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崛起是中華民族最為迫切的選擇

本報訊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6月18日舉行的第七屆綠色中國論壇上，面對眾多學者及100多位企業家發表了《呼喚中國企業的綠色責任》演講。他指出，實踐證明，凡可持續發展的生產力才是先進生產力，凡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才是先進文化，凡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大戰略。21世紀經濟的主旋律是綠色生態經濟，誰提前采取綠色戰略，誰就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占據主動。他呼吁中國企業積極承擔社會綠色責任，順應時代潮流，走綠色發展之路。
　　潘岳說，中國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是國情所定，是世界大勢所迫，是社會責任所需。中國的發展戰略曾一波三折。上世紀50年代，我們學蘇聯，走的是低就業、低消費、高消耗、自我封閉的重工業模式。然而，這個模式并不符合中國人均資源短缺、資本稀缺、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基本國情，使我們延誤了發展的黃金時期。上世紀80年代，我們又學歐美傳統的發展模式，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費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這一模式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資源利用率與環境損失。25年后，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中國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時，出現了發達國家人均GDP3000～10000美元期間出現的嚴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時，污染負荷也會跟著翻兩番。
　　潘岳指出，如果說中國在當時國情下不得不走痛苦之路，那我們今后絕不會再走下去。我們正處在未來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今天的選擇，將面對祖先、面對子孫、面對歷史。我們不能等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后再來治理污染，因為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了，無法像歐美日當初那樣，把工業起飛的資源環境成本讓全世界買單，把環境成本轉移出去；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也比歐美差得太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我們沒有本錢跟人家拼消耗。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時候才開始解決環境問題，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當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可能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我們所取得的那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中國只有不惜代價地提前解決環境問題。
　　潘岳指出，過去50年中，世界經濟增長了20倍，工業生產增長了50倍，使得許多區域性、分散性的環境問題連成一片，也使西方環境政治迅速崛起。在貿易領域，發達國家利用環境概念設置了大量綠色貿易壁壘。中國的環境標準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綠色壁壘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制約也將越來越大。國際大趨勢迫使中國企業必須走綠色發展道路。
　　潘岳說，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如今全都拋棄了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而走向生態工業的綠色發展道路。什么是綠色道路？就是低消耗的生產體系，適度消費的生活體系，持續循環的資源環境體系，穩定高效的經濟體系，不斷創新的技術體系，更加開放的國際貿易金融體系。中國能不能走這條道路？完全可以。還應該再加上注重社會公平的分配體系和開明進步的社會主義民主體系。中央去年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中國發展史上的重大轉折，是過去發展戰略的根本轉變。如果說過去50年中意識形態的“左”與“右”都沒解決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那今天“科學發展觀”則意味著我們選擇了一條超越蘇聯和美國模式的第三條道路。
　　潘岳說，中華民族此刻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綠色崛起是中華民族最為迫切的選擇。中央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而惟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才能促進人與人的和諧，惟有人與人的和諧才能最終達成人與社會的和諧。作為最有活力的社會組織者———企業家，應主動承擔起彌合社會差距、創造和諧社會的責任。擯棄和超越把利潤作為惟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再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者、環境、社會的貢獻。有財富沒有責任，有資本沒有道德，有地位沒有良知，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形態。只有財富和社會責任的結合才能把一個賺錢機器變成一個富有影響力的階層，才能夠贏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
　　環保關系著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達成社會共識和共贏，是實現社會公平與社會和諧的最好切入點。企業家屬于先富起來的人。現在理應回過頭來主動承擔起彌合社會差距、創造和諧社會的責任。建設一個綠色的、可持續的、民主的、公平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最大的功德，是最大的政治使命與社會責任。如果能夠由此著手，將塑造出有中國特色的現代企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