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體制是政府有效履行職能的有力制度保障。出席論壇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國應進一步深化財稅改革，如推進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產稅、資本利得稅以及個人所得稅等改革，不僅有助于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也有助于建立政府同市場、同居民、同企業之間更良性的關系，如開征房產稅，能夠改變地方政府過多依靠扭曲性賣地收入的局面，并抑制房地產泡沫；而引進更全面的個稅稅基，則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韓文秀在為論壇撰寫的報告中指出，中國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必須深化改革開放，要善于加強頂層設計，有重點、有步驟地推進各項體制改革。而各項體制改革中，擺在首位的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目標是合理調整利益關系和地方政府、企業的行為，推動各類經濟主體自覺轉入科學發展軌道。
三大方向 更好理順中央與地方財政分配關系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要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更好地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論壇上，謝旭人指出了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三大方向，即完善財政體制，健全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財政預算；進一步健全稅收制度改革。
韓文秀認為，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財稅關系，建立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財稅體制，關鍵要明確界定各級政府事權，要完善分稅制和轉移支付制度，改變“上級點菜、下級埋單”的做法，使地方有足夠財力落實其支出責任，降低其過分追求ＧＤＰ和稅收的沖動。
對此，謝旭人指出，１９９４年中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轉移支付制度，將中央和地方共享稅以各種形式的轉移支付返回地方。為更好實現區域均衡發展和增強基層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我國已經明確了健全轉移支付制度的方向，一方面要繼續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清理歸并部分專項轉移支付項目，努力提高轉移支付資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要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進一步均衡省以下財力分配。
而對于下一步稅收制度改革的方向，謝旭人表示，將通過深化增值稅轉型、個人所得稅等改革，改變間接稅和直接稅比例不協調局面，增加直接稅在稅收中的比重。同時，今年將繼續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進一步健全消費稅制度，擴大資源稅從價計征范圍，穩步推進房產稅改革試點，并進一步研究制定房產保有、交易環節的稅收改革方案。此外，還將深化環境保護稅費改革，按照“正稅清費”的原則，繼續清理整合一些行政事業性收費。
加快經濟結構調整 亟待財稅體制改革“攻堅”
——來自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聲音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被列為改革六大重點任務之首。正在此間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２０１２年會上，不少與會國內外官員和學者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中國的財稅體制改革，認為中國加快調整經濟結構，亟待深入推進重點領域的改革，尤其是深層次的財稅體制改革。
改革攻堅 亟待破解深層次矛盾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重要動力是什么？就是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在論壇上說，中國必須以最大的決心和勇氣，全面推進各領域的改革，使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變化，為科學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當前中國的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如何消除體制機制障礙，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所突破，關系著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成效。
出席論壇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認為，中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不僅表現在要解決投資過高、消費過低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三方面的比例失衡問題，還需要推進深層次的改革。
“要突破制度性的困難挑戰和障礙，必須要有深層次的改革，要調整政府與居民、與企業、與市場的關系，這就需要進行深刻的財政改革，只有這樣結構調整才能成功。”錢穎一說。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致辭中表示，當前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在較長的時間內，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具備不少有利的條件。但是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的矛盾，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緊迫，難度更大。
調整經濟結構 財稅改革扮演“重要角色”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在演講中提出，中國應建立一種更加全面均衡和包容性的經濟發展模式，要實現這一目標，深化財稅改革將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黑田東彥表示，他注意到中國在“十二五”規劃中設立了一些財政政策目標，包括縮小收入差距。但他認為，中國還應采取更大努力來解決一些主要的問題，如糾正稅制中不完善之處，更好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時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擴大中央政府向貧困省份轉移支付的范圍并提高轉移支付資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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