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陽湖筑壩隔斷長江
江西省擬投資規模最大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仍未在國家層面獲得批準。
因為鄱陽湖持續干旱，讓一度沉寂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宛如干涸的鄱陽湖湖底，突兀地暴露在干燥的空氣中，再次受到社會關注。
有專家甚至尖銳地指出，這是在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同樣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人為干預生態，無異于飲鴆止渴
法治周末記者 孫政華
端午節前的一場“及時雨”，暫時緩解了鄱陽湖的旱情。但對旱得幾乎見底的鄱陽湖來說，這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一場罕見的冬春夏連旱，使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憑空“消失”了近三分之二。
然而，正是這場旱情，卻讓因備受爭議而一度擱淺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得到故事重提的機會，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以全省“核心工程、關鍵工程和頭號工程”之名，江西省計劃在九江市都昌縣境內的鄱陽湖入(長)江口建起一座長2.8公里的水閘，以控制鄱陽湖水量。
媒體注意到，5月31日，江西省級領導變動。
甘肅省原省委副書記鹿心社在任僅9個月之后，就調任江西省委常委、副書記，提名省長候選人。
分析人士認為，鹿心社有農田水利的專業學習背景，且有國土和水利方面的工作經驗，應當能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的利弊作出合理和專業的判斷。
但專家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將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擔憂始終未曾平息。
即使是在鄱陽湖遭遇嚴重干旱的當下，仍有觀點認為該工程不僅將引發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且不利于長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態環境。
專家指出，在鄱陽湖上筑壩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人為干預生態，無異于飲鴆止渴。
筑壩與修閘之變
雖然幾次受挫，但江西省積極推動鄱陽湖水壩建設的決心未曾改變
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這個目前尚未獲批的項目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江西方面就曾提出鄱陽湖建壩的設想。
作為長江自古以來的洪泛型湖泊，“洪水一片，枯水一線”是鄱陽湖的一大特色。
雨水豐沛季節和干旱季節，其湖區最大面積和最小面積相差達31倍，水的容積相差達80多倍，巨大的水位變幅給湖區人民生產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在江西方面看來，這種季節水位變化極大地影響了沿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洪水來時，長江水倒灌，給沿湖平原的防洪帶來極大壓力；而一待水位漲落，留下的大片灘地則成為釘螺繁殖的最佳場所。
如果沒有這項工程，鄱陽湖每年流入長江的水量約占長江流域年均徑流量的16.3%，超過黃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總和。
然而，江西后續經濟發展的動力，如發電、航運、旅游等，必然需要大幅增加用水量。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對江西的中部崛起之路意義重大。
在鄱陽湖入江口處建壩的設想由此而生。但直到2002年，這一建議才提上官方日程。
在2002年全國“兩會”上，江西省40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了《關于要求開展鄱陽湖控制工程項目建議書加快立項進程的建議》的“一號議案”。
這一議案隨即遭到質疑。
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消極影響，長江下游省份也擔心這一方案可能影響長江下游流域的取水安全。
江西方面為此走訪了上海、江蘇、安徽水利系統，進行溝通，試圖消除下游省市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的疑慮。
雖然幾次受挫，但江西省積極推動鄱陽湖水壩建設的決心未曾改變。
在2009年底由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中，鄱陽湖水壩被列為“一號工程”。
針對環境方面的擔憂，在今年4月份，江西邀請了《濕地公約》國際組織、國際鶴類基金會等代表實地考察鄱陽湖，旨在平息各方面輿論。
但外界的質疑并未因此平息。有觀點更是認為，這是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
在各種質疑聲中，江西方面還將鄱陽湖水利樞紐設計思路由此前的“調枯控洪”改為“調枯暢洪”，將建“壩”改為建“閘”。
江西省水利廳廳長孫曉山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稱：“沒有大壩這一說，我們從來都叫閘。”
壩，強調發電功能，筑壩的目的更多是經濟利益的驅動。而閘，強調對水的控制，可以理解為鄱陽湖遭遇嚴重干旱的當下緩解災情的手段。
雖然江西方面極力淡化這一工程，但鄱陽湖可能由此產生的變化卻無法掩蓋。
媒體報道稱，此前“湖控”設計的思路主要是將洪水拒于鄱陽湖之外。但倘若鄱陽湖閘門一關，顯然包括安徽、江蘇在內的下游省市將面對更為巨大的防洪壓力。
2011年2月14日，水利部副部長矯勇在北京主持召開《鄱陽湖區綜合規劃》有關事項專題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官方指出，長江上游水庫群調蓄已帶來枯水期中下游水資源形勢的重大變化等諸多連鎖反應。
因此，通過建設鄱陽湖水利樞紐，來調整變化了的江湖關系，修復和改善鄱陽湖的生態承載力、經濟承載力，是非常必要的。
但到目前為止，包含大壩建設的《鄱陽湖區綜合規劃》尚未獲批。
“后三峽時代”的尷尬
長江下游各個地區是一個互為牽連的利益鏈條，所以充分的論證至關重要，不能做“拍腦門工程”、倉促上馬
多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不僅將引發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且不利于長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態環境，更是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
專家擔憂，這樣持續下去會有更多“后遺癥”，并帶來長江“下半身癱瘓”的連鎖效應。
公開數據顯示，長江兩岸在近50年內修建了近46000座水壩、7000多座涵閘，隔斷了江湖聯系，目前僅剩鄱陽湖、洞庭湖還與長江自然連通。
江西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局原總工程師劉信中表示，導致鄱陽湖流域及環湖區水資源供需矛盾不斷加劇的原因正是三峽大壩與湖泊爭水。
鄱陽湖求水只是一些地方江湖博弈的一個樣本。
2010年9月15日，三峽工程第一次175米試驗性蓄水啟動。上游蓄水的同時，包括鄱陽湖在內的中下游江湖水位一路下跌，比往年提前40天進入枯水期。
2010年10月25日，與鄱陽湖鄰近的長江安徽省安慶段水位為6.80米，比歷史同期低4.25米，這是該江段近30年來的最低值。
為保障本地用水，沿江、沿湖、沿河各地方政府想盡辦法，上下游之間的用水矛盾開始顯現。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高建國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三峽水庫的建成與運行，打破了鄱陽湖原有的吞吐規律：
每年10月三峽大壩蓄水期，泄流量劇減，而此時正值江西省枯水季節，鄱陽湖急需江水補充，但結果是，非但得不到補充，反被長江低水位拉空。
每年5月末至6月初，三峽水庫為騰空庫容應對即將到來的主汛期，加大泄流量，但此時卻又是江西省主汛期，贛江等五河來水與長江來水在鄱陽湖狹路相逢，互相疊加抬升湖區水位，加重了鄱陽湖防洪負擔。
事實上，早在2006年，長江水利委員會總工程師鄭守仁就曾在內部提出書面建議，稱須就三峽工程對中下游的影響進行專項研究。
“現在我們不可能把三峽炸掉。”高建國說，鄱陽湖筑壩應該充分論證、充分吸收各方意見，包括一些利益部門的意見，吸取建三峽的經驗教訓。
三峽工程飽受詬病，究其根源，就是因為不協調，沒控制，“反其道而行之”，導致鄱陽湖災情的加劇，旱上加旱、澇上加澇，負擔更重。
長江下游各個地區是一個互為牽連的利益鏈條，所以充分的論證至關重要，不能做“拍腦門工程”、倉促上馬。
高建國強調：“有專家說，建三峽對人來說利大于弊，對魚來說弊大于利。所以要建水壩，對人對魚都要考慮。”
“盡管反對聲不斷，但我贊成建水壩。”高建國認為，水漲水枯牽連著地方經濟的神經。他曾在一個報告中提到，鄱陽湖經濟可持續發展程度已經落到全國最后，難以為繼，江西省的經濟發展已經受到嚴重干擾。
高建國認為，在三峽工程運行的大背景下，要恢復鄱陽湖的吞吐功能，唯有通過湖控工程調節水位，使其與三峽工程互相補充，才能真正實現江湖兩利，維系長江中下游水資源的平衡。
對此，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指出，就目前情況來看，江西筑壩的理由不夠充分，干旱是受三峽工程所累的說法更是站不住腳。說三峽工程破壞了“江湖關系”更是無稽之談。
張博庭認為，之所以出現問題，主要原因是水庫太少，三峽的調度能力亟待加強。“但建水庫不見得一定要在江西建。”現在各地方建工程積極性都很高，但是否真正必要需要認真考量、慎重論證。
他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應在現有工程上下工夫，該建的建、該拆的拆，加強三峽總工程的統一調度能力。
他強調，鄱陽湖在現有情況下，應該適當縮小湖區范圍。一味強調“自然的”不能改變也是不現實的。一定范圍的退湖還田是可行的。
鄱陽湖大壩或水閘建還是不建？怎么建？怎么用？爭論依然在繼續。
這其實也只是全球范圍內興建水壩或者水閘、人的效益與生態效益如何權衡的一個標本。這個標本能否權衡精當，至關重要。
江西省擬投資規模最大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仍未在國家層面獲得批準。
因為鄱陽湖持續干旱，讓一度沉寂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宛如干涸的鄱陽湖湖底，突兀地暴露在干燥的空氣中，再次受到社會關注。
有專家甚至尖銳地指出，這是在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同樣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人為干預生態，無異于飲鴆止渴
法治周末記者 孫政華
端午節前的一場“及時雨”，暫時緩解了鄱陽湖的旱情。但對旱得幾乎見底的鄱陽湖來說，這只不過是杯水車薪。
一場罕見的冬春夏連旱，使中國第一大淡水湖鄱陽湖憑空“消失”了近三分之二。
然而，正是這場旱情，卻讓因備受爭議而一度擱淺的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得到故事重提的機會，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以全省“核心工程、關鍵工程和頭號工程”之名，江西省計劃在九江市都昌縣境內的鄱陽湖入(長)江口建起一座長2.8公里的水閘，以控制鄱陽湖水量。
媒體注意到，5月31日，江西省級領導變動。
甘肅省原省委副書記鹿心社在任僅9個月之后，就調任江西省委常委、副書記，提名省長候選人。
分析人士認為，鹿心社有農田水利的專業學習背景，且有國土和水利方面的工作經驗，應當能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的利弊作出合理和專業的判斷。
但專家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將引發的生態、環境問題的擔憂始終未曾平息。
即使是在鄱陽湖遭遇嚴重干旱的當下，仍有觀點認為該工程不僅將引發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且不利于長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態環境。
專家指出，在鄱陽湖上筑壩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人為干預生態，無異于飲鴆止渴。
筑壩與修閘之變
雖然幾次受挫，但江西省積極推動鄱陽湖水壩建設的決心未曾改變
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這個目前尚未獲批的項目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江西方面就曾提出鄱陽湖建壩的設想。
作為長江自古以來的洪泛型湖泊，“洪水一片，枯水一線”是鄱陽湖的一大特色。
雨水豐沛季節和干旱季節，其湖區最大面積和最小面積相差達31倍，水的容積相差達80多倍，巨大的水位變幅給湖區人民生產生活造成極大不便。
在江西方面看來，這種季節水位變化極大地影響了沿湖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洪水來時，長江水倒灌，給沿湖平原的防洪帶來極大壓力；而一待水位漲落，留下的大片灘地則成為釘螺繁殖的最佳場所。
如果沒有這項工程，鄱陽湖每年流入長江的水量約占長江流域年均徑流量的16.3%，超過黃河、淮河、海河三河水量的總和。
然而，江西后續經濟發展的動力，如發電、航運、旅游等，必然需要大幅增加用水量。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對江西的中部崛起之路意義重大。
在鄱陽湖入江口處建壩的設想由此而生。但直到2002年，這一建議才提上官方日程。
在2002年全國“兩會”上，江西省40位全國人大代表提交了《關于要求開展鄱陽湖控制工程項目建議書加快立項進程的建議》的“一號議案”。
這一議案隨即遭到質疑。
部分專家學者認為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造成消極影響，長江下游省份也擔心這一方案可能影響長江下游流域的取水安全。
江西方面為此走訪了上海、江蘇、安徽水利系統，進行溝通，試圖消除下游省市對鄱陽湖水利樞紐建設的疑慮。
雖然幾次受挫，但江西省積極推動鄱陽湖水壩建設的決心未曾改變。
在2009年底由國家發改委正式批準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區規劃》中，鄱陽湖水壩被列為“一號工程”。
針對環境方面的擔憂，在今年4月份，江西邀請了《濕地公約》國際組織、國際鶴類基金會等代表實地考察鄱陽湖，旨在平息各方面輿論。
但外界的質疑并未因此平息。有觀點更是認為，這是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
在各種質疑聲中，江西方面還將鄱陽湖水利樞紐設計思路由此前的“調枯控洪”改為“調枯暢洪”，將建“壩”改為建“閘”。
江西省水利廳廳長孫曉山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解釋稱：“沒有大壩這一說，我們從來都叫閘。”
壩，強調發電功能，筑壩的目的更多是經濟利益的驅動。而閘，強調對水的控制，可以理解為鄱陽湖遭遇嚴重干旱的當下緩解災情的手段。
雖然江西方面極力淡化這一工程，但鄱陽湖可能由此產生的變化卻無法掩蓋。
媒體報道稱，此前“湖控”設計的思路主要是將洪水拒于鄱陽湖之外。但倘若鄱陽湖閘門一關，顯然包括安徽、江蘇在內的下游省市將面對更為巨大的防洪壓力。
2011年2月14日，水利部副部長矯勇在北京主持召開《鄱陽湖區綜合規劃》有關事項專題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官方指出，長江上游水庫群調蓄已帶來枯水期中下游水資源形勢的重大變化等諸多連鎖反應。
因此，通過建設鄱陽湖水利樞紐，來調整變化了的江湖關系，修復和改善鄱陽湖的生態承載力、經濟承載力，是非常必要的。
但到目前為止，包含大壩建設的《鄱陽湖區綜合規劃》尚未獲批。
“后三峽時代”的尷尬
長江下游各個地區是一個互為牽連的利益鏈條，所以充分的論證至關重要，不能做“拍腦門工程”、倉促上馬
多名接受采訪的專家認為，鄱陽湖水利樞紐工程不僅將引發諸多生態環境問題，且不利于長江下游省市的用水安全和生態環境，更是利用三峽大壩模式求解三峽“后遺癥”。
專家擔憂，這樣持續下去會有更多“后遺癥”，并帶來長江“下半身癱瘓”的連鎖效應。
公開數據顯示，長江兩岸在近50年內修建了近46000座水壩、7000多座涵閘，隔斷了江湖聯系，目前僅剩鄱陽湖、洞庭湖還與長江自然連通。
江西省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局原總工程師劉信中表示，導致鄱陽湖流域及環湖區水資源供需矛盾不斷加劇的原因正是三峽大壩與湖泊爭水。
鄱陽湖求水只是一些地方江湖博弈的一個樣本。
2010年9月15日，三峽工程第一次175米試驗性蓄水啟動。上游蓄水的同時，包括鄱陽湖在內的中下游江湖水位一路下跌，比往年提前40天進入枯水期。
2010年10月25日，與鄱陽湖鄰近的長江安徽省安慶段水位為6.80米，比歷史同期低4.25米，這是該江段近30年來的最低值。
為保障本地用水，沿江、沿湖、沿河各地方政府想盡辦法，上下游之間的用水矛盾開始顯現。
中國地震局研究員高建國告訴《法治周末》記者，三峽水庫的建成與運行，打破了鄱陽湖原有的吞吐規律：
每年10月三峽大壩蓄水期，泄流量劇減，而此時正值江西省枯水季節，鄱陽湖急需江水補充，但結果是，非但得不到補充，反被長江低水位拉空。
每年5月末至6月初，三峽水庫為騰空庫容應對即將到來的主汛期，加大泄流量，但此時卻又是江西省主汛期，贛江等五河來水與長江來水在鄱陽湖狹路相逢，互相疊加抬升湖區水位，加重了鄱陽湖防洪負擔。
事實上，早在2006年，長江水利委員會總工程師鄭守仁就曾在內部提出書面建議，稱須就三峽工程對中下游的影響進行專項研究。
“現在我們不可能把三峽炸掉。”高建國說，鄱陽湖筑壩應該充分論證、充分吸收各方意見，包括一些利益部門的意見，吸取建三峽的經驗教訓。
三峽工程飽受詬病，究其根源，就是因為不協調，沒控制，“反其道而行之”，導致鄱陽湖災情的加劇，旱上加旱、澇上加澇，負擔更重。
長江下游各個地區是一個互為牽連的利益鏈條，所以充分的論證至關重要，不能做“拍腦門工程”、倉促上馬。
高建國強調：“有專家說，建三峽對人來說利大于弊，對魚來說弊大于利。所以要建水壩，對人對魚都要考慮。”
“盡管反對聲不斷，但我贊成建水壩。”高建國認為，水漲水枯牽連著地方經濟的神經。他曾在一個報告中提到，鄱陽湖經濟可持續發展程度已經落到全國最后，難以為繼，江西省的經濟發展已經受到嚴重干擾。
高建國認為，在三峽工程運行的大背景下，要恢復鄱陽湖的吞吐功能，唯有通過湖控工程調節水位，使其與三峽工程互相補充，才能真正實現江湖兩利，維系長江中下游水資源的平衡。
對此，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學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指出，就目前情況來看，江西筑壩的理由不夠充分，干旱是受三峽工程所累的說法更是站不住腳。說三峽工程破壞了“江湖關系”更是無稽之談。
張博庭認為，之所以出現問題，主要原因是水庫太少，三峽的調度能力亟待加強。“但建水庫不見得一定要在江西建。”現在各地方建工程積極性都很高，但是否真正必要需要認真考量、慎重論證。
他覺得解決問題的關鍵，應在現有工程上下工夫，該建的建、該拆的拆，加強三峽總工程的統一調度能力。
他強調，鄱陽湖在現有情況下，應該適當縮小湖區范圍。一味強調“自然的”不能改變也是不現實的。一定范圍的退湖還田是可行的。
鄱陽湖大壩或水閘建還是不建？怎么建？怎么用？爭論依然在繼續。
這其實也只是全球范圍內興建水壩或者水閘、人的效益與生態效益如何權衡的一個標本。這個標本能否權衡精當，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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