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張家口、承德地區遭遇嚴重旱災。
被抽空的華北平原
河北張家口、承德地區遭遇嚴重旱災。
對大地的過度索取和開發，讓空心危機日漸逼近中國。
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遼闊的華北平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包括淺層漏斗和深層漏斗在內的華北平原復合地下水漏斗，面積73288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52.6%；而在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在開發城市地下空間時，亦頻頻遇到了因為過度開發地下空間而導致地陷的問題。
有數據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我國每年從地表和地表深處開采出超過50億噸的礦產品。這足以改變地球表面和巖石圈的自然平衡，產生了采空塌陷等地質災害。
在山西，因采煤形成的采空區達到2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山西1/8的國土面積，僅去年因礦山開發導致的地面塌陷及采礦場破壞土地就達20.6萬畝，300萬人受災；而在江蘇徐州，為了治理因為采礦而產生的坍塌區，當地的礦務集團正在絞盡腦汁地計算著所花費的每一筆資金。
全國地下水超采區域300多個，面積達19萬平方公里，嚴重超采面積達7.2萬平方公里。
這是水利部水資源司副司長于琪洋10月28日對媒體公布的數字，當天，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與水利部在京正式發布《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地下水的安全問題得到國家部委前所未有的重視。
地下水超采引發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地表沉降是最為突出的威脅。
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華北平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以下稱“水環所”）副所長張兆吉在年初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包括淺層漏斗和深層漏斗在內的華北平原復合地下水漏斗，面積73288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52.6%。
過度攫取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根據中國地質調查局2008年發表的《華北平原地面沉降調查與監測綜合研究》，華北平原地面沉降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404.42億元，間接經濟損失2923.86億元，累計損失達3328.28億元。
對于漏斗區的恢復，許多人都不約而同想到了封井，即禁止地下水的開采，然而，在人均水資源僅是全國15%，不到世界人均4%水平的華北平原，放棄使用地下水幾乎不可能。
抽空的地下
“我從上世紀80年代初畢業開始就做地下水的研究，甚至我的父母也是研究地下水的，我們對地下水的感情特別深，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水環所研究院費宇紅是張兆吉的項目合作人，她告訴本報記者，上一輩的地下水研究者基本只著眼于如何挖掘利用地下水的潛能，至于如何保護，并沒有人意識到有這樣的問題。
“華北的百姓有個說法，叫‘十年九旱’、‘十年就澇’，也就是說，十年中有九年都會遇到旱災水災的困擾，春天莊稼要開始長的時候往往就是大旱，而到了莊稼要收的秋天，很可能就突然下一場暴雨，洪水把田地房屋一下都沖垮了，應對的方案就是修水庫、打井，1963年的一場大洪水，讓國家其后兩年在流域上游修起了一座座的水庫。”費宇紅所指的大洪水發生則是華北平原上范圍最廣的海河流域，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當時水庫水的用途主要就是城市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其中灌溉用水是大頭，但沒想到后來城市的用水量越來越大，灌溉基本上用不到了。”費宇紅說。
但讓人措手不及的是，水庫修建之后的幾十年內，華北平原進入了一個枯水期。1979年至今的30年來降水量年均減少74.9毫米,降水資源量減少了104.3億立方米。而另一方面，地區內人口比起80年代初增加了37%，人均水資源量急劇減少，從1952年的735立方米直降到2009年的302立方米。
氣候只是一方面，更大的影響卻是人的活動。
“水庫的好處是用水方便，但同時也加大了區內的水面面積，換句話說，蒸發的面積加大了，蒸發的總量也加大了。”費宇紅介紹，華北平原的年均蒸發量高于1500毫米，是降雨量的數倍，但這并不意味著水資源留不住，因為只有水面才有這么高的蒸發量，“地下水顯然是蒸發不了的，但很多水庫都陸續做了防滲漏處理，水根本到不了地下去，只能白白地揮發掉。”
干旱越來越頻繁，而糧食生產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農民只能從地下尋找所需的灌溉水資源，而隨著技術的進步，打井也變得越來越容易。
在60年代的時候，水環所所在的正定地區地下水只有“一扁擔深”，而如今淺層地下水水位深度卻已經大于30米。而在平原東面的滄州，由于淺層水鹽度高，無法使用，一直依賴深層地下水，井深從100米一直延伸到400米、500米。
根據官方在2010年的通報，華北平原地區幾十年來共超采地下水1200億立方米，遠大于減少的降水資源總量，換句話說，即使氣候不轉向，也無法阻止超采的發生。
根據水環所多年來的監測和研究，華北平原的地下水分水線在50年代、60年代基本是平行分布，而到了1970年，圍繞超采區域形成的地下水漏斗已經形成，并在80年代、90年代急劇加深。
到2005年，最為嚴重的滄州漏斗中心水位已經是103米。
“對于淺層地下水超采的地區而言，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只要集中下幾場大雨就能將水位補上來，但深層地下水超采的地區必然會造成地質沉降問題，深層的地下水補充非常困難。”費宇紅解釋說。
事實正是如此，在1970年，滄州地區的沉降僅為9毫米，而1998年到2001年之間，滄州地區的累積沉降量約450毫米，到了2005年，沉降中心累積沉降量已達到2457毫米，地面沉降的速率在加快。
干淀危機
地下水的漏斗只能通過科學監測來了解，但超采同樣能夠在地表的濕地上表現出來，而濕地的榮枯正是地下水資源量最直觀的標志。
位于北京南面160公里的白洋淀，正是華北地下水資源最好的晴雨表。80年代至今，這個曾讓作家孫犁沉迷一生的華北大濕地已經數度“干淀”，在1983-1985年，更是連續5年滴水不進，水生生物完全滅絕。
"干淀’問題和地下水是有密切關系的，也就是說泉水是往外冒，補給地表水，但是現在地下已經成了一個漏斗，上面地表的水就漏到地下去了，所以白洋淀存不住水了。”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賈紹鳳對時代周報分析道。
在地理上，白洋淀屬于大清河水系，也是海河流域的一部分，納瀑河、唐河、漕河、潴龍河、拒馬河等在這里匯流之后，從趙北口閘口進入大清河并在天津入海。
10月31日，大約經過了兩個小時，記者乘坐今年70歲的馬大爺的船從小田村來到趙北口的河道閘門，卻看到閘門緊閉，白洋淀內沒有一滴水流出，最后只好怏怏折回。
“這個閘門多年來基本是不開的，據說只有水位高于8米的時候才會開閘泄洪，可是你看，這河道水深基本也就3米，而且這水也不是原來的，只是從黃河調過來的，還得花錢買，村里開旅店的都要分擔調水的錢。”據馬大爺介紹，由于今年雨水稍多，白洋淀水位比往年稍微高了點，但離正常的水位還有相當的距離。
盡管如此，大清河水系的支流今年依舊沒有任何水流入白洋淀，常年不流動的水面失去了自凈能力，呈墨綠狀，而靠近村莊的水域，由于生活污水的加入，更是臭不可聞。
“上游都修了一個一個的水庫，怎么還會有水下來，要水的話都得河北省去跟山西省買，憑安新縣根本做不到這樣的事，后來實在沒辦法了，省里就跟山東買來了黃河水。”馬大爺回憶說，自從70年代水庫陸續修好之后，白洋淀就開始“干淀”，在1983年，更是長達五年完全干涸，河床裸露，魚蝦滅絕。
“那個時候，我們都到白洋淀里種地了，拖拉機也直接在淀里開，誰知道1988年，突然就來了洪水，才又開始在水里養魚養蝦收蘆葦。”馬大爺多次跟記者強調，真正的白洋淀是在日本人占領的時候，那時候河道開著30-50噸的糧食船，一直開到天津。
所謂的“干淀”，其實并非指類似于1983年的水面完全干涸，而是指白洋淀蓄水量在5000萬立方米以下、水位在6.5米以下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調水補救，白洋淀就很可能完全干涸。從1970年開始，白洋淀就發生“干淀”十余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最后終于在水利部的主持下，海河委和黃河委協調啟動了“引黃濟淀”工程，化解了危機。
盡管有北方水鄉的美譽，但白洋淀地區依舊沒有逃離漏斗的命運。
根據賈紹鳳的研究，白洋淀流域平原區的地下水平均埋深從1974年的3.95米下降到2007年的20.79米,平均每年下降0.51米，且年下降速率基本呈上升趨勢，2007年的最大埋深更是達到43.77米，絲毫不亞于其他缺水地區。到2007年,保定市區、順平、清苑、徐水局部圍繞滿城縣,已形成了一個連續的地下水降落大漏斗群。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白洋淀進行大規模調水之后，漏斗情況有所改善。
2000年，在白洋淀沿岸的安新縣中部和高陽縣東部曾有明顯的局部漏斗，但到2007年時，這兩個漏斗都不明顯了。其原因與白洋淀生態補水保持一定水面后湖水對地下水的補給有關。
調水救急
“引黃入淀”，被認為是挽救白洋淀生態的關鍵工程。
在2006年實施“引黃入淀”之前，河北省政府從1992年就開始調水補充干枯的白洋淀，包括從遠至邯鄲的岳城水庫調水，但基本類似于拆東墻補西墻，只是在華北平原內部進行調劑，能調的水量有限。
“引黃入淀”則從黃河位山引黃閘開始，從劉口閘進入河北境內，為衡山湖、白洋淀以及天津調水，位山閘到白洋淀段距離為399公里，總調水量一般為7億立方米左右，到達白洋淀的水量為0.5-0.7億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引黃入淀”途經滄州等多個漏斗區。
"引黃入淀’只是經過滄州的邊上，對滄州影響比較小，引水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對引水線的地下水的補給作用是有的，大部分都能在沿途滲漏下去。”賈紹鳳分析說。
費宇紅則認為，“引黃入淀”對近幾年滄州遏制住漏斗加劇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2005年后雖然滄州的深層地下水位尚未回升，但下降速度已經比過去大大減緩了，原因就是滄州調來了黃河水，可以有條件封井，停止開采地下水。在封井的情況下，地下水位是可以逐年慢慢恢復的，盡管時間會比較長。”
水利部海河委的老專家董漢生1992年曾論證“引黃入淀”工程，但沒想到這一工程十多年后才得以實現。他當時認為，與耗資巨大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相比，“引黃入淀”投資小，見效大，能有效減緩華北的缺水問題。
引黃7億立方米的調水量與華北平原每年200億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開采量相比，顯然有些杯水車薪，并且由于黃河本身水質污染嚴重，泥沙含量大，水資源的價值并不大，而南水北調的規劃調水量則高達130億立方米，并且選取了水質較好的漢江。
“我個人觀察是整個海河流域的用水量近年來基本上在下降，在南水北調之后，基本上可以替代超采的地下水，可以讓地下水得到逐步的恢復。”賈紹鳳對南水北調的期望甚高。
但地下水專家費宇紅則表示了擔憂，“畢竟平原地區那么廣大，而南水北調的水只能用于干渠沿線，水價也較高，農民用不起，農業灌溉用水占超采的80%以上，調水可以解決城市的用水問題，對于大面積的地下漏斗并不能完全解決。”費宇紅認為，更為治標的辦法還是節水，包括加強抗旱作物的推廣、灌溉方式的改變等。
相對于超采，費宇紅對目前地下水的污染問題更為擔憂。雖然從2005年以來，張兆吉、費宇紅的團隊已經對華北、華東、珠三角等平原、三角洲地區的地下水污染陸續進行了調查，但卻都只是初步的了解，甚至對污染水源的流動速度，依舊無從了解。
“所以這次國務院的規劃還是從監控入手，只有充分摸清楚了家底，我們才好動手進行治理。”費宇紅介紹說，目前對于地下水的污染問題還只是在調查階段，至于治理，更是極為長期的過程，“比如說有機污染，比無機污染還容易致癌，美國人90年代開始著手處理時認為需要100年時間進行治理，而我們則只是近幾年才剛剛開始。”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提出，未來將總投資346.6億元用于地下水污染防治，抓緊開展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和評估，劃定地下水污染治理區、防控區和一般保護區，保障地下水飲用水水源環境安全。
也許，迅速地構筑穩固的地下水防線，才是目前最為可行的方案。
河北張家口、承德地區遭遇嚴重旱災。
對大地的過度索取和開發，讓空心危機日漸逼近中國。
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遼闊的華北平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包括淺層漏斗和深層漏斗在內的華北平原復合地下水漏斗，面積73288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52.6%；而在北上廣深等特大城市，在開發城市地下空間時，亦頻頻遇到了因為過度開發地下空間而導致地陷的問題。
有數據表明，隨著工業化進程對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需求，我國每年從地表和地表深處開采出超過50億噸的礦產品。這足以改變地球表面和巖石圈的自然平衡，產生了采空塌陷等地質災害。
在山西，因采煤形成的采空區達到2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山西1/8的國土面積，僅去年因礦山開發導致的地面塌陷及采礦場破壞土地就達20.6萬畝，300萬人受災；而在江蘇徐州，為了治理因為采礦而產生的坍塌區，當地的礦務集團正在絞盡腦汁地計算著所花費的每一筆資金。
全國地下水超采區域300多個，面積達19萬平方公里，嚴重超采面積達7.2萬平方公里。
這是水利部水資源司副司長于琪洋10月28日對媒體公布的數字，當天，環保部、國土資源部與水利部在京正式發布《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地下水的安全問題得到國家部委前所未有的重視。
地下水超采引發一系列的環境問題，對于東部地區來說，地表沉降是最為突出的威脅。
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華北平原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區”。中國地質科學院水文地質環境地質研究所（以下稱“水環所”）副所長張兆吉在年初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表明，包括淺層漏斗和深層漏斗在內的華北平原復合地下水漏斗，面積73288平方公里，占總面積的52.6%。
過度攫取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根據中國地質調查局2008年發表的《華北平原地面沉降調查與監測綜合研究》，華北平原地面沉降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404.42億元，間接經濟損失2923.86億元，累計損失達3328.28億元。
對于漏斗區的恢復，許多人都不約而同想到了封井，即禁止地下水的開采，然而，在人均水資源僅是全國15%，不到世界人均4%水平的華北平原，放棄使用地下水幾乎不可能。
抽空的地下
“我從上世紀80年代初畢業開始就做地下水的研究，甚至我的父母也是研究地下水的，我們對地下水的感情特別深，但這并不是說我們一開始就意識到了這些問題。”水環所研究院費宇紅是張兆吉的項目合作人，她告訴本報記者，上一輩的地下水研究者基本只著眼于如何挖掘利用地下水的潛能，至于如何保護，并沒有人意識到有這樣的問題。
“華北的百姓有個說法，叫‘十年九旱’、‘十年就澇’，也就是說，十年中有九年都會遇到旱災水災的困擾，春天莊稼要開始長的時候往往就是大旱，而到了莊稼要收的秋天，很可能就突然下一場暴雨，洪水把田地房屋一下都沖垮了，應對的方案就是修水庫、打井，1963年的一場大洪水，讓國家其后兩年在流域上游修起了一座座的水庫。”費宇紅所指的大洪水發生則是華北平原上范圍最廣的海河流域，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當時水庫水的用途主要就是城市生活用水、灌溉用水，其中灌溉用水是大頭，但沒想到后來城市的用水量越來越大，灌溉基本上用不到了。”費宇紅說。
但讓人措手不及的是，水庫修建之后的幾十年內，華北平原進入了一個枯水期。1979年至今的30年來降水量年均減少74.9毫米,降水資源量減少了104.3億立方米。而另一方面，地區內人口比起80年代初增加了37%，人均水資源量急劇減少，從1952年的735立方米直降到2009年的302立方米。
氣候只是一方面，更大的影響卻是人的活動。
“水庫的好處是用水方便，但同時也加大了區內的水面面積，換句話說，蒸發的面積加大了，蒸發的總量也加大了。”費宇紅介紹，華北平原的年均蒸發量高于1500毫米，是降雨量的數倍，但這并不意味著水資源留不住，因為只有水面才有這么高的蒸發量，“地下水顯然是蒸發不了的，但很多水庫都陸續做了防滲漏處理，水根本到不了地下去，只能白白地揮發掉。”
干旱越來越頻繁，而糧食生產的壓力卻越來越大，農民只能從地下尋找所需的灌溉水資源，而隨著技術的進步，打井也變得越來越容易。
在60年代的時候，水環所所在的正定地區地下水只有“一扁擔深”，而如今淺層地下水水位深度卻已經大于30米。而在平原東面的滄州，由于淺層水鹽度高，無法使用，一直依賴深層地下水，井深從100米一直延伸到400米、500米。
根據官方在2010年的通報，華北平原地區幾十年來共超采地下水1200億立方米，遠大于減少的降水資源總量，換句話說，即使氣候不轉向，也無法阻止超采的發生。
根據水環所多年來的監測和研究，華北平原的地下水分水線在50年代、60年代基本是平行分布，而到了1970年，圍繞超采區域形成的地下水漏斗已經形成，并在80年代、90年代急劇加深。
到2005年，最為嚴重的滄州漏斗中心水位已經是103米。
“對于淺層地下水超采的地區而言，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只要集中下幾場大雨就能將水位補上來，但深層地下水超采的地區必然會造成地質沉降問題，深層的地下水補充非常困難。”費宇紅解釋說。
事實正是如此，在1970年，滄州地區的沉降僅為9毫米，而1998年到2001年之間，滄州地區的累積沉降量約450毫米，到了2005年，沉降中心累積沉降量已達到2457毫米，地面沉降的速率在加快。
干淀危機
地下水的漏斗只能通過科學監測來了解，但超采同樣能夠在地表的濕地上表現出來，而濕地的榮枯正是地下水資源量最直觀的標志。
位于北京南面160公里的白洋淀，正是華北地下水資源最好的晴雨表。80年代至今，這個曾讓作家孫犁沉迷一生的華北大濕地已經數度“干淀”，在1983-1985年，更是連續5年滴水不進，水生生物完全滅絕。
"干淀’問題和地下水是有密切關系的，也就是說泉水是往外冒，補給地表水，但是現在地下已經成了一個漏斗，上面地表的水就漏到地下去了，所以白洋淀存不住水了。”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賈紹鳳對時代周報分析道。
在地理上，白洋淀屬于大清河水系，也是海河流域的一部分，納瀑河、唐河、漕河、潴龍河、拒馬河等在這里匯流之后，從趙北口閘口進入大清河并在天津入海。
10月31日，大約經過了兩個小時，記者乘坐今年70歲的馬大爺的船從小田村來到趙北口的河道閘門，卻看到閘門緊閉，白洋淀內沒有一滴水流出，最后只好怏怏折回。
“這個閘門多年來基本是不開的，據說只有水位高于8米的時候才會開閘泄洪，可是你看，這河道水深基本也就3米，而且這水也不是原來的，只是從黃河調過來的，還得花錢買，村里開旅店的都要分擔調水的錢。”據馬大爺介紹，由于今年雨水稍多，白洋淀水位比往年稍微高了點，但離正常的水位還有相當的距離。
盡管如此，大清河水系的支流今年依舊沒有任何水流入白洋淀，常年不流動的水面失去了自凈能力，呈墨綠狀，而靠近村莊的水域，由于生活污水的加入，更是臭不可聞。
“上游都修了一個一個的水庫，怎么還會有水下來，要水的話都得河北省去跟山西省買，憑安新縣根本做不到這樣的事，后來實在沒辦法了，省里就跟山東買來了黃河水。”馬大爺回憶說，自從70年代水庫陸續修好之后，白洋淀就開始“干淀”，在1983年，更是長達五年完全干涸，河床裸露，魚蝦滅絕。
“那個時候，我們都到白洋淀里種地了，拖拉機也直接在淀里開，誰知道1988年，突然就來了洪水，才又開始在水里養魚養蝦收蘆葦。”馬大爺多次跟記者強調，真正的白洋淀是在日本人占領的時候，那時候河道開著30-50噸的糧食船，一直開到天津。
所謂的“干淀”，其實并非指類似于1983年的水面完全干涸，而是指白洋淀蓄水量在5000萬立方米以下、水位在6.5米以下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調水補救，白洋淀就很可能完全干涸。從1970年開始，白洋淀就發生“干淀”十余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最后終于在水利部的主持下，海河委和黃河委協調啟動了“引黃濟淀”工程，化解了危機。
盡管有北方水鄉的美譽，但白洋淀地區依舊沒有逃離漏斗的命運。
根據賈紹鳳的研究，白洋淀流域平原區的地下水平均埋深從1974年的3.95米下降到2007年的20.79米,平均每年下降0.51米，且年下降速率基本呈上升趨勢，2007年的最大埋深更是達到43.77米，絲毫不亞于其他缺水地區。到2007年,保定市區、順平、清苑、徐水局部圍繞滿城縣,已形成了一個連續的地下水降落大漏斗群。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白洋淀進行大規模調水之后，漏斗情況有所改善。
2000年，在白洋淀沿岸的安新縣中部和高陽縣東部曾有明顯的局部漏斗，但到2007年時，這兩個漏斗都不明顯了。其原因與白洋淀生態補水保持一定水面后湖水對地下水的補給有關。
調水救急
“引黃入淀”，被認為是挽救白洋淀生態的關鍵工程。
在2006年實施“引黃入淀”之前，河北省政府從1992年就開始調水補充干枯的白洋淀，包括從遠至邯鄲的岳城水庫調水，但基本類似于拆東墻補西墻，只是在華北平原內部進行調劑，能調的水量有限。
“引黃入淀”則從黃河位山引黃閘開始，從劉口閘進入河北境內，為衡山湖、白洋淀以及天津調水，位山閘到白洋淀段距離為399公里，總調水量一般為7億立方米左右，到達白洋淀的水量為0.5-0.7億立方米。值得注意的是，“引黃入淀”途經滄州等多個漏斗區。
"引黃入淀’只是經過滄州的邊上，對滄州影響比較小，引水量也不是很大，但是對引水線的地下水的補給作用是有的，大部分都能在沿途滲漏下去。”賈紹鳳分析說。
費宇紅則認為，“引黃入淀”對近幾年滄州遏制住漏斗加劇起了相當關鍵的作用。“2005年后雖然滄州的深層地下水位尚未回升，但下降速度已經比過去大大減緩了，原因就是滄州調來了黃河水，可以有條件封井，停止開采地下水。在封井的情況下，地下水位是可以逐年慢慢恢復的，盡管時間會比較長。”
水利部海河委的老專家董漢生1992年曾論證“引黃入淀”工程，但沒想到這一工程十多年后才得以實現。他當時認為，與耗資巨大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相比，“引黃入淀”投資小，見效大，能有效減緩華北的缺水問題。
引黃7億立方米的調水量與華北平原每年200億立方米以上的地下水開采量相比，顯然有些杯水車薪，并且由于黃河本身水質污染嚴重，泥沙含量大，水資源的價值并不大，而南水北調的規劃調水量則高達130億立方米，并且選取了水質較好的漢江。
“我個人觀察是整個海河流域的用水量近年來基本上在下降，在南水北調之后，基本上可以替代超采的地下水，可以讓地下水得到逐步的恢復。”賈紹鳳對南水北調的期望甚高。
但地下水專家費宇紅則表示了擔憂，“畢竟平原地區那么廣大，而南水北調的水只能用于干渠沿線，水價也較高，農民用不起，農業灌溉用水占超采的80%以上，調水可以解決城市的用水問題，對于大面積的地下漏斗并不能完全解決。”費宇紅認為，更為治標的辦法還是節水，包括加強抗旱作物的推廣、灌溉方式的改變等。
相對于超采，費宇紅對目前地下水的污染問題更為擔憂。雖然從2005年以來，張兆吉、費宇紅的團隊已經對華北、華東、珠三角等平原、三角洲地區的地下水污染陸續進行了調查，但卻都只是初步的了解，甚至對污染水源的流動速度，依舊無從了解。
“所以這次國務院的規劃還是從監控入手，只有充分摸清楚了家底，我們才好動手進行治理。”費宇紅介紹說，目前對于地下水的污染問題還只是在調查階段，至于治理，更是極為長期的過程，“比如說有機污染，比無機污染還容易致癌，美國人90年代開始著手處理時認為需要100年時間進行治理，而我們則只是近幾年才剛剛開始。”
《全國地下水污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提出，未來將總投資346.6億元用于地下水污染防治，抓緊開展地下水污染狀況調查和評估，劃定地下水污染治理區、防控區和一般保護區，保障地下水飲用水水源環境安全。
也許，迅速地構筑穩固的地下水防線，才是目前最為可行的方案。
城市地陷危機
北京通州區一魚塘，龜裂的土地。
一次偶然，科學家發現地下突然出現一個大洞，城市面臨塌陷的危險，與此同時，盛大的狂歡節卻迫在眉睫。他費盡心力，最終解除了這場危機。
這是美國災難片《地陷危機》里的故事。
現如今，電影里的情節，也許正在逐漸逼近我們賴以生存的城市。
地下隱患
10月30日，深圳梅林路跟梅村路交界路段，伴隨著一陣轟鳴，路面出現一個深約5米、面積100平方米的大坑。
這是該路段在今年以來的第六次地陷，事發地段屬于“廣深港客運專線”工程項目，施工方負責人向媒體表示，坍塌主要是地質原因造成的。
記不清這是今年以來的第幾起城市地陷事故了，今年年初國內各大城市地陷頻發，甚至在最初被誤傳為城市“天坑”。
10年前，地陷還算大新聞，但如今人們對此已司空見慣。究其原因，矛頭皆指向城市建筑工程的地下安全問題。
早在2009年，廣州市國土房管局發布的《廣州市2009年度地質災害防治方案》(以下簡稱“《方案》”)就曾經作出預測，稱當年可能因工程施工引發地面塌陷、沉降的地段有46處,需重點加以防范。
《方案》中還具體預計到，廣州市地下軌道交通項目，地質災害隱患達32處之多。
今年6月份，在廣州地鐵漏水、珠江新城地陷頻發的背景下，《南方都市報》刊出一篇題為《廣州三大斷裂帶不宜開發地下空間》的新聞稿件。
文章中提出，廣州西北部廣花盆地的巖溶分布，瘦狗嶺斷裂帶、廣從斷裂帶、廣三斷裂帶等活動斷層，以及珠江兩岸分布的較厚軟土層，都會對開發地下空間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在這些區域建地下空間，建筑或將下沉。
新聞的結論出自《廣州市城市地下空間利用的地質環境條件評價與地下空間資源區劃成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該《報告》屬于廣東省地質調查院承擔的“廣州市城市地質調查”項目六個專題之一，是廣州市首次對地下世界作出系統的調查和研究。
但報告的起草人之一，廣州大學土木工程學院的鄭先昌教授，對新聞當中所下定論卻并不同意，但也不置可否。“在我們搞地質的人來看，并不能把地質地貌的情況簡單分為能否做地下開發，這樣太武斷了。科學的做法，應該針對不同的地質做不同的處理，達到安全建筑的目的。這個涉及專業，一時半會無法解釋清楚。”鄭先昌對時代周報記者如是說。
但鄭先昌也提出自己的擔憂。“現在更主要的隱患，不是單個工程的地質項目是否合格，而是，城市建筑過多過密，地下基坑的地質情況已發生變化，而大多數施工方在設計最初，并未將周圍建筑的地質情況考慮在內。單個建筑與周圍的建筑之間，地質互相影響、擠壓，造成沉降，甚至引發地陷。”
龐大空洞
林宇恒（化名）是一名注冊巖土工程師，一年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工地。他告訴記者，對周邊地質情況的勘測，按理是一個建筑項目的前期常規流程。“最常見的就是用鉆機直接鉆入地下，取芯，做相應的測試，通過計算，算出承載力，然后將地質情況通過報告的形式提交給設計單位。”
“但，這個工作做得很少，通常只關注自身建筑的地質情況。”林證實了鄭先昌的說法。
這種情況造成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的無序浪費，《報告》稱，“其后果是既浪費了部分地下空間資源又對地下空間的后續開發增加了難度，迫使地下空間向更深部發展。”
此次《報告》研究按照淺層(0-15米)、中層(15-30米)、深層(大于30米)三個空間域，對廣州市中心城區(老八區)和番禺區開展了地下空間資源質量分區評價。結果得出，淺層、中層、深層地下空間資源質量評價為差以及很差的面積，分別占全區總面積的38.65%、13.9%、7.06%。
媒體就《報告》統計出，廣州城區的淺層地下空間資源，可合理開發利用資源量面積約占調查區域總面積的八成。鄭先昌對這個結論解釋道，“并不是說八成可以淺層開發，剩下的就只有兩成可供中層和深層開發了。只是，各深度開發不能同時在一個項目區域內進行，比如某項目已經進行過中層開發了，就不能再進行淺層開發了。”
“大部分地段淺層地下空間資源已無法利用，只能向中、深層地下空間資源方向發展。”《報告》中這段話對地下空間開發現狀給出中肯的意見。
記者查閱到，目前，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城市地下空間開發的利用資源量，應為城市的總面積乘以合理開發深度的40%。雖然這種方法被認為過于簡化和單一，許多影響因素沒有考慮在內，但僅以廣州為例，地下空間的開發已遠遠超過40%。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0年5月，廣州已建和在建的8條地鐵線路總長度達到212km，18層以上的高樓有7000多棟，100m以上的超高層建筑有360多棟。商品房樓層由中低層（20層）發展，部分區段（如珠江新城）呈現出高樓林立、建設集中的態勢。
“城市建設初期，對地下世界的研究比較有限，缺少系統的指導，造成了地下資源的浪費，這是很可惜的。”鄭先昌對時代周報記者說道。他目前的工作就是進行針對性的調查，最大限度地保證地下資源開發的合理性和安全性。
但林宇恒更擔心的是，地下人為挖掘的龐大空洞，使得水土流失所帶來的后果。“在水泥路面的掩飾下，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空洞上方。”
長期的煤炭開采使地下礦體層形成了空洞，成為采空區，地面經常發生塌陷。本報記者 郭楊 攝
山西采空區“科技門”調查
因煤而興的山西，如今要面對新的問題。長期的煤炭開采使地下礦體層形成了空洞，成為采空區。
2010年12月，山西省有關部門統計稱，山西采煤形成的采空區達到2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山西1/8的國土面積。山西省國土資源廳提供的最新礦山地質環境調查結果顯示，僅2010年因礦山開發導致的地面塌陷及采礦場破壞土地就達20.6萬畝，其中12.99萬畝是耕地。山西省發改委認為，因此受災人口達到了300萬。
隨著煤炭大規模的開采，山西的資源枯竭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大凡煤礦區域的鄉村，周邊地下的煤炭基本都被掏空了。栗先娥所在的山西省襄垣縣王橋鎮洛江溝村就是一個常年被采空區包圍的行政村。
更讓村民擔憂的是，總面積4031.5畝，共有210戶人家的洛江溝村地下蘊含的煤層儲量相當可觀，且是山西省潞安環能股份有限公司五陽煤礦（以下稱“五陽煤礦”）進入新的主采區—儲量為10499.2萬噸的南風礦區的必經之路。
要想開發資源，只有將洛江溝村全部搬走。2001年，五陽煤礦和襄垣縣簽訂了洛江溝村莊整理協議書，當年7月洛江溝新村開始動工，2003年，全部村民搬進采空區上的新村。
但搬進新居的洛江溝村民沒有想到，等待他們的會是采空區面臨的塌陷問題。
岌岌可危
“早晨我打開的房門，中午因為變形就關不上了。晚上，采掘機的聲音震得我們連覺也睡不著。”77歲的姜玉生老漢憤懣地告訴本報記者，“他們給我們蓋的新房，別說沒有實施抗變形技術，屋頂連瓦都沒有，僅僅搭了塊預制板；而且，要圍墻沒圍墻，要門窗沒門窗，大冬天村民只好用塑料布代替。”
盡管這里的農民常年飽受采空區的驚嚇，但他們覺得，房屋雖然破舊，但還安全，仍不愿離開祖祖輩輩留下的舊居。于是，五陽煤礦承諾村民新居的建設，全部采用已獲得國家應用科技二等獎的房屋抗變形技術。
2002年，洛江溝村的村民還沒有從舊居上徹底搬走，五陽煤礦的采掘機就迫不及待地在該村地底下掘進。
2003年農歷八月十三凌晨一點多。村民栗先娥說，她還在睡夢中，突然一聲轟響把她驚醒了，出去一看，東房的屋頂塌了下來，整個房間塵土飛揚，瓦礫一片，家里的東西全部壓在下面。不僅如此，就連隔壁學校的二層樓也傾斜了。
次日，她去找襄垣縣的宋副縣長和崔姓的鎮人大主任。崔問她，砸住人沒有？她說沒有。崔說，人沒事，我就不管了。
栗的女兒也住在洛江溝村，與她家僅隔兩條街，在搬遷到新村時分得8間房屋。但搬進后就發現這8間房子有不同程度的地基下沉、裂縫，至今沒有入住。“她們拿到房后，地面和墻壁就出現裂縫了，直接被定性為危房，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栗先娥說。
2004年初，洛江溝村民曾到省城去反映問題。此后不久，在村委會的辦公樓里，在鎮黨委副書記郭滿堂、村書記楊成旺、村長索文超和會計高保平等人的主持下，按照有關部門的意見，分別給洛江溝村的20多戶村民發了約5000元的危房補助費。
據栗先娥講，2005年，時任襄垣縣的宋副縣長和城建局相關人員“承認我們的住房屬于危房，并提出由政府出錢重修或給村民撥款由村民自修等方案”，但之后并無下文。
當本報記者見到候旭才時，這個60多歲的老人正站在自家的院里，呆呆地看著后墻上開裂的縫隙，唉聲嘆氣。他原有4孔舊窯洞外加4間磚混房，在獲得政府的補償后，他還要花費2萬元才得以住進已成危房的新居。
在洛江溝村，多數村民失去了原有的家園，他們被迫搬入新居后，又得負擔起砌院墻、壘灶房、通下水道、修廁所、安門窗的全部費用，這讓不少人負債累累。更為危險的是，洛江溝村新居下面仍是采空區，上面的房屋亦沒有實施抗變形技術。
今年4月21日零時15分，山西長治市發生3.2級地震后，洛江溝村的村民每每談起此事，無不心有余悸，感嘆唏噓。他們說：“我們村800多村民住在采空區，純粹是在炸彈上睡覺。保不住哪天一地震，我們就全完了!”
移花接木
五陽煤礦是一座具有40多年開采歷史的老礦，經過40多年的大規模開采，五陽礦井設計采區內的煤已全部挖盡了，僅剩一些村莊下面的壓煤。為了能夠繼續開采地下資源，五陽煤礦將煤層上的村莊全部搬到另外一塊采空區。據村民講，地下的工作面（采空區）離地上的建筑物很近，晚上夜深人靜還能聽到下面的采煤聲。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五陽煤礦就開始在采空區上做了抗變形房屋的實驗。他們在洛江溝村北的耕地上，投資23萬元興建了三處樣式不同的一層平房，一處為四間房，共計12間。均由8根24#的鋼筋組成50×50平方米的地梁，8根20#的鋼筋構成40×40平方米的圈梁。四間房由15根水泥澆筑的構造柱支撐，主墻體和隔墻體較厚。按照實驗設想，該房無論風雨侵襲和地基下沉，都會歪而不倒，歪而不裂。
“我們當初就是以為我們的新居也是采用了五陽煤礦的抗變形新技術，沒想到剛入住新居就變成危房。”村民代表姜和平對記者說。
2006年12月25日，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局第三屆安全生產科技大會上，“高強度開采條件下村莊房屋破壞規律及保護技術研究”獲得了國家應用科學技術二等獎。隨后，該項目還在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總局網站上被重點推廣，項目編號為AQT-3-12，發明人為原任五陽煤礦的總工程師、現任潞安集團副總經理和總工程師的劉克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劉克功等人在向國家安全生產總局申報成果時，三處實驗房卻變成了整個洛江溝村。據申報材料所述，洛江溝村莊新址采用了抗變形技術措施，于2002年5月全部建成，共148戶。
申報材料還講述，洛江溝村民已全部搬入新房生活，到2004年6月份，歷時2年多時間，同時還經歷了7511、7512工作面開采的波及影響，所有房屋沒有出現裂縫。由此說明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效的、合理的。
五陽煤礦認為，由于該次試驗，洛江溝煤柱已回采煤量181.36萬噸，為五陽煤礦新增產值42651.4萬元，不僅解決了其無工作面可采的被動局面，同時也為該礦探索出一條具有我礦特色的村莊下采煤之路。但從其申報材料之中，再也找不到那三處實驗房屋的蹤影。
五陽煤礦“不差錢”。據官方資料報稱：洛江溝村全部搬遷后，五陽煤礦在該村地下挖掘出181.36萬噸煤炭，獲得了4.2億元的利潤。
為了這次搬遷，早在1998年，五陽礦就開始考察，同年11月14日，在一份《洛江溝村項目總預算》中，人們就發現，當時的總預算資金為4886.7萬元。然而，到2000年，項目總造價卻變為1130萬元，最后落到洛江溝村集體手里的僅有860萬元。
在村民的強烈要求下，襄垣縣紀委介入了調查，洛江溝村原支書趙成文貪污28萬被開除黨籍。奇怪的是，趙文成既未退贓，亦未移送司法機關。
誰欺騙了誰？
在2011年5月，五陽煤礦在給媒體的答復函中表示，“科技成果”是指新采空區抗變形措施的探研，間接否認了申報“科技成果”時所稱的“洛江溝新址采用了抗變形技術措施”的說法。
據村民高海林講述，在建新址時，他帶領6位村民進行監工。新建房地梁由6根14#鋼筋組成，圈梁由6根14#鋼筋構成，主墻體和隔墻體較薄，整體沒有一根構造柱，明顯與實驗房的規格不相匹配。
“襄垣縣城建局的相關工作人員曾明確告訴我們，當時新村設計時，五陽煤礦根本就沒有提供地質資料，更談不到提供應用抗變形新技術。在采空區上所建的村民新居，完全是以普通民房的設計標準進行設計的。這不是赤裸裸的欺騙嗎？”姜和平說。
在采空區上建新居，按普通民房設計是否可行？王橋鎮政府接到設計圖紙后，立即對五陽煤礦進行了質詢。
2000年7月，五陽煤礦在《關于洛江溝新址采空區建房的答復函》中，沒有提到“抗變形技術”，而是強調，“該地址經觀測地表沉陷已經穩定，在該區域建房是可行的。但考慮到其他因素，為了切實保障村民的利益不受損害，可對房屋基礎采取適當措施。因采空區出現塌陷，導致房屋毀壞甚至危及居民安全者，五陽煤礦負責。”
有了五陽煤礦負責的保證，王橋鎮政府便據此復函對該新村建設進行了招投標，最終由4家有資質的建筑公司中標，并分包給9個工程隊。
新房蓋起后，群眾就開始了上訪。2011年7月，在村民的強烈要求下，洛江溝村、支兩委召開緊急會議，請求襄垣縣王橋鎮政府對長達十年的房屋進行驗收。
同時，村兩委向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總局科技規劃司提出，要求對五陽煤礦移花接木的假科技成果予以核查。據悉，安監總局科技規劃司規劃處已責成山西省煤監局科技裝備處進行調查落實。
采空區改變的不僅是洛江溝村的居住環境，也改變著他們的整個生活。洛江溝村共有耕地2667.8畝，此前全部是灌溉田。
“雖然守著地下的黑金，但洛江溝村還是吃農業這碗飯，那時候種田是兩年三季，玉米之后就是播種秋小麥，且產量很高。”姜和平對記者說，“但這些年的煤炭開發讓農業也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如今只能是一年一季，只能種玉米，產量也只有四五百公斤，連一般的旱田都不如。”
記者在現場看到，如今的南干渠已經徹底干涸，沿線的渠體已經多處出現裂縫。最寬的裂縫已達到兩米寬，順著田地向遠處延伸。
在洛江溝村的田地里，也出現了很多裂縫，有的地方已經豎起了標準牌，防止行人誤闖掉進裂縫內，“誰知道下邊有多深”。
如今，栗先娥家的四間房和她女兒的8間房屋都被確定為危房。“現在政府只是告訴我們房子不能居住，是危房，但誰也不管了。”
正在坍塌的村莊
西辛莊的教訓
山西省最大的采空區出現在有百年采煤史的山西孝義，而孝義市的地質災害隱患點以距離市區35公里的西辛莊鎮最甚，有34處，占總數的1/5強。
該鎮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0%是農耕地，自上世紀80年代始，累計采出原煤1.32億噸，占全市同期煤產量的30%。采空區不僅導致大量地表崩塌、滑坡、沉降、裂縫和塌陷，同時亦造成房屋、交通設施、水利設施大面積的破壞。
孝義市政府提供資料顯示，西辛莊鎮36個村3850戶人畜飲水存在不同程度困難，不少群眾以每噸10元的價格從附近鄉鎮買水吃，個別村買水歷史已有20年之久。
《規劃》顯示，截至2009年，孝義市地質災害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總額為43599萬元，其中地面塌陷占去96.3%。
荒蕪的龐龐塔村
龐龐塔村地下埋藏著豐富的煤炭資源，受煤礦開采的影響，龐龐塔村早在2000年就開始有村民的窯屋出現了問題。
如果不是因為采空陷落，龐龐塔在山西也算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過去有人口718人，從2004年開始，村民陸續搬遷到周邊村莊居住。
2011年7月下旬，山西省臨縣木瓜坪鄉龐龐塔村開始塌陷，進入8月，塌陷的面積不斷增加，村子的路面出現巨大的裂縫，有些村民居住的窯洞被坍塌下來的土埋住，整個村子破爛不堪。
在龐龐塔村東北方向不到5公里的地方是霍州煤電的呂臨能化有限公司龐龐塔煤礦，而它掘進的方向就是龐龐塔村的所在地。
治理塌陷區的經濟賬
本報記者 宋陽標 發自江蘇徐州
2011年11月初，在東西向的307省道北側，縱向達數公里的一片小型的湖泊連成片，施工機械和人不時閃現。這里是徐州礦務集團采煤形成的塌陷區形成的水面，當地政府正在規劃將其建造成一個風景秀麗的濕地公園。它有個好聽的名字—潘安湖。
穩層問題
原在徐州礦務集團征遷科工作的車賢橋、駱興鴿指著307省道南側的一片土地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這里就是采煤后產生的塌陷區，但是你看它比周圍的土地實際上還高出一段。
車賢橋介紹，之所以塌陷區比周圍正常田地和公路還高出一截，是因為礦務集團在土地還沒有開始塌陷時，預先將土壤挖出，在其位置埋了很多煤矸石，然后再將土壤回填在煤矸石上面，導致此塊地面比其他地面要高出許多，這樣它在今后的一些年里，慢慢沉降后就不會塌陷得比周圍的土地低。
“在我們采煤行業，有個術語叫穩層。”徐州礦務集團征遷處副處長錢慶高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穩層就是等采空區導致的塌陷土地慢慢沉降下去，逐漸壓實下面的采空區。這個通俗的說法就是“塌實了”。
他們說的是近年屢屢引發礦產災難的采空區導致的塌陷區治理。有著129年開采歷史的礦務集團，歷年來因采煤造成的塌陷區有22萬余畝。
坐落在五省通衢的徐州礦務集團有限公司是江蘇省和華東地區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由于煤炭資源減少，集團的員工從最高峰的12萬多，已經減少到6萬多人。加上國家對采礦業安全作業的整頓力度加大，關閉的煤礦越來越多，徐州礦務集團也面臨著減員增效和產業轉型的諸多困境。
錢慶高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徐州礦區曾經是中國10個千萬噸以上礦區之一，俗稱十大礦，曾經產量位列全國前十名，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資源儲量逐步減少，去年的產量是900多萬噸，從今年開始就逐步下降了，整個徐州礦區是238平方公里。這100多年的開采，不可避免地對徐州地區的村莊地貌產生破壞，這是客觀事實。
據錢慶高講述，徐州礦務集團對塌陷區的治理一般是土地征收和復墾兩種手段，從開采到現在，總共因采煤導致的塌陷的面積大概有22.5萬畝，已經通過征收這種方式來處理的，有122744畝，通過土地復墾的有50450畝，還有5萬多畝沒有治理。
“我們對采煤塌陷區的治理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土地要穩層，它不再繼續塌陷了再去治理。”錢慶高說，“由于有一些礦井還在繼續生產當中，所以土地的不穩定還在繼續，所以得等到它穩層下來，還有5萬多畝土地沒有整治就是這個原因。”
“由于徐礦地區大多數是平原，與山西煤礦所處的地形不太一樣，山西不需要在塌陷的平原地方處理塌陷問題”，錢慶高說，“除非他把人家的窯洞給挖塌了，塌裂了。我們這個地方要處理，那是因為我們這里都是一馬平川的平原，村莊密集。”
“一般情況下，3年以后就穩層了。”錢慶高說，“這是自動的，采完以后就塌下來了，沒有山區那種在地下形成空洞的現象”。
復墾和征收
江蘇省國土資源廳等5個部門在2009年發文給各市及徐州市所轄職能部門，要求調整徐州等老工業基地的煤礦塌陷區征遷補償標準，規定征地標準按20000元/畝補償。
錢慶高說，徐州礦區和國內其他礦區不大一樣，江蘇省專門為徐州礦區治理下過文件。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到現在，從計劃經濟時期到現在，都規定徐州地區采煤怎么處理。
江蘇省的規定有2種方法，一種是征收，在采煤塌陷區叫征而不用。錢慶高介紹，在90年代以前，沒有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土地仍是集體使用的時期，它都是生產隊，大隊里的。我們煤礦也是國有企業，也是國家的，這就是國家內部的關系，當時江蘇省就規定，凡是煤礦造成土地塌陷的，由煤礦根據一定的標準（當時的標準很低了），由當地煤礦征收。
在90年代以前，征收手續很簡單，由當時的徐州礦務局跟村里訂個協議，只要村里同意就可以征過來。礦務局把錢給村里，地仍然給村里使用，農民可以繼續耕種，只是把土地性質從集體所有制變成國有土地。
一般情況下，凡是徐州礦務局征過的土地，經過穩層以后，村里稍微加以整治，繼續耕種或者作為其他用地。在徐州礦區可以隨時見到這樣的土地。后來國家在1990年出臺了一個《土地復墾條例》，要求采礦塌陷企業對土地進行復墾。
錢慶高介紹說，此后江蘇省又出臺了一個文件，要求煤礦采煤塌陷大于1.5米的，繼續征收，深度小于1.5米的，必須復墾，征收的費用高，復墾的費用低。
在90年代時，一畝地分別是2000、3000、4000元檔次的一次性補償金，后來逐漸調整，現在是一畝地5000、6000、7000元的標準，如果塌陷深度大于1.5米的，就2萬元/畝征收。
錢慶高介紹，這個征收的錢由徐州礦務集團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它作為失地農民保障金用起來，作為最低生活保障發放。
而在土地復墾和征收之前，農民亦可獲得相應補償，最高標準是每年每畝900元。“從影響土地開始，礦務集團就付農民農作物補償。按照江蘇省的文件，礦務集團工作人員就和農民到地頭，一年兩季去看看農民的損失是多少。如果農民的收成只是5成，礦務集團就賠5成。”錢慶高說。
治理阻力
車賢橋原來的權臺礦已經由于透水事故被關閉，工人被各自分流到集團的各個部門，他本人被分派到附近的一個礦區。
他向時代周報記者指著路邊的一排停工的小區樓房說，這是礦務集團賠償當地農民的錢建設的安居房，不過最近好像因資金問題停工好久。他說：“我們給的錢是按照規定給足了的。”
當地的一個農民向記者介紹，這里面涉及到賠償金的分配問題，礦里以前把錢給的是村里，不是給農民自己，有的錢就被干部挪用了。現在的樓房蓋不起來，更是村里干部的問題，礦務局把錢給了，但是村里的錢不能到位，只能看著樓房爛尾在那里。
該農民說，農民自己也有一些自私的想法，所以這些年，在與煤礦的利益斗爭中，陷入了一些僵持的怪圈。
這位村民的說法，在錢慶高的話里得到了印證。
錢慶高說：“一畝地補償一年最多拿900元，假如說他家里有10畝地，他一年農作物損失補償就是青苗補償拿不到9000元也可以拿到8000元。這十畝地他不要種，不需要投入任何勞力，就是說，如果這十畝地是好地，他正常耕種的話，他的凈收入可能達不到8000元。”
錢慶高認為，這導致在土地穩層完成后，農民不愿意復墾，“他們認為，你只要煤礦開一年，你就應該給我一年錢。”
徐州礦務集團的打算是，他們的土地穩層工作已經完成了，已經不影響農田了，于是計劃一次性給農民一畝地7000元的補償。
“農民一算，只要煤礦開20年，我就拿20年的補償，關井的時候，你還要一次性賠償我7000元，那我何樂而不為呢？”錢慶高這樣認為，“所以我們現在在土地復墾這個過程當中，就碰到這么一個大的阻力。”
不過，在車賢橋看來，塌陷區也能給農民帶去經濟效益。他指著潘安湖說，這里將要建成AAAA級的風景區，當地老百姓可以在周圍形成副業集群，可以開開飯店、商店，賺點游客的錢。徐州是一個缺水的地區，這邊有這么大一片水域，肯定受歡迎。
“為什么周圍那么多村莊，選了潘安做湖名，可能也是想借潘安的名頭”，一位在圍觀施工的農民說，“畢竟大家都知道潘安是美男子嘛”。
本報記者 宋陽標 發自江蘇徐州
2011年11月初，在東西向的307省道北側，縱向達數公里的一片小型的湖泊連成片，施工機械和人不時閃現。這里是徐州礦務集團采煤形成的塌陷區形成的水面，當地政府正在規劃將其建造成一個風景秀麗的濕地公園。它有個好聽的名字—潘安湖。
穩層問題
原在徐州礦務集團征遷科工作的車賢橋、駱興鴿指著307省道南側的一片土地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這里就是采煤后產生的塌陷區，但是你看它比周圍的土地實際上還高出一段。
車賢橋介紹，之所以塌陷區比周圍正常田地和公路還高出一截，是因為礦務集團在土地還沒有開始塌陷時，預先將土壤挖出，在其位置埋了很多煤矸石，然后再將土壤回填在煤矸石上面，導致此塊地面比其他地面要高出許多，這樣它在今后的一些年里，慢慢沉降后就不會塌陷得比周圍的土地低。
“在我們采煤行業，有個術語叫穩層。”徐州礦務集團征遷處副處長錢慶高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穩層就是等采空區導致的塌陷土地慢慢沉降下去，逐漸壓實下面的采空區。這個通俗的說法就是“塌實了”。
他們說的是近年屢屢引發礦產災難的采空區導致的塌陷區治理。有著129年開采歷史的礦務集團，歷年來因采煤造成的塌陷區有22萬余畝。
坐落在五省通衢的徐州礦務集團有限公司是江蘇省和華東地區重要的煤炭生產基地。由于煤炭資源減少，集團的員工從最高峰的12萬多，已經減少到6萬多人。加上國家對采礦業安全作業的整頓力度加大，關閉的煤礦越來越多，徐州礦務集團也面臨著減員增效和產業轉型的諸多困境。
錢慶高向時代周報記者介紹，徐州礦區曾經是中國10個千萬噸以上礦區之一，俗稱十大礦，曾經產量位列全國前十名，上世紀90年代以后，由于資源儲量逐步減少，去年的產量是900多萬噸，從今年開始就逐步下降了，整個徐州礦區是238平方公里。這100多年的開采，不可避免地對徐州地區的村莊地貌產生破壞，這是客觀事實。
據錢慶高講述，徐州礦務集團對塌陷區的治理一般是土地征收和復墾兩種手段，從開采到現在，總共因采煤導致的塌陷的面積大概有22.5萬畝，已經通過征收這種方式來處理的，有122744畝，通過土地復墾的有50450畝，還有5萬多畝沒有治理。
“我們對采煤塌陷區的治理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土地要穩層，它不再繼續塌陷了再去治理。”錢慶高說，“由于有一些礦井還在繼續生產當中，所以土地的不穩定還在繼續，所以得等到它穩層下來，還有5萬多畝土地沒有整治就是這個原因。”
“由于徐礦地區大多數是平原，與山西煤礦所處的地形不太一樣，山西不需要在塌陷的平原地方處理塌陷問題”，錢慶高說，“除非他把人家的窯洞給挖塌了，塌裂了。我們這個地方要處理，那是因為我們這里都是一馬平川的平原，村莊密集。”
“一般情況下，3年以后就穩層了。”錢慶高說，“這是自動的，采完以后就塌下來了，沒有山區那種在地下形成空洞的現象”。
復墾和征收
江蘇省國土資源廳等5個部門在2009年發文給各市及徐州市所轄職能部門，要求調整徐州等老工業基地的煤礦塌陷區征遷補償標準，規定征地標準按20000元/畝補償。
錢慶高說，徐州礦區和國內其他礦區不大一樣，江蘇省專門為徐州礦區治理下過文件。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到現在，從計劃經濟時期到現在，都規定徐州地區采煤怎么處理。
江蘇省的規定有2種方法，一種是征收，在采煤塌陷區叫征而不用。錢慶高介紹，在90年代以前，沒有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前，土地仍是集體使用的時期，它都是生產隊，大隊里的。我們煤礦也是國有企業，也是國家的，這就是國家內部的關系，當時江蘇省就規定，凡是煤礦造成土地塌陷的，由煤礦根據一定的標準（當時的標準很低了），由當地煤礦征收。
在90年代以前，征收手續很簡單，由當時的徐州礦務局跟村里訂個協議，只要村里同意就可以征過來。礦務局把錢給村里，地仍然給村里使用，農民可以繼續耕種，只是把土地性質從集體所有制變成國有土地。
一般情況下，凡是徐州礦務局征過的土地，經過穩層以后，村里稍微加以整治，繼續耕種或者作為其他用地。在徐州礦區可以隨時見到這樣的土地。后來國家在1990年出臺了一個《土地復墾條例》，要求采礦塌陷企業對土地進行復墾。
錢慶高介紹說，此后江蘇省又出臺了一個文件，要求煤礦采煤塌陷大于1.5米的，繼續征收，深度小于1.5米的，必須復墾，征收的費用高，復墾的費用低。
在90年代時，一畝地分別是2000、3000、4000元檔次的一次性補償金，后來逐漸調整，現在是一畝地5000、6000、7000元的標準，如果塌陷深度大于1.5米的，就2萬元/畝征收。
錢慶高介紹，這個征收的錢由徐州礦務集團交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把它作為失地農民保障金用起來，作為最低生活保障發放。
而在土地復墾和征收之前，農民亦可獲得相應補償，最高標準是每年每畝900元。“從影響土地開始，礦務集團就付農民農作物補償。按照江蘇省的文件，礦務集團工作人員就和農民到地頭，一年兩季去看看農民的損失是多少。如果農民的收成只是5成，礦務集團就賠5成。”錢慶高說。
治理阻力
車賢橋原來的權臺礦已經由于透水事故被關閉，工人被各自分流到集團的各個部門，他本人被分派到附近的一個礦區。
他向時代周報記者指著路邊的一排停工的小區樓房說，這是礦務集團賠償當地農民的錢建設的安居房，不過最近好像因資金問題停工好久。他說：“我們給的錢是按照規定給足了的。”
當地的一個農民向記者介紹，這里面涉及到賠償金的分配問題，礦里以前把錢給的是村里，不是給農民自己，有的錢就被干部挪用了。現在的樓房蓋不起來，更是村里干部的問題，礦務局把錢給了，但是村里的錢不能到位，只能看著樓房爛尾在那里。
該農民說，農民自己也有一些自私的想法，所以這些年，在與煤礦的利益斗爭中，陷入了一些僵持的怪圈。
這位村民的說法，在錢慶高的話里得到了印證。
錢慶高說：“一畝地補償一年最多拿900元，假如說他家里有10畝地，他一年農作物損失補償就是青苗補償拿不到9000元也可以拿到8000元。這十畝地他不要種，不需要投入任何勞力，就是說，如果這十畝地是好地，他正常耕種的話，他的凈收入可能達不到8000元。”
錢慶高認為，這導致在土地穩層完成后，農民不愿意復墾，“他們認為，你只要煤礦開一年，你就應該給我一年錢。”
徐州礦務集團的打算是，他們的土地穩層工作已經完成了，已經不影響農田了，于是計劃一次性給農民一畝地7000元的補償。
“農民一算，只要煤礦開20年，我就拿20年的補償，關井的時候，你還要一次性賠償我7000元，那我何樂而不為呢？”錢慶高這樣認為，“所以我們現在在土地復墾這個過程當中，就碰到這么一個大的阻力。”
不過，在車賢橋看來，塌陷區也能給農民帶去經濟效益。他指著潘安湖說，這里將要建成AAAA級的風景區，當地老百姓可以在周圍形成副業集群，可以開開飯店、商店，賺點游客的錢。徐州是一個缺水的地區，這邊有這么大一片水域，肯定受歡迎。
“為什么周圍那么多村莊，選了潘安做湖名，可能也是想借潘安的名頭”，一位在圍觀施工的農民說，“畢竟大家都知道潘安是美男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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