。”
從此，孫桂琴成了雷鋒運輸連的常客。“我們放學后經常步行一站地，到宿舍去找雷鋒叔叔。有時候我們也不過去，就是遠遠地看著他。”
有一次，雷鋒到孫桂琴學校的少年之家輔導大家功課。正好趕上張峻和季增去采訪，說想拍一張學生和雷鋒的合影。
“當時，一下子炸開了鍋，所有的小伙伴都往前涌，書包都擠掉了。我膽小臉皮兒薄，不敢往前擠，就負責給同學背書包。”孫桂琴回憶的時候帶著笑容，“你能想象嗎？一個小姑娘挎了一身書包，躲在門口眼巴巴地看著同學和雷鋒叔叔照相。當時，我特別想去，但又不敢上前。”
細心的雷鋒發現了她，并親切地把她拉到了身旁。“我剛站好，雷鋒叔叔就站起來，讓季增叔叔出門幫著找磚頭，我也不明白為什么。”孫桂琴說，“磚頭找到后，雷鋒叔叔讓我踩在腳下，之后才坐回桌子前拿起課本，準備拍照。直到后來我才明白，原來雷鋒叔叔見我個子矮，怕我被小伙伴擋住，所以特意給我‘長個兒’了。”
照片中，孫桂琴睜著一雙大眼睛，興奮地盯著雷鋒，周圍的小伙伴們則笑容滿面地圍著他們。
采訪孫桂琴時，她正在招待所房間里整理與雷鋒有關的收藏，床上攤了三五張翻拍的照片，一條棉布質地的紅領巾格外顯眼，雖然有些線頭毛邊，但顏色鮮艷，她說：“這是雷鋒叔叔當年親手給我戴上的，是我的壓箱寶。”
“有一次，我上學快遲到了，一溜小跑，把紅領巾跑掉了，就攥在手里往校門里沖，當時雷鋒叔叔正好到學校來，他叫住了我，親自為我系上了紅領巾，拍著我的肩膀溫和地告訴我：‘每天上學前要把紅領巾系得緊些，要愛護紅領巾，珍惜紅領巾，因為它是紅旗的一角，也是我們少先隊員的標志啊’。”孫桂琴邊說邊輕撫紅領巾，“回家后我把這事講給家人，當時爸爸就提議把這條珍貴的紅領巾保存好。從那以后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紅領巾，而且一直珍藏著這條普普通通的紅領巾。”
入伍后的第一張持槍照
本周三上午，海軍第三招待所的樓道里。82歲的張峻老人頭戴藍色帽子，手里拎著一個白信封，正準備出門。借著樓道里的燈光，老人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張用透明薄紙包裹著的底片，對記者解釋：“這是周恩來總理觀看《雷鋒》話劇時留下的影像，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拍攝的。我前段時間借來了，現在要還給人家。”
“可不能食言，我是雷鋒的戰友。”老人刻意強調。
等老人還完底片，記者才抓住機會采訪他。一提到雷鋒，他一下子打開了話匣子，如數家珍：“雷鋒的軍旅生涯一共是九百五十一天，我是最早拍攝他的人，先后九次跟他親密接觸，加起來是七十九天。在這期間，我給他拍攝了二百二十三張照片，其中彩色照片是二十四張，在報刊上發表過六篇宣傳雷鋒的文章。”
他的兒子張巖在一旁說：“我爸爸去年生了場病，耳背得厲害，但一談起雷鋒，爸爸就會一直說下去。”
張巖從隨身攜帶的箱子里拿出一個藍色的硬殼文件夾遞給爸爸，張峻一份份地拿出來擺在招待所的床上，有手寫的回憶錄、打印出來的文章、洗出來的老照片。
“1960年，我在沈陽軍區工程兵政治部當宣傳報道助理員。9月份的時候，我到雷鋒生前所在的運輸連采訪。一天午休的時候，營房門口鑼鼓喧天，我和連隊干部迎出門，一支送感謝信的隊伍已經進了院門。說是來感謝一位不知名的小戰士。”老人的回憶很連貫，幾乎沒有停頓。
原來，這個小戰士就是雷鋒，當時他到衛生隊看病，路過撫順市第二建筑公司工地時，被你追我趕的勞動競賽場面所感動，他也顧不得身體不舒服了，推起一輛小推車就投入到了運磚行列，一干就是一上午。
張老透露了一個藏了半個多世紀的小秘密：“當時，我背著照相包，先做文字采訪。采訪結束后，雷鋒還一直圍著我轉，明顯有話要說。在我的詢問下，他大膽地提出想讓我幫他拍張照。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攝影記者拍完一卷膠卷之后要用底片去換新膠卷，如果給私人拍照，會被當做占社會主義便宜。所以我沒敢答應。”
“可雷鋒不死心，他說自己以前的相片都是當工人時照的，如今當兵已經8個月了，還沒有機會照個相呢。想照張相片給原來的單位寄回去。”
張峻最終答應了他的要求，悄悄地給他拍了一張單人照。“很普通的一張照片。”張老回憶說，“當時我怕挨批評，就用剪刀把這張照片的底片從整段膠卷里剪下來送給了雷鋒，還囑咐他一定要保存好，不要告訴別人是我給他拍的。”
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張照片才一直“銷聲匿跡”，直到去年張老在一家檔案館里查找雷鋒遺物檔案時，才無意中發現了底片，想起了這段往事。“給雷鋒拍了那么多照片，就偷偷給他照過一次私人照片。”張峻說，“當時新聞紀律很嚴，我甚至沒有照張跟雷鋒的合影。”
此次展覽中展出的廣為流傳的雷鋒持槍照，也是當天張峻拍攝的。那是在拍完那張普通照片后，“雷鋒說特別想要一張‘雄赳赳氣昂昂’的照片，于是我就讓他去拿槍。結果他不僅把槍背上了，還掛上了兩塊獎章。”張峻說，“他估計是想讓自己的形象更好點吧，所以我覺得他還挺愛照相。”
遺憾的是，本次展覽中，沒有展出雷鋒那張單人普通照。
知名度最高的雷鋒照片
在展覽中，最著名的一張雷鋒照片也是“手握鋼槍”的造型——雷鋒頭戴一頂長耳皮毛軍帽，雙手緊握沖鋒槍，端莊地站在樹前。
展覽文字顯示，拍攝者是沈陽軍區的一位宣傳干事周軍。這張照片曾入選全球20世紀最有影響的100張圖片，還被世界聞名的美國西點軍校掛在教室里。中國還有一張圖片入圍，拍的是毛澤東在武漢暢游長江。
記者并未采訪到攝影師周軍，只找到了一篇他回憶這張照片拍攝經過的文章。
1961年，周軍第一次見到雷鋒。當年沈陽軍區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會議，雷鋒參加。周軍的任務是給他拍一張照片。
雖然沒見過雷鋒，但自從1960年11月26日沈陽軍區《前進報》上發表了《毛主席的好戰士》的通訊后，雷鋒就已經成了“名人”，招待所無人不認識他。會議期間，雷鋒利用業余時間和戰友們交流學習經驗，幫招待所打開水、清理衛生和洗涮餐具等。
很順利的，周軍在招待所一個樓梯口找到了正在清掃衛生的雷鋒，并約好給他拍照。最初，周軍的構思是把雷鋒拍攝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一位偉大戰士的形象，要像一尊塑像，給人一種高大、剛毅、莊重的感覺。然而，他發現雷鋒的著裝與構想不太一致，特別是他戴的那頂亞寒區配發的剪絨帽，已洗過多次，還有點兒小，和創作意圖不協調。
這時，有位從黑龍江調來的同志經過，戴的是一頂大皮毛帽子，周軍便借過來，可是壓在雷鋒頭上又顯得太大。一位叫李奎根的同志急忙將自己的皮毛帽子拿來，給雷鋒換上，終于出現了預想中的效果。
周軍回憶文章中提到，當時天氣很冷，多次換帽子，又不能戴手套，雷鋒卻一直耐心密切地配合著，手和臉都凍紅了，仍一遍遍地配合拍攝。
為了突出雷鋒的形象，周軍采用了適度的仰拍角度，留下了這永恒的瞬間。1977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以“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雷鋒”為題，出版了這張彩色合成的照片，并將原來雷鋒背后的小毛松換成了黃山上的迎客松。
本次展覽中亮相的是原版照片。
關于雷鋒的記憶
“雷鋒的照片絕不是虛構的”
雷鋒做好事的照片，為啥全都拍攝下來了？美聯社的4位攝影記者曾經連續3天打來越洋電話提問，張峻老人坦誠地回答：“雷鋒的照片絕對不是虛構的。但有一些照片是在不違背真實性的原則下補拍的。”
張峻回憶，“學習雷鋒”的熱潮是從部隊興起的。當時，沈陽軍區準備籌備一個關于雷鋒的展覽，但發現圖片資料不夠。于是軍區首長做出補拍的指示：拍攝照片必須真實，必須是雷鋒實實在在做過的好人好事。張峻當時受命擬出一份補拍雷鋒照片的提綱。“很多線索都是從雷鋒日記中獲得的。”張峻說，還有一部分內容是以雷鋒1960年9月獲得“節約標兵”的稱號、事跡報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親就是黨》《憶苦思甜》等資料為依據擬定的。
名單擬定后，經過了層層審批。
“大部分補拍是由季增完成的。”張峻回憶，“每一張照片都要經過審查，符合實際后才可以發表。其中也有照片因為不太真實，而被‘斃’掉。”
季增對“補拍”也有著深刻的印象。“有一次我和雷鋒坐長途車返回部隊，路上碰到一位大娘去撫順探親，不認識路。雷鋒主動提出送大娘。我也自告奮勇地跟著一起送。可是大娘要去的地方比較偏遠，我們都不認識路，等找到時天已經黑了。顯然不適合拍照。”季增說，“隔了幾天，我們才故地重游，留下了那張送大娘的照片。”
“做好事不計較別人說什么”
孫桂琴的記憶里，一件小事格外清晰。
“當時我們這些小學生也常學雷鋒的樣子做好事。一次放學后，我們學習小組的同學一起幫軍屬朱大娘家拉煤，足足干了一個多小時，大家累得滿頭大汗，衣服也弄臟了。當時有的大人說‘小孩子不好好學習幫人家抬什么煤，沒出息’。聽到這些風涼話，我們都很生氣。第二天我就和另外一個同學去找雷鋒訴說委屈。”孫桂琴說，“我們來到營房，一眼就看到雷鋒在樹下看書，聽了事情的經過，他笑著說：‘做好事不要計較別人說什么，只要你做的對人民有好處，就要堅持下去’。這句話我永遠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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