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城市化，人們往往會直接將目光投向大城市邊界之外的廣袤土地，又有多少人會注目或與自己小區僅一墻之隔的城中村呢？
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經驗，當貢獻于中國更廣闊天地的實踐
村莊里的創造
我們梳理發生在首都北京豐臺村落的這些故事，探尋這座超級大都市著力于細胞上的創新密碼，記錄前行中國的些微印記，并試圖與讀者一道讀懂自身生長的邏輯
北京，穿越3000年的歷史長河，以共和國首都的身份矗立于今日世界都市的版圖，近30多年間，更成為觀察當今中國蓬勃成長的鮮活標本。
對今日北京的觀察，乃或對當代中國的觀察，可能已經不再需要僅僅止于疾步前行中的華麗魅影。
掠過大都市的繁華與喧囂，也會有不為人們熟知的寂寞鄉村；穿過林立的摩天高樓，也有會仍然蜿蜒的鄉野土路；與金融街、CBD行色匆匆的俊男靚女擦肩而過之后，你甚至還可以快速切換到販夫走卒聚居的背街小巷那些所謂的鄉村，其實有些就位于北京城區的核心位置，其距離天安門這樣的顯赫地標不過十幾公里。
提到城市化，人們往往會直接將目光投向大城市邊界之外的廣袤土地，又有多少人會注目或與自己小區僅一墻之隔的城中村呢？
在北京這樣一個超級大都市里，城市與鄉村犬牙差互，市民與村民交錯而行。在那些近在咫尺的城鄉接合部，一個外界不甚了解的北京，或許還沒有那么的光鮮非凡，可是在那里靜悄悄發生著的變革，卻是那么的真切和生動。
在那里，一些“小村”曾似一塊塊洼地，與摩天樓群共同呼吸——它們或是早已完成了“上樓”，尚因社保等原因仍頂著“村”的帽子；或是依然在“吃瓦片”，靠出租房屋獲益，那低矮小樓叢聚之處，外來人口集聚，乃至夾雜著些許污垢；它們大多經歷過有些“夾生”的城市化，既期待土地含金量的不斷釋放，又擔心村去人散、拿了沉甸甸的補償卻可能從此無所依憑……
這些，當然絕不獨見于北京，而恰恰是每一個中國城市都普遍遇到又無法回避的新課題，也是必須解決的大課題。
學術界2000年就曾預測，在2050年之前，中國的城市化率將從那時的36%提高到70%以上。這意味著在這50年中，平均每年會有1000萬至1200萬人從農村轉移到城市。2008年4月美國《華爾街日報》則報道說，彼時已有44%的中國人住在城市。許多人預測，2015年以前中國城市人口將超過總人口的半數，每年新增加城市人口約1500萬至2000萬。報道感嘆道：“這樣一個速度，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
中國城市化的步伐之快還是超出了學界的預測。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是，到2011年末，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已達到51.27%。
以“50%”為分水嶺，在中國歷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了鄉村人口。這是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標志，它昭示著我們這個具有幾千年農業文明歷史的農民大國，進入了以城市社會為主體的新成長階段。
步入城市化率50%至70%區間的中國，會在城市化進程加速的軌道上疾馳，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化波瀾壯闊。這給中國未來的發展，創造了一大歷史機遇。而這一變化，也無疑帶來了一系列新的課題：中國需要怎樣加速城市化？需要怎樣使城市化更良好?需要怎樣使城市化的過程和諧、平順、幸福？
這些都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社會轉型發展需要直面的重要主題。
解構中國城市城鄉接合部的變化軌跡，或許可以得到一些解決上述問題的啟示。
自2010年春天始，一場規模宏大的城鄉接合部改造工程在北京啟動，今后幾年內，北京市將陸續完成數百個城鄉接合部村落的改造。這不僅會使北京城市建成區面積擴大一半以上，也會改變數十萬戶農村戶籍人口乃至幾百萬流動人口的生活。在北京的人可能沒有感覺到，中國目前最大的城市化工程，其實就在離你不遠處。
毫無疑問，在北京這樣一座備受關注的特大城市里，推動城鄉接合部的城市化攻堅，必有宏闊深遠的戰略考量。按照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的說法，就是要“加快全市城市化工程重點村整治步伐，推動城鄉接合部建設，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實現首都科學發展。”他認為，這不僅關系到農民的長遠利益，也關系到北京經濟社會長遠和全局的發展。“在北京，城中村長期存在。所以，市政府提出全面推進新農村建設和郊區的城鎮化，特別是城鄉接合部的城鎮化建設。”北京市市長郭金龍明確表示，“這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
人類歷史上每一次大的城市化進程不都是溫情脈脈的。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城鎮人口占比的變化，它意味著人們的生產方式、職業結構、消費行為、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發生極其深刻的改變。
農民革命性的身份轉換和觀念更替，會帶來軟沖擊。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北京城鄉接合部進行的改造，也會外化出人們內心的沖突。在那里，有著不少村民們自己很難完全回答的詰問：不再擁有賴以生存的土地，將仰賴什么開始自己的城市化生存？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可僅僅由田野走進樓房，就能算是完成了向市民的轉換？不再需要下地勞作，可對這些北京“熟悉的陌生人”而言，新的發展技能在哪里？乃至，最大的挑戰或許竟然是，拿到一筆可觀的補償款時，有沒有做好準備去管理好屬于自己的財富？在這些外來人口落腳和聚居的地方，后來者又該如何在這道城市化的洪流中，實現某種恰當的融入？對于早已是“城里人”的群體來說，這新一波的城市化又意味著什么？
于是，在昔日的鄉村、今天和未來的都市，在傳統的城鄉交接地帶，也許每天都會發生隱形乃或顯形的對撞——農民與市民之間、都市與鄉村之間、本地人與外來者之間，也包括那些世居于此的村民們自己，對城市化充滿期待卻又有些心懷忐忑。
在北京西南的燕薊故郡豐臺，瞭望周刊社所屬《瞭望》新聞周刊、《瞭望東方周刊》、《財經國家周刊》的數名記者，歷時月余，踏訪若干村落,就是試圖真切地迫近基層探索與變革的內核。
城鄉接合部改造工程，毫無疑問，將帶來史無前例的機遇和挑戰，不單考驗著此間主政者的智慧，更叩問著這個變革時代的全體社會成員：城市發展空間該怎樣拓展？土地流轉試驗應如何操作？農村集體經濟未來走向若何？拆遷模式之變究竟會帶來何種利弊？甚或，像“創新社會管理”這樣過去與聞甚寡的新概念，將如何重構每個普通人的生活？
豐臺的村莊，以自身的探索、創新、實踐，正做出回答。
位于西南三環的花鄉草橋村，沒有“一分了之”，他們用強大的村集體經濟，把握住了城市化中村民的自主權、獲益權，并以經濟紐帶、鄉規民約補益社區管理。北京邁出推進城市化的一步，草橋村也就一步步地把資源做成集體資產，把集體資產變成保障、變成平臺、變成信心。它提示人們，單靠土地收益，并不能完成城鄉一體化的任務，有力的產業振興才能保證村民“上樓”后的持續安定。
被西三環路貫穿的西局村，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就嘗試利用集體土地實現城市化蛻變，可其間幾經波折，成了北京有名的臟亂差“掛賬村”。啟動新一輪改造時，房價走高，北京市和豐臺區政府調整政策，切出利益補貼給農民，推行高品質的回遷安置，那些過去為高標準城市化付出種種犧牲的村民，用這樣的方式獲得了公平。在那里，品質上乘的新社區正在拔地而起。除此，它也提示人們，“城中村”改造之后絕不能還是“城中村”，周全的制度設計是推動現代城市文明的引擎。
盧溝橋鄉的張儀村，一新建小區就面臨如何對流動人口進行有效管理的問題。一套完整的村規民約外加登記等制度，輔以經濟激勵和約束手段，再加上對集體物業地下空間改造后投入公共利用等，有效避免了城鄉接合部常會見到的無序混雜與藏污納垢。它提示人們，先庶之富之，爾后教之，每一個村莊自己的村民需要凝聚寄居在村里的流動人口，一起實現高素質的城市化。
近距離接觸豐臺區“村莊里的變革和創造”，如同再次感受中國農村改革的脈動，基層的創意、政府的創新，毫無爭議地成為其中要義。毋庸諱言，在有些村莊，長期形成的復雜格局對實際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但是，在我們采訪的豐臺村莊中，發現的是，他們在工作中發現問題，在工作中解決問題，在工作中實現創新，既有通過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依法辦事，贏得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的成功實踐；也有通過“社區民情圖”、“市民勸導隊”的建立推動社會管理創新，探索組織在基層存在方式的積極探索。在有的村，村臨時黨支部在整治工作中推出黨員聯系戶工作制度，每名黨員聯系10戶村民，并為村民建立服務檔案，提供全程服務；即便村民到了新的安置點，黨員仍進行后續服務。基層組織有探索、善創新，就會有凝聚，就會有影響。
與每一個階段的農村改革一樣，推進城鄉接合部的城鎮化建設，進行改革探索實踐的主體是農民。而局部創新展現活力之際，往往就伴隨著政府的及時介入、總結、完善、推廣并以政策引領創造，進而形成政府與基層干部、農民的建設性互動。
尊重農民作為城市化發展主體的意愿，不僅意味著不能僅僅為了城市擴張而強迫農民城市化，要讓他們成為城市化的參與者，更要維護他們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利益，讓他們成為受益者。
我們在豐臺采訪時，反復聽到干部們談起的北京市就此提出的這些大原則。在豐臺，乃至全北京，這樣的實踐，不僅強調注重農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更聚焦于農村經濟發展方式、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的協調、銜接和統一。能否實現“居住條件有改善、生活水平不降低、長遠生計有保障”，成為衡量這項改革的指標。
農民成為市民，不是簡單的戶籍身份轉換，更是要實現向“有住房、有資產、有社保、有崗位”的“四有”新市民的飛躍。這些城鄉統籌新型模式的要素，為克服城市化既有矛盾、解決“三農問題”創造了有利條件。
正像豐臺區委書記李超鋼向記者道出的那句感言：“這些在基層、實踐中創造的，行之有效的鮮活的、成功的經驗，就是推進城鄉一體化中的社會管理創新。人民群眾才是最偉大的創造者。”
發生在豐臺幾個村莊的嘗試與變革，是令人興奮的。或許，探索留下的不盡是經驗，但守成注定會淪于邊緣，尤其是在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之中。圍繞中國城市化的宏大主題，這些身在其中、牽系切身利益乃至個人命運的人們，他們的所思、所想、所盼、所需，嘗試與創新，關系著這場影響中國未來“驚險一躍”的順逆成敗。
我們梳理發生在首都北京豐臺村落的這些故事，探尋這座超級大都市著力于細胞上的創新密碼，記錄前行中國的些微印記，并試圖與讀者一道讀懂自身生長的邏輯。
北京大城小村里的探索和經驗，當貢獻于中國更廣闊天地的實踐。
草橋村變身記
這個從明代起就為北京供應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蛻變。讓全體村民擰成一股繩，一直是王茂春引以為豪的事。這只擰緊繩子的手，就是經濟關系
王茂春還不甘心。這位北京市豐臺區花鄉草橋村黨支部書記，覺得自己祖居的京西南村莊可以像京東國貿地區那樣光彩奪目。
從地理位置上看，草橋與國貿一帶確實難分軒輊——前者在西南三環，后者在東三環，兩地與天安門的距離相若，各自的區域內甚至都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橋。
北京人都知道：作為首都CBD核心的國貿區域，號稱“中國金十字”；而草橋，最著名的地標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車總站，這趟圍著48公里長的三環路轉圈的公交車，號稱“全世界最擁擠的車輛”。
草橋不是國貿。由于從上世紀50年代就開始建設工廠，京東地區也許是北京最早展開城區拓展的區域，而草橋至今還是個“村”。但草橋仍然期待成為下一個國貿。這個從明代起就為北京供應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蛻變。
雖然叫“村”，但此時這個有著20多家集體企業的“村”，涉及花卉、物業經營等多個領域，全村的經濟收入超過7億元。草橋村民住的高層小區整飭潔凈，每一戶都擁有村集體經濟的股份，有分紅、有福利。
“現在，草橋村民不僅百分百就業，平均每戶職工工資加股金分紅年收入可達5萬到6萬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車。”王茂春說，他的經驗是，第一條，不管怎么變，村集體的經濟命脈不能丟，土地收益要成為生生不息的產業，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條，總要有“組織”，熟人社會也好，鄉規民約也罷，再疊加經濟紐帶和黨政組織，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
提起南方地區的那些“超級村”，花農出身的王茂春遺憾錯失了一些機會，但很快又釋然：咱們離天安門這么近，發展重要，平穩也重要。
在豐臺區規劃展示館的環幕電影中，簇簇摩天大樓如春筍拔節般生長，“商務區”、“金融區”招牌閃亮。王茂春覺得，腳下的土地仍然埋著金子，機會仍在。
京西南那片花菜園
將時間軸回拉20多年。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草橋和國貿都在此時起步。這個時間點上，國貿還叫做大北窯；草橋旁的玉泉營橋和大北窯的國貿橋，都還是十字路口；至于三環路，不過是一條稍寬些的雙向馬路。
1987年，這條馬路修到玉泉營，要拆除屬于草橋村的一片苗圃綠地，這給了當時的草橋村綠化隊副隊長王茂春脫穎而出的機會。
“要計算賠償費，我們綠化隊隊長去算了一下，幾十萬元。大隊書記不滿意，這么大一片地，怎么才這點錢？派我去，算出140萬元，最后拿到了120萬元。”這是王茂春給草橋人“爭”來的第一筆巨資。
在京郊農村城市化進程中，草橋因“自主改造”成為樣板——合乎中共北京市委十屆五次全會的精神：“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切實保障農民權益”。而這條“自主改造”之路，就從這120萬元起步。
當時的草橋剛開始第一輪蛻變。以種植花卉聞名的草橋村，到上世紀80年代土地被租給外地人種蔬菜，成了京郊小有名氣的“菜籃子”。本地農民則推著木板車去城里撿破爛，讓這里成為一片巨大的“垃圾處理場”。
村民們的另一個主業就是養豬。秋天里，王茂春也常揀點菜幫子回家喂豬。一個家庭一年只養得起一兩頭豬，每頭能賣幾十元。最寒磣的事情，就是樂呵呵地趕豬去賣，結果被打回。“120斤以上的才收，一路把不夠分量的豬趕回家，比偷東西還丟人。”
大北窯開始建國貿一期的時候，80年代中后期的草橋也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躍躍欲試。村辦企業一夜之間紛紛出爐，“洗碗機、低壓鑄造都弄過，都是正經工業”。最先進的產業是和北京客車廠聯合搞汽車改裝，沒技術，沒資金，又都是淘汰下來的機器，這個大項目，只給草橋村留下一片客車廠的宿舍，后來成了“釘子戶”。
那時村里投資的企業，“干一個賠一個，前后賠了幾千萬元。”王茂春說，“綠化隊的120萬元劃到村集體賬上，人人歡喜。”
王茂春轉了正，在他的帶領下，綠化隊下面的三個花卉企業率先成了“賺錢企業”。
1988年底，綠化隊員工的人均年收入有5000元，1989年是8000元，1990年1萬元。“往后就不敢再分了，那時大隊（村）書記一年才6000元。綠化隊就出錢給村里買了兩輛車——加長北京130、212吉普，其他的存起來。”
1991年，草橋村的鮮花擺到了西單購物中心的柜臺上，這也是最早在京城大商場里出售的農家花卉。王茂春則成了村黨支部書記。
當時村集體賬上有900萬元。雖然賣花卉已經開始賺錢，但還是“小錢”。相比于絢爛的鮮花，其下的土地更是閃光的金子。
小洋樓引來了張藝謀
這時的草橋破爛不堪。以出租土地種菜以及收垃圾為支柱產業，草橋的外來人口越來越多。3.98平方公里范圍內，本村村民3700多人，外來人口卻過萬。
“那時候，全村只有53個公共廁所，本地人搶不上。”王茂春回憶說，由于人口太密，村里的公共服務一塌糊涂，最大的一個垃圾堆綿延200多米。
1994年，北京舉行了一次高規格的規劃設計展覽會，其中有一部分新農村建設模型。當時的北京市領導很感興趣，提出在城鄉接合部試點，讓這些漂亮的小樓生根。
而在此前一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已得到國務院批復，要求北京“保證城市地區足夠的綠色空間”。為此，北京市啟動了新一輪綠化隔離帶試點。這一輪城鄉接合部的改造，一直延續至今。
根據當年北京市政府批轉首都規劃委辦公室《關于實施市區規劃綠化隔離地區綠化的請示》，凡成片綠化面積達到30%以上的鄉（鎮）、村，可以“以綠引資、引資開發、開發建綠、以綠養綠”，以改變城鄉接合部“臟、亂、差”的面貌。
全市首批試點6處，豐臺區除了草橋，還有太平橋、小瓦窯，海淀區是曙光，朝陽區是大屯和洼里。
政策允許這些村莊通過出讓土地獲得資金進行改造。于是，這幾個村莊成了第一批嘗試新農村建設、“農民上樓”的地方。
根據政策，鄉、村可保留原有農工商公司或組建各類經營公司，并負責用地范圍內綠地以及鄉鎮企業和其他公共服務設施的經營管理。
這時，花卉產業已經為草橋村集體積累了1000多萬元資金。于是，村農工商總公司成了“豐花草橋房地產開發中心”，運作舊村改造工程。
草橋村的試點面積有100萬平方米。王茂春回憶道，那時缺專業人才，搞花卉的“好把式”，完全不懂怎么搞房地產開發。村里木匠、瓦匠和閑散勞力齊齊上陣，一年就在三環邊上蓋好了幾棟小洋樓。
“開始我們并不知道購買力有多強。小樓剛蓋好，張藝謀就來找我們，問賣不賣房。”王茂春現在還清楚記得，張藝謀來時手握半塊磚頭大小的“大哥大”，后來給他打電話侃價時一口一個“大哥”。
這批房子最終賣到每平方米3500元，而成本只有700元。幾年前還把撿破爛作為生計的農民們發現，蓋房子能掙大錢。
當年多虧沒干“傻事”
第一桶金掙了2000多萬元。只是，蓋這幾棟“樣板樓”已經讓草橋村頗感吃力，他們不得不像其他村莊那樣，引入開發商繼續推進改造。
草橋地處南城，在北京人的概念中，居于“下風下水”，北京一些大的城建企業來看，要么搖頭離開，要么就要求無償提供土地。
到今天，草橋的村干部們回想起來，還慶幸當年多虧沒干“傻事”。最后，經過上級單位介紹引進了開發商。
在第一期合作開發的30萬平方米房屋中，村里與開發商的分房比例為3.5：6.5。據說，全部試點村莊幾乎都是如此。但從今天的結果看，并不能說是很成功。
比如，在草橋西北，毗鄰西三環和北京西站的太平橋村，1994年簽訂的合同規定，村里提供土地用于開發及拆遷安置。最終用6年時間建成70萬平方米房屋，由村里和開發商均分。
而一直到北京奧運會時，仍有數百戶村民因為回遷安置房沒有如期完工而未能入住。曾經有億元資產的村集體最終負債約4億元。
其中，又摻雜了對過去村領導以權謀私的懷疑、復雜糾結的互相借款與抵押、與市價較大背離的折價等等，最終成為一個舊村改造不成功的案例。
王茂春執拗地認為，村里自己的土地，不該把這么多利益讓給開發商，有不斷擴張的花卉種植業打底，草橋村有底氣把握主動。
第二期20萬平方米，協議分成比例已經變為4.5：5.5。第三、四期項目則由村集體經濟組織草橋實業總公司下屬的房地產公司自己投資、自主開發。
村民自己開發土地，利益自然不會跑出去。比如，村民平房的建筑面積以1:1的比例置換樓房的使用面積，且無需添補平房與樓房之間的差價。
同時，根據村民代表大會表決，無特殊原因不搬遷上樓的，將不能享受退休金和相關福利待遇。
王茂春認為，農民自己改造的另一大優勢是，村集體企業并沒有隨著拆遷而散伙，而是不斷壯大，給離開了土地的農民保留了生活與就業的命脈。
“我們創建新企業，抓管理，成立了出租汽車公司、駕校等等。草橋改造以后，農民沒有了土地，需要到企業就業，我們和很多房屋出租單位簽訂合同，要求它們安排一定數量的勞動力。”草橋村村委會主任牛放說，這解決了農民的后顧之憂，大大降低了拆遷難度。不僅如此，草橋村的企業目前還雇請了三四千名外來人員。
而草橋之后有些綠化隔離帶舊村的改造，大都被“釘子戶”拖垮。不少村子一門心思等待舊村改造的土地收益，結果錢是拿到了，但村子沒了，人也散了。
到今天，草橋村的經濟收入主要依靠建筑開發、物業管理、花卉產業三大塊。“花卉就是維持平衡，競爭太激烈了。”王茂春說，他一直希望村里的花卉企業能達到10家，可最高峰也不過9家。而花卉產業過去的發展，曾大大推進了開發拆遷的進度。
不過，即使相對順利，草橋村的改造仍然沒有達到王茂春的理想目標。1997年，中央下發文件，凍結了非農業建設占地用地的審批，整個北京的綠化隔離帶改造停頓，一直到2000年后才重啟。至2004年左右，地鐵決定修到草橋，這里終于有了向中心城區看齊的市政設施。
而那以后，北京的房地產市場迅速升溫，土地價格飆升，拆遷成本越來越高。與全社會的關注度不斷上升同步的，是拆遷難度越來越大。
村集體—— 一只擰緊繩子的手
讓全體村民離土不離村，擰成一股繩，一直是王茂春引以為豪的事——自上世紀90年代村集體開始“有錢”，20年來沒有一個村民脫離集體。而這只擰緊繩子的手，就是經濟關系。
1999年村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革時，草橋有1億多元資產，人均能分2萬元。王茂春強力堅持：“不能分光吃凈。”
“周圍村賣地后給村民分錢，我們老百姓中也有過這種想法。其實，集體的實力才是堅強的后盾。我們現在的生活很平穩，是最踏實的，最持久的。”以村集體經濟為軸，經濟關系把村民們緊緊捆在一起。王茂春反復強調“組織”在草橋村存在的重要意義。
如今在草橋，沒聽說有人愿意脫離村集體。村集體資產量化后人均達到50萬元。以養老福利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級干部退休標準執行，當過村干部的享受處級干部待遇。
有了強大的經濟紐帶，“組織”說話更有分量，草橋的社區管理也有了更多約束力。被當作北京農村改造樣板的草橋欣園，潔凈整飭絕不亞于高檔社區。
但，與草橋村毫無經濟血脈關聯的外來人口，如何能融入草橋村委領導下的“組織”？
這個問題，在2011年剛剛引發了一場沖突。而這一事件的根源，還要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的第一期合作項目。
草橋村當時引入開發商建設了20多棟住宅樓。后來，這家開發商倒閉，可卻把有關聯的物業公司留了下來。
牛放說，因為當初母公司資金斷鏈，這家物業公司一直艱難經營，“他們與我們自己的草橋物業在一個大社區里，兩邊的綠化美化、治安都形成鮮明對比，它已成了草橋的一塊牛皮癬，影響到草橋形象。每年冬天，我們甚至還要組織人給他們打掃積雪”。
一個突出問題是，這些住宅樓建成十幾年來仍在使用臨電，就是因為物業公司可以因此自己支配電費收益，而不足額交錢給電力公司。結果自然是斷電頻頻。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小區又停電了。生怒的業主走出漆黑的大樓，發泄不滿。“當時老百姓真生大氣啊，搞不好就會干出出格的事情，區里當作緊急事件處理。”王茂春“心里特窩火”。在他看來，這塊已經在北京新農村、城鄉一體化建設中小有名氣的土地，根本不能容忍出現這種情況。“雖然不是我們的問題，但一說出去，都是草橋的事情啊。”
這次事件后，區政府決定由草橋居委會對這些住宅樓的物業實行托管。
王茂春為此專門給業主寫了一封質樸而滿含深情的公開信。他用大白話回顧了草橋村從《北京晚報》登載過的“京郊破爛村草橋”，直到如今的變化。“連續奮斗了二十年才把草橋建設成今天的模樣，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在草橋生活和居住的人，都要感受到草橋的整體發展給自己帶來的實惠”。
“有業主說‘你們是為利益而爭’，我感覺受到了侮辱。”王茂春寫道，“我今天鄭重發誓，草橋如若想在這家物業管理當中獲得一分錢的利潤，讓我王茂春天打五雷轟。”
草橋物業公司貼出托管通告以后，原先的物業公司不肯退出，組織保安在門口攔路，其負責人甚至攜帶公章“蒸發”了。
“村委會驅趕物業”，一時間輿論嘩然。十幾天后接管工作開始，到去年5月底，草橋物業終于完成了全部接管。牛放說，每年冬季到來時，村委會都給草橋村的居民發大白菜，“以前住在華野的居民沒有，現在也發。”
這件事讓王茂春“耿耿于懷”，見到區委領導時，他還不斷地建議，應重新理順村委會和物業公司的關系，“不然社區大門都不讓進，‘組織’怎么管理？”
并不急于去掉“村”這個名稱
“推進城市化，不能是城市為了擴張而強迫農民實現城市化。必須尊重農民作為城市化主體的意愿，維護農民作為城市化主體的利益，要讓他們成為參與者、受益者。”豐臺區委書記李超鋼這樣評價草橋的實踐。
“比起南方那些大體量的‘富裕村’，草橋還有差距。”王茂春說，不過他覺得，在大北京中的這個小村莊，實施有序穩固的管理，會是一項重要的工作，“畢竟是中國的首都啊！要講文明、守公德。”
“我們規定，村民不能光膀子上大街，草橋的老百姓不能開‘摩的’拉私活，路邊不能貼小廣告，不能有白色垃圾，不能有小攤販。還比如，子女不孝順就取消長壽獎等等。”牛放說，村集體的經濟力量在其中發揮著作用。
他舉例說，有一個時期，村管轄的區域內，“黑車”泛濫，村里就開通了免費的區域內電瓶車，村集體承擔開支，很快就把“黑車”擠出了這個地區。
不過，隨著北京城鄉一體化繼續推進，王茂春擔心“村改居”以后面臨的社會管理問題。
“前段時間，我在鄉黨代會上提出過一個意見，就是不要再用辦事處模式來解決‘村轉居’后的管理問題，要建立社區管委會，才能保持穩定。”他希望，在草橋這樣的城鄉過渡區建立社區管委會，就像亦莊開發區一樣。“能在這個地方延續強有力的管理機構，無論它叫做村委會還是管委會。”他始終相信，只有“組織”能維護草橋的富足和平安。
“草橋并不急于去掉‘村’這個名稱。”他說，一來村民的保障標準比市民還高；二來如果成為一般城市社區，目前行政與經濟雙線合一的管理手段就不復存在了，村民與“組織”之間就只剩下草橋實業總公司的股份關系。
王茂春覺得，有利于土地流轉的低地價時期已經過去，拆遷成本日升，草橋繼續靠土地做大，不那么容易了。
“一家五星級酒店、幾棟寫字樓，打造北京第二個國貿商圈。”這是2002年時王茂春曾經的設想。如今，一個又一個商業中心在北京四面開花，草橋才有一兩座商業綜合體。“有很多現實困難，比如拆遷不了，建設不了，但是一個國貿一樣的商業區仍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王茂春說。
他說，雖然，草橋能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可眼下的存量，仍然可以撐起他的夢想。
回遷安置房：西局村賬本
回遷安置房都是高層塔板結合，可看起來就是低密度的高層板樓，地上27層，地下3層。“以前回遷房有1梯8戶的，全陰戶型。”武長軍說，在得到資金保障的情況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戶，戶型幾乎都是南北通透，“經過全體村民投票，選大家最滿意的”
西局，自古人員混雜。豐臺志上說，幾百年前這里遍地鏢局，又因在京西，所以得名。
在西局村村委會主任彭軍的印象中，大約在1988年，西局的外地人多了起來。“開始是浙江人，倒騰皮夾克。”他說，隨后各色人等接踵而至，生意涉及羽絨服、水產、建筑……
西三環中路從西局穿村而過。北京西站和六里橋、麗澤橋兩座長途客運站就在村邊。作為進京闖蕩的第一站，1994年、1996年，西局外來人口連續沖上歷史高峰。不過，總體上講，那時1.64平方公里的西局村與西三環、南三環附近其他城中村的情形大體相當，北面有六里橋，南有石榴莊，沿南三環向東有木樨園、成壽寺……
“一運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
2000年，第一個改變的機會來了。當時北京市政府決心大力推進始自上世紀50年代的綠化隔離帶建設。模仿莫斯科規劃而設計的“綠隔”，主要是為了防止城市各區域連成一片，實現分散而有重點的布局。
被稱作“一綠”的北京第一道“綠隔”的建設起起伏伏。到2000年，北京市政府下發《關于加快本市綠化隔離地區建設的意見》以及相關暫行辦法，提出在3至4年內完成60平方公里“綠隔”建設。這被認為是實現“綠色北京”承諾的重要舉措之一。西局村在改造目錄中。
改造政策下來，西局的村民們發現與以往大有不同。政策許可以農民合建房的形式搞房地產開發，所得資金用于區域內的各項建設以及解決村民生計。“就是政府不出錢，由村集體自己用土地搞開發。”西局村黨支部書記武常亮回憶說。
根據后來出臺的具體政策，用于農民搬遷上樓的自住房屋與上市商品房比例為1:0.5。也就是說，每建設1萬平方米回遷安置房，可以建5000平方米商品房出售，所得資金用于前者。
這項前所未有的政策既不同于國家征地，也和城市危房改造不一樣。農民們發現，可以用自己的土地換新房子、搞開發，過上城里人的生活。幾十個城中村都雄心勃勃，組建了村集體的房地產企業。于是，北京的“一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力度啟動開發熱潮。
“一運行才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武常亮說。
本來要求3年內完成新房建設，到了2004年拆遷還未完成。當時正是土地價值充分釋放、補償安置標準水漲船高的時候。“不是農民要價高，全北京都在漲，關鍵是沒有社保、轉工，另外村集體企業也給拆了。農民說，我沒法租房收錢，種菜的地沒了，也沒地方上班，我吃啥呢？只有吃補償。”彭軍回憶說。
由于沒有征地，而是通過“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來重構地區面貌，用于綠地建設的土地雖然名義上歸村集體所有，但實際上村民們已經沒法兒用它從事生產，成了“隱性失地”。直到改造啟動一段時間后，才追加了每人3萬元的轉工安置費用。
“滾著滾著，錢就沒了”
西局村先開發了4萬平方米商品房，第一期每平方米3300元，二期漲到4750元。可是錢到了賬上，三劃兩劃就沒了蹤影。
比如，為了安置農民，村集體的綠化、防火、保安組織擴充迅速，開支大增。政府對綠化帶只在第一年每畝補貼5000元，其后每年補貼120元/畝養護費。而維護數百畝綠化帶的綠化隊有上百人，每年開支近百萬元。
總之，改造的種種支出都要從這“0.5”里出。“沒有別的錢，而且時間越長，新生兒、新娶媳婦導致的人口增長越多，我們那兩年就凈增了2000多人。”武長軍說，雖然市里也要求金融機構提供支持，可這種土地開發拿不到各種證，銀行都不太愿意貸款。
在其他村子，由于市政建設不到位，村集體的開發企業甚至每月都要支付因無法通水電煤氣產生的違約金。
“種田無地、上班無崗、參保無份”，重重矛盾最終都作用在資金鏈上，“咔嘣”一聲斷開了。
由于沒有資金，西局村和多數其他“綠隔村”一樣，采取了先開發商品房，獲得資金進行拆遷，然后再開發、再拆遷的滾動模式。
“滾著滾著，錢就沒了。賣商品房的錢全砸到拆遷、補貼農民拆遷過渡期的房租里。沒錢到什么地步？就是繼續建新房的錢一點兒都沒有了。”彭軍回憶說。
西局村的回遷安置房建設就這樣無奈地止步。
到2003年前后，改造前景相當黯淡，容易拆遷的集體企業用地、耕地大多已“綠隔化”，西局的村民們剩下的是不多的宅基地，于是家家戶戶靠對外出租住房“吃瓦片”為生。村里有不到6000戶籍人口，而登記在冊的外來人口常年保持在5萬多人，估計總數超過8萬人。
“村民自建的房子就是這時越蓋越厲害。”彭軍說，有人把自家房子加蓋到7層，一年收入60萬元。村干部去勸阻，對方說得清楚：請你先把我的回遷安置房蓋好。可這時，村集體連找施工隊打地基的錢都拿不出了。
“人多垃圾就多。”當時彭軍擔任清淤隊隊長，每天6輛5噸重的垃圾車，要往返三四次，一天從西局村運走的垃圾就有100多噸。“清淤隊30多個人，一個月開支就十幾萬元；垃圾運到填埋場，一噸給人家8塊錢，還有6輛車的油錢、維護錢這一塊，村集體一年要拿出上千萬元。”
保安隊開始是為了解決農民就業問題而擴充，后來則被動增加人手。“因為，有惡勢力，沒有正當職業的外地人一伙一伙的，有的房東都不敢回家。”
村民們出租房賺了錢，可集體的財力哪里來呢？沒有錢，公共服務、公共管理誰來辦呢？彭軍說，他那時還兼任兩個菜市場的經理，到菜市場消費算是外來人口對村集體貢獻最大了的。
可只付得起每月一兩百元房租的人，能在市場里買什么呢？倒是每天市場關門后，扔掉的菜堆前總能吸引不少人。
城管、公安三天兩頭光顧這個三環邊的小村莊。
雜亂孕育的只會是崩潰的能量。
“政府在我們塊地上就不掙錢了”
2008年，鄉農業公司經理武長軍成為西局村黨支部書記。“我先抓治安，解決外來人口問題。情況是好轉很多，可不解決根本問題。根子在經濟上。”
轉過年，北京市宣布將啟動50個市級重點村改造工程。其中，38個如西局村一樣在中心城區范圍內，其他12個則在新城范圍內。原村域回遷的占三分之二，而所有的回遷都不出本鄉域。
50個重點村改造，被稱為北京最大的城鄉一體化項目，將徹底消除北京城區的城中村。據北京市政協委員、市國土資源局原局長安家盛說，“一綠”中還有22.2萬農民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綠”128平方公里總面積中，也有近28平方公里的規劃任務未完成。
此時，北京中心城區內的城鄉接合部面積約753平方公里，分屬227個行政村，區域內戶籍人口約62萬，流動人口約280萬。根據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辦公室數據，88.5%的流動人口生活在這些城鄉接合部的村落中。
就大北京來說，到2009年底，外來人口超過500萬，占北京市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一。而且常住人口以每年50萬的速度增長，相當于每年增加一個中型城市。
一些城中村都被冠以“北京的傷疤”、“最大貧民窟”等惡名，因環境衛生狀況差、社會問題復雜、安全隱患突出引人憂心。在政府部門的會議中，此類城中村因歷史淵源，往往被稱為“掛賬村”。
50個重點村改造，被賦予眾多使命和任務，也承載著許多美好的期待。
武長軍、彭軍都曾考察過作為改造試點的大望京和北塢村，“錢是關鍵。”武長軍總結說：誰出錢，如何分配改造中得到的錢，缺錢的時候誰投入……
例如海淀區北塢村，政府允許村集體自建回遷安置房，村民以“自主騰退”的方式節約了大量拆遷費。但北京市、海淀區、四季青鎮三級政府仍投入超過10億元。
武長軍、彭軍和其他重點村的干部心情忐忑地被召集到市里開會，了解改造政策。
新政策依然誘人——回遷安置房與商品房比例為1:1，同時承諾社保、產業等諸多保障。與以往不同的是，商品房開發用地需上市招拍掛。
于是，出現了本輪西局村改造中最大的一筆利益賬。
西局村附近的西三環中路，此前商品房售價在每平方米3萬元左右，地價1.8萬元以上。其中，一級開發成本約1萬元。
“我們現在一級開發成本就達到了一萬八九。”武長軍解釋說，由于安置房和商品房的拆遷成本都要由商品房負擔，導致成本明顯增加。目前在西局的一級開發成本中，約80%為拆遷及相關費用，社保等農民安置成本不到10%，此外就是安置房建設成本等等。
這樣，如果上級政府還想獲得與過去一樣的土地溢價，土地價格就要在每平方米2.5萬元以上。按照目前北京的情況，土建成本每平方米在3000元左右，稅費及管理費等也在3000元左右。這樣，新房的樓面價就要在3萬元以上。
即使沒有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這個價格也難吸引開發企業和購買者。
種種權衡之下，西局村的此類土地準備按照不高于2萬元的價格上市，“相當于政府在我們塊地上就不掙錢了。”武長軍說，西局的這些土地將在近期上市。雖然樓市冷淡，“但我們覺得問題不大”。
目前初步確定西局地面上市的商品房面積超過42萬平方米，市區兩級政府為此減少收入超過20億元。
安置房要建成高尚社區
10年前，政府對于“綠隔”改造的原則是不投入。如今為了抹去這些“傷疤”，付出巨大的隱性成本在所難免。
根據北京市政府公布的數據，50個村共需搬遷建筑面積2900萬平方米，建設農民安置用房約1500萬平方米，同時整建制解決近13萬人的社會保障問題。
雖將相關審批權下放到區級政府，但對于此次改造，北京市也有嚴格規制。比如，據豐臺區相關負責人向《瞭望》周刊社介紹，對于土地價格的計算只包括拆遷、改造、社保等“硬性”費用，區里不僅不能獲利，還必須有現金付出。
并且由于舊村改造成本巨大，若樓市進一步遇冷，區政府付出更大。
“在城市化建設中，要把農民的回遷房建設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豐臺區委書記李超鋼說，“質量要放心、環境要舒心、周邊秩序要安心，真正讓百姓滿意。”
新的西局村回遷安置房規劃已經確定。已經開工的一期規劃用地5.8萬平方米，總建筑面積近20萬平方米，建設住房1596套。二期規劃用地近5.7萬平方米，建筑面積20多萬平方米，住房1687套。
回遷安置房都是高層塔板結合，可看起來就是低密度的高層板樓，地上27層，地下3層。“以前回遷房有1梯8戶的，全陰戶型。”武長軍說，在得到資金保障的情況下，安置房都是一梯4戶，戶型幾乎都是南北通透，“經過全體村民投票，選大家最滿意的。”
在已經開工的安置房整潔有序的建設現場，《瞭望》周刊社記者看到，樓間距相當寬。“我們去東南沿海發達省份考察過高尚社區。”
另一個重要的借鑒是，回遷安置房一層不再附設商業面積，這樣就不會出現一些于生活無益、于環境有害的“小生意”。而在社區以東三四百米處，單獨建造一個服務中心，作為社區的商業設施。豐臺區領導介紹說，這種“5分鐘步行圈”的社區服務設施布局，將成為豐臺區所有新安置房的模式。
而高尚社區目標背后的保障，則是具有高尚品質的設計、施工、管理的陣容。設計單位是中國建筑標準設計研究院，曾完成過人民大會堂大廳和宴會廳大型鋼梁設計、國家體育場“鳥巢”鋼梁設計等多個著名項目設計；施工單位是赫赫有名的中建一局；管理團隊則是創建過住建部“康居示范工程”的中筑置業。
2010年底，西局全村700多戶村民全部簽訂了拆遷協議。村民拆遷順利推進的背景是，2010年9月，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北京市分行向西局村提供了34億元貸款，用于支付農民拆遷款。“這次改造，是區里給擔保貸款。”武長軍說，這使銀行將舊村改造視為優勢項目。
如今，整個改造再次進入關鍵期。按照市政府“一年拆、兩年建、三年全部到位”的進度要求，全部村民應在三年內入住安置房。
與所有城中村改造一樣，一直受惠于“瓦片經濟”的一些村民并不肯輕易放棄舊房。激烈時，進入西局的口子也被封堵，阻止工作人員入村調查。“不過村民拆遷還算好辦的，曉之以理，都能拆遷，”彭軍說，難的是“大單位不肯搬”。
在相關規定中，自住、租用、辦公、生產等都有不同補償標準。“也存在歷史問題，土地是集體的，不能轉讓，所以都簽了很多年的租約，和買差不多。如今，讓這些單位按租賃走補償，它們沒處再找這么便宜的地方。”彭軍說。
這“大單位”不動，安置房就動不了，農民就不能回遷，時間再拖，光補貼拆遷戶租房，錢也有花光的時候。彭軍這樣算賬。
歷經十數年，政府財政積累，土地持續升值，種種條件與環境具備之下，西局村等重點村改造如今已棋至中盤。若想漂亮地終盤，就需要更大的決心與努力。
收編“流動大軍”
流動人口管理與村民自治章程相結合，這是張儀村的創新。“這個做法的基礎是村里雄厚的經濟實力”
十幾年前，一聽說去張儀村，北京的出租車司機大都會皺眉。那條僅有9米寬、坑坑洼洼的柏油路，讓司機們寧愿拒載，也不愿“冒險”。
現在，群租的大雜院變成了規范的小區，路邊攤販被城市綠化帶代替。張儀村成功“變臉”。
“對村民‘上樓’以后社會管理模式的創新性探索，是張儀村大變樣的重要原因，其中流動人口管理的規范化至關重要。”張儀村村委會主任閻德義說。
處于北京市豐臺區和石景山區交界處的張儀村，本屬于北京城的“邊緣角落”，但在2005年前后，這里容納了7000多流動人口，而村民僅1200多人。
數百萬流動人口，在高房價、高生活成本的擠壓下，散落在北京城市邊緣的城鄉接縫處。對這部分人如何管理，一直令各級政府頭痛。
如何在土地流轉與人口流動中找到平衡點，也是張儀村反復思考的問題。
外來人口幾乎是居民的6倍
雖然是農村建制，但張儀村的基本農田20年前就沒有了。
“當時沒人種田，大家都出外打工。”閻德義回憶說，“20年前，張儀村的定位以種菜為主，那時候一畝菜地收入幾千元，可如果用這畝地蓋房子，能掙幾萬、十幾萬元。”
張儀村從上世紀80年代起逐漸城市化，基本農田逐年遞減。“但村里也沒有特別好的企業，那時候一年人均收入才一兩千元。”
閻德義1999年5月到村委會任職，2000年當上村委會主任。“我剛上任的時候，張儀村農工商聯合公司的存款也就2萬元上下。市政條件就更別提了。當時張儀村不通公交車。路就9米寬，從我小時候就有，只不過后來土路變成了柏油路。因為缺乏維護，路面破損嚴重，一下雨最深的坑積水能沒過轎車擋風玻璃。”
2000年張儀村自己拿出一部分資金，把路面拓寬到11米，鋪了新柏油，同時做了排水工程，但因為后期沒人管，也就沒能維持多久。
“真正的變化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張儀村路經過再次拓寬以后通車了。同時，村里設計了7條規劃路，現在已經完成4條的建設。路通了以后，自來水、電、天然氣也全部到位。公交線路也由過去的3條增至7條。”閻德義說。
路修好了，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重要性就更為突出。
閻德義說，張儀村的流動人口最高峰出現在2004年到2005年之間，那時全北京都在轟轟烈烈地推進城區改造。
“有的地方動手比較早。我們地處盧溝橋鄉最西側，城里大面積拆遷，我們還沒動，房租很便宜，一間房月租才60元。所以人流一下子涌進來。”他說。
2005年，張儀村登記在冊的流動人口是7200人，還不包含臨時周轉居住的人。
2005年下半年，張儀村也開始拆遷了。“當時，豐臺區委、區政府號召各村拆除大雜院，勸退無正當職業的流動人口，給了很多優惠政策。我們拆了7個大雜院，每個院子都有三五百人。村民搬到樓里后，我們又拆了舊平房。平房全拆完，樓房房價已經很高了，現在達到2萬多一平方米，房租也上漲不少，于是大部分流動人口遷到了更遠的地方。”
閻德義說，目前張儀村共有505戶村民、1430人，流動人口近兩年都控制在3330多人。
數量控制住了，剩下這3000多人的管理依然是個難題。“出租房屋管理是焦點，一室多居、環境臟亂差等等問題，讓小區居民意見很大。”
“上樓”后的村民自治章程
張儀村的第一批回遷房2005年底落成。經過三批回遷安置，大部分村民住進樓房。此時，原先的村民自治條例已經不適用了。無論流動人口還是本地村民，都缺乏相關制度約束。于是，閻德義他們打算擬定新的村民自治章程。
“2010年7月1日，我們開始撰寫新的村規民約，核心內容就是怎么提高現有小區常住人口愛護資產的意識，怎樣提高常住人口素質。”閻德義說。
他們做了幾次調查，把村里老黨員、老村干部、物業公司都找來征求意見。“初稿在9月份出來，我們又拿到鄉政府民政、信訪等部門征求意見。再把周圍各村的書記、主任請過來，讓他們全方位地提意見，最后才基本定稿。”閻德義說。
經過村委會討論、村民代表大會投票，新的村民自治章程正式通過。這本小冊子從醞釀到正式出臺，整整用了半年時間。
村民自治條例里，主要從物業管理、社區化管理上對村民提出了要求。其中，有11種行為是絕對禁止的。
“比如，不能私自占用小區公共樓道，不能搭建違章建筑，不能在小區私設攤點，不能在小區公共空間晾曬衣服，不能高空丟棄物品等。”北京豐儀家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閻德永說。
他是閻德義的弟弟，他所負責的物業公司歸張儀村村委會管。
村民自治章程從2011年元旦實施，閻德永他們按照“11個不準”突擊整頓。
“過去每家的東西都放門口，很多草坪都被改成了私人菜園。那次突擊整頓時，我們挨家挨戶下通知，組織了30多個人，結果沒有一戶發生沖突，有的老百姓提前就把廢物收拾好了。”閻德永說。
閻德義認為，這說明大家對新的村規民約還是認同和信服的。“從禮拜一到禮拜五，我們小區里沒有一家在外面隨便晾衣服的。我們管理非常嚴，發現一個沒收一個。”
物業公司這樣的管理力度，又能夠不跟住戶發生沖突，除了村民自治章程這個制度保證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張儀村“違規的代價太大，守法的好處太多”。
“憑一張口管不了人。我們的物業管理跟村民福利直接掛鉤。”閻德義說。
“老百姓的福利待遇在張儀村是逐年提高的。”他說，“前年村里在村民福利待遇上的投入增加了500萬元，去年增加了550萬元，這其中就包括了取暖費、長壽金等等。”
“違反村規民約的，第一次由物業公司說服勸阻，不聽的下整改通知，再不改的物業公司把單子轉給我們，到年底我們酌情扣減那戶的福利待遇。”
閻德義說，從去年1月1日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收到過這樣的單子，“大部分老百姓很自覺。”
閻德義還想設立一個“無違章記錄遵紀守法獎”。“有時激勵比懲罰更有效。”他說。
當流動人口遇到村規民約
有了制度可循，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把小區內的流動人口納入物業管理體系。
“2004年、2005年時，我們對流動人口沒有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那時候沒有清理勸退一說，村民自治章程也管不了他們。”閻德義回憶，“流動人口管理真正走入正軌是2006年以后。”
他說，“區綜合治理辦公室當時建立了一個流動人口信息平臺，成立了流動人口管理站。但是由于只能靠入戶抽查完成數據更新，所以流動人口數字總和實際有出入。”
“現在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模式，實行的是網絡平臺動態化管理。”閻德永告訴《瞭望》周刊社記者，“在我們管的區內，所有流動人口都要入戶注冊登記，跟人口普查類似。我們把全村流動人口摸了一遍底，身份證號碼、工作單位、家庭情況基本都清楚，保證做到‘走一個銷一個，來一個入一個’。”
盡管已經有了網絡平臺，豐儀家園物業辦公室還保留著一排吊在天花板下的“卷簾”。1～12號樓每樓一幅，其實就是一張租戶圖表，要查看租戶信息就拉下來。
后來他們花十多萬元安裝了電子觸摸屏，現在小區所有流動人口信息都納入信息平臺中，信息隨著手指點觸輕松調出。
信息平臺搭好，但租戶搬進搬出，一次摸底不能一勞永逸。如何讓他們和村民一樣受到村規的制度約束？
閻德義他們想出的辦法是，流動人口管理與物業服務掛鉤。
“出租房屋每年增加比較快，我們就把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站遷到物業公司。再成立一個12人的綜合治理辦公室，和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站緊挨著。”閻德義說。
承租人進入小區3天內，就會被督促拿著有效證件，在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站填寫審核登記表，其中要有正當工作的證明，流管站還備有身份證真偽鑒別儀器。
綜合治理辦公室要入戶進行房屋安全檢查，一室多居不被允許，符合要求才能辦理入住手續并備案。
之后，承租人就可以享受與村民同等的物業服務，包括免費停車、免費使用小區的中水等等。但如果違反了村民自治章程，或者租戶沒有登記，就不能享受這些福利待遇了。
“維修接待中心和流管站的網絡是聯通的，住戶要求物業公司提供服務，首先要驗證件，和當初登記的信息不一致，物業不提供服務。流管站設了5名專職人員，更新和核實承租人信息。”閻德永介紹說。
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任務，一是督辦村民自治章程，二是留意每個樓區租戶搬進搬出的情況。
流動人口管理和村民自治章程相結合，這是張儀村的創新。“這個做法的基礎是村里雄厚的經濟實力。沒有獎懲，口說無用。”閻德義一語道破玄機。
從地下小旅館到社區活動中心
另一件和流動人口有關、又讓閻德義津津樂道的事情，就是前年張儀村對村集體物業所有地下空間的清理和開發。
“過去這些地下空間都出租了，不僅形成巨大的安全隱患，而且給社區環境和住戶和諧帶來諸多影響。一些租戶出門就亂扔垃圾，甚至隨地大小便。”閻德義說，“其實，村集體靠這個也就收了一二十萬塊錢，結果搞得整個社區百姓意見很大，很不劃算。”
有一次盧溝橋鄉領導來張儀村，建議村委會把村集體物業的地下空間改成社區居民娛樂健身場所。閻德義很受啟發，三個月內清退了租住在地下空間的320人。
經過整理，2010年10月，地下空間重新啟用，設有免費的棋牌室、乒乓球臺等，還有圖書館。“現在投入使用的面積是320平方米，2012年打算再擴建300平方米。”
“活動中心每天早上8點開放，開門前就有人等著了，老人們特別需要這樣一個地方。”
“清理地下空間，政府要做，更需要社區居民的支持和擁護。”豐臺區委書記李超鋼說，“告訴居民收回來后的用途，居民就會支持，政府抓這項工作的底氣就會更加強大。”
張儀村流動人口管理的經驗是否具有普遍性？閻德義自謙地說：“沒法全照搬吧。因為村與村的環境、條件等不同。福利待遇如果不到位，光拿嘴制約，恐怕還不成。”
他說，離他們比較近的豐臺區岳各莊的做法就與張儀村不同。“我們是社區化物業管理模式，他們是公租房模式，把所有的房源都收過來，交給區房管局統一找承租對象，包括整租給某個單位做宿舍。岳各莊的房子都是新的，這樣做就可以，但這個模式在張儀村就行不通。我們的小區建立早，新房源可以借鑒，往回收老房源就比較難。”他說，他的意思是面對的問題是共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則要因地制宜、一村一策。“這也是區委領導反復強調的。”閻德義認為，這就是鼓勵基層去創新。
說到張儀村的未來，他很有信心。“還有3條規劃路沒修好，2012年要全到位，5月份開始建設最后一批回遷房，2013年5月份，所有的回遷房安置要畫上句號。2012年我們還要完成撤村建居，以及36萬平方米產業園地的開發建設和招商引資。”
“到那時，張儀村就沒什么著急的了，每年坐收2個億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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