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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講座不規范反映出社區管理的缺位以及社區服務的缺失，而更深層面，則暴露出我國城市社區管理理念上的缺陷。
社區是城市的基本單元。在“單位制”逐漸解體，人口日趨老齡化的背景下，社區健康運行日益重要。要讓社區成為方便人們生活、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主體，還應積極挖掘居民自治的管理能量，善于調動社會各方的服務資源。
“免費課堂”藏圈套
“社區講座”綁架的是社區管理部門的信譽
退休金不高、物價不低，80歲的張芳奶奶很少從不熟悉的地方買東西，而這次她居然爽快地花了500元。
張奶奶住在北京市牡丹園的某小區。“幾天前我在小區里散步，碰到一個治療腰椎、促進睡眠的健康講座，我聽了一會覺得還挺有道理。”講座臨近結 束，“老師”推薦一款場效應治療儀，并請出“附近用戶”現身說法。張奶奶覺得，人家主要是來講知識的，又不是專門賣產品，也說了可以先試用，7天內沒效果 可退換貨，“說得挺靠譜的。”張奶奶這陣子正為睡眠不好著急，就當場買了一臺，“畢竟買的不止我一人”。“治療儀”用了好幾天，張奶奶的睡眠沒有任何改 善，而辦講座的那伙人和所謂的退貨地點，都沒了蹤影。
張奶奶的經歷并非個案。據今年中央電視臺“3·15”晚會披露，很多偽劣保健品就是通過社區講座、義診等渠道，推銷給消費者的。除了保健品和醫 療產品外，眼下以理財講座為名，推銷保險、基金的“課堂”也常在社區出現。曾在北京市海淀區某小區做過大學生社工的朱華告訴記者，有一些老人買了理財產品 卻沒有實現預期收益，甚至折了本，“他們來社區工作服務站求助，我們幫不上忙，也不知該找誰去解決。”朱華說。
記者走訪北京多家小區發現，在一些社區尤其是老年人居住集中的小區，各類以“社區講座”為名的營銷活動十分活躍。比如，在中央民族大學家屬區， 居民告訴記者，社區前幾年有很多講座，宣傳員會在路上攔住居民發宣傳單。“后來有人被騙了，我們不再去聽。他們干脆摸到你家門口，把傳單塞進門縫里。”一 位大爺說。
在離中央民族大學不遠的法華寺小區，居民告訴記者，這里基本每年都有講座活動，有些還會通過居委會的宣傳欄告知。通常會賣些蔬菜清潔機、治療心 臟病的家庭氧氣機，推薦辦銀行儲蓄卡。但居委會通常會事先囑咐居民，講座知識可以聽，若遇到推銷產品，就不要購買。法華寺小區居委會工作人員說，一般很少 同意舉辦講座，如果有也會有工作人員現場盯梢，如遇推銷，會立即制止。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慶龍表示，社區里的不規范營銷活動，具有很強的欺騙性，常常打著衛計委、老齡委等下屬機構的旗號，借助講座等形式來推銷產品。這切中了一些老年人的心理，加上老年人的甄別能力相對較低，上當、受騙的事情時有發生。
“在許多老人看來，能進入社區的講座，都是可以相信的。從本質上講，社區講座綁架的是社區管理部門的信譽。”劉慶龍說。
社區管理有缺漏
現有社區管理水平、服務能力相對居民需求仍然滯后
社區講座變陷阱，暴露了我國在城市社區管理上的漏洞。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學博士肖尤丹指出，社區健康、理財講座的 出現，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社區居民確實有這方面的需求，除了加強規范與管理，還應正視現有社區服務能力與社區居民需求之間的差距。
肖尤丹說，按照我國三級政府、四級管理的模式，目前居民委員會是社區管理的主體，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此 外，社區物業、業委會，對社區管理也負有一定責任。“但現實中，三者在社區管理方面有交叉，也有空白，而且責任約束也不剛性，否則這么多以公益性講座、義 務咨詢、免費服務為幌子的非法保健品銷售、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行為，就不會如此猖獗了。”
他認為，采取健康講座的形式展示、銷售非法保健品、假藥劣藥，違反了我國《藥品管理法》《廣告法》和《保健食品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而以理財 講座形式出現的各種類型的非法集資、違規保險和基金銷售，則涉嫌違反我國關于打擊非法集資、規范保險和基金營銷管理的法律法規。但由于上述違法違規行為通 常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而社區居委會往往缺乏直接認定違法違規行為的行政管理權力，因此在管理與執法上存在難度，這也是一些不法分子選擇以社區作為活動目標 的原因。
“這類問題在中小城市更加突出。”肖尤丹提出，有些社區管理者與營銷人員存在利益輸送關系，所以默許這種行為。“也不排除部分社區為了收取管理費、場地費，來補償社區日常工作開支不足，于是對營銷活動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他說。
“以前大家上班是工友、下班是鄰居，家屬院里都是熟人。居委會干部要么是退休的老領導，要么是家屬，哪好意思組織假講座騙熟人？現在就不一樣了，對門姓啥你都不知道。有些事情，是居委會管還是物業管你也不清楚！”家住北京通州玉橋西里某小區的孫奶奶說。
肖尤丹說，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經濟社會轉型以及城市建設的加速，城市基層管理單元的“單位制”逐漸解體，被社區所取代。但新的社區管理形式 與原有的居委會管理制度之間存在明顯差異。“社區管理機構可能僅僅關注到了商業活動可能帶來的經濟收益，卻忽視了管理責任。”肖尤丹認為，目前我國社區管 理模式需要完善、更新。
“應該看到，居民確實需要社區健康講座這類服務，如果社區本身沒有能力提供，或者沒能力在引入服務時把好質量關、厘清利益關系，就會造成社區服務魚龍混雜的局面。”劉慶龍說。
“包括社區講座在內的諸多問題的出現，根源在于社會快速發展過程中，治理模式與經濟社會結構不協調。”肖尤丹認為，相比大中城市，一些三、四線 城市和新興城鎮化過程中建立的社區組織，社區服務能力更差，工作人員配置不足、素質不高。此外由于考核、激勵機制滯后，基層社區管理組織缺乏主動服務的積 極性。“現有社區管理和服務方式、手段都相對落后，難以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這就給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購買服務更高效
調動社會資源來提供社區服務，政府定標準、強監管
一方面，對“外來服務”的管理存在漏洞；另一方面，居民切實需要的各種公共服務依靠社區自身無法實現有效供給。這一難題該如何破解？
肖尤丹表示，關鍵在于讓社區管理機構回歸居民自治組織的本來屬性，讓社區管理與社區服務分離，建立利益沖突回避機制，在社區管理組織和提供社區服務機構之間明晰監督管理關系。同時，完善社區公共服務體系、社區市場化服務體系和社區義務服務體系。
據了解，自治是許多歐美國家的社區管理運行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政府行為與社區行為相對分離，政府的主要職能是通過制定各種法律法規并協調社區 利益主體之間關系并為社區成員的參與提供制度保障。社區服務則由非營利性組織具體承擔，政府根據服務成本和效果予以不同幅度資助。社區企業為居民提供私人 化的市場服務和福利服務。
劉慶龍也表示，要提高社區服務水平，應調動社會力量參與。他認為，香港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服務模式值得大陸借鑒。“在香港，社區服務工作大部分都由社工來完成，大學培養專門的社工人才到社區做服務。政府花錢購買民間組織的社區服務，同時充當評估、考察的角色。”
實際上，近年來我國一些地方在社區管理方面，已經做出大膽創新、有益探索。比如，北京市2009年推出了“大學生社區工作者”計劃，設立大學生 社區工作站。2010年，首批千余名大學生走進社區，參與社區服務。2013年，深圳市在蛇口街道轄下的深圳灣社區綜合服務中心，推廣政府購買服務的模 式，通過公開招標，將社區服務外包給社會專業組織與專門機構，阻斷相關利益輸送。
“大學生社工確實給社區帶去新鮮血液，大學生教老年人用電腦，與他們談心，做了很多居委會做不了的事。但現實問題，社工的待遇非常低，管理也不 規范，加上沒有任何名分，職業并不受社會尊重。”做過社區義工的朱華認為，這兩年來，社區義工隊伍在不斷萎縮，政府應提供一些費用補貼，同時加大對義工工 作的正面宣傳力度。
“很多正規的社會機構都看好社區服務的商機，很想參與進來，但目前囿于制度瓶頸，有勁兒使不上。其實，政府做不過來的，就應該調動社會力量彌補缺口，把自身精力放在定標準、強監管上，這才是避免類似社區講座陷阱的有效途徑。”劉慶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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