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拆遷多得房，母子結婚、親家成親；為了享受城市醫保，父女也領“結婚證”。此前，為 了規避房產“限購”，多地出現“離婚潮”，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排隊”離婚、為早日離婚請辦事員吃飯、遞紅包等怪現象。頻頻上演的“鬧劇”挑戰社會公眾的 倫理底線，也影響百姓的“幸福指數”。為何公共政策如此愛“棒打鴛鴦”？業內專家呼吁，堵住政策“后門”，要讓公共政策不再偏離初衷，重回公共利益的軌 道。
“母子”“父女”“親家”結婚為哪般？
前不久，南京江心洲街道一對母子“成功”登記結婚一事，讓公眾大跌眼鏡，而更荒唐的是，在這個家庭中，父親又與兒子的岳母再婚。母子怎么能領到結婚證？親家為何同時火速“閃婚”？
記者多方采訪了解到，由于當事人母子在婚姻登記處提供的戶口簿、身份證以及離婚證件均真實有效，且當場簽署了《結婚登記告知單》，承諾雙方無直系血親和三 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以上證件和程序符合《婚姻登記條例》中相關規定，這才領到結婚證。而就在這對實為母子的“夫妻”“閃婚”后不久，兒子的父親與其親家 母也火速“領證”。
“這個家庭結（離）婚的異常情況可能與拆遷政策相關。”南京市建鄴區民政局副局長姚燦圻說，江心洲街道以及周邊棲霞區部分地段正面臨征地拆遷，而在同等拆遷條件下，夫妻雙方通過結（離）婚就可以在政府拆遷安置工作中多分戶、多拿錢、多得房。”
事實上，南京這起母子結婚并非個例。今年２月，成都就曾爆出父親與女兒結婚，而初衷僅是為父親在成都辦理社保。此外，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濟南、大 連、重慶等地，有人為規避房產“限購”政策、享受優惠房貸，出現先后反復多次離婚結婚的情況。某婚姻登記所為緩解擁擠高峰，臨時采取領號排隊措施。貴陽市 云巖區開展宅基地和房屋確權登記辦法后，離婚成為“全家總動員”，甚至還有人為了盡早離婚而請辦事員吃飯、遞紅包。
為啥總拿“婚姻”說事兒？
“寧拆十座廟，不毀一樁婚。”遼寧省社科院研究員張思寧表示，“如果連婚姻這么嚴肅、神圣的事，都成為某些人用來規避政策、法規的‘玩物’，這種突破道德底線的‘避法’現象實在令人擔憂。”
而更令人擔心的是，目前一些地區的社會氛圍對于利用政策“后門”謀利，報以默認、鼓勵、欣賞甚至羨慕的態度，認為“誰不占便宜誰傻”。記者了解到，除了買房、拆遷，學區就讀以及躲避債務都是導致異常結（離）婚的因素。
“這些利用政策‘后門’鉆空子的，既有信息不對稱的現實難題，也與社會誠信建設有關。”業內人士分析認為，由于目前婚姻登記信息系統與公安戶籍管理系統未 能聯網，不能實現信息共享。婚姻登記員無法了解前來辦理婚姻登記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真實關系，加上我國個人的誠信系統尚未建立，守信激勵措施不足，失信成本 偏低，造成社會信用缺失狀況屢現。
“關鍵是很多公共政策的約束條件都與‘婚姻’狀況相關。”姚燦圻說，為了防止假離婚我們也想過很多辦法，比如現場勸說或是找社區共同做工作，或是增加婚姻 登記（變更）的條件，但卻收效甚微。“我們這里每天都有１２３４５的投訴舉報，有些未能及時結（離）婚的當事人甚至還跑去法院告我們不作為或是亂作為，這 讓我們的工作人員很委屈，也很被動。”
讓公共決策對現實民意“松綁”
如何避免這類“鉆空子”的荒誕劇？有人建議“道德入法”，制定法律嚴厲打擊各種突破道德底線的行為。也有人認為鉆空子不是因為法律有漏洞，而是因為社會管理、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盲區甚至誤區。
河海大學法學院教授王建文認為，在這類結（離）婚事件中，隱瞞真實狀況的，可以界定為欺詐，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予以相應處理。但那么多人為了獲取利益頻繁 改變婚姻關系，靠“道德入法”也很難解決問題，強行以法糾偏還可能導致法治失之于嚴，甚至帶來飽受詬病的“惡法”。
采訪中，不少專家坦言，目前一些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往往偏重政策本身的實用性以及技術性，對政策的具體條文、規定、措施中所包含的價值導向、道德 影響普遍重視不夠。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方世南認為，制定任何公共政策都要考慮其可能對社會結構與道德觀念產生的影響。
也有不少專家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社會管理手段需要做出調整。王建文表示，當前的社會管理體系涉及婚姻、家庭、戶籍等因素，因此一項管理措施的變更 很容易帶來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應當考慮從完善社會治理的角度，重新審視社會管理的抓手，并做出適當的改變。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任何公共政策都存在兩面性。”江蘇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李潔博士認為，管理調控必然帶有一定副作用，但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調整應有利于公眾利益的充分表達與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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