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什么時候才下雨？
“別說什么洗澡了，現在能夠保證喝水、煮飯都很不容易了。小春已經基本絕收，由于無法種地出糧食，家里甚至牛馬都不敢養了。”2月13日，昆明市宜良縣匡遠鎮青山村的村民何紀瓊說，“已經是第三年這樣干旱了，而且今年比前兩年更嚴重，村里90歲的老人都說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自2011年8月以來，西南地區陸續遭遇罕見旱災，其中云南涉及面積最廣。2012年2月6日的干旱監測顯示：云南輕旱站點有38個，中旱28個，重旱19個，特旱3個，比1月31日監測到的干旱站數增加了58個。過去三年云南降水總量少了半年的量，昆明則少了近一年。
為什么遭遇連續三年的干旱？云南省氣象局的專家解釋，成因主要是影響云南的夏季風持續異常，輸送到云南的水汽減少，同時季風形成的低值輻合系統減少，致使云南上空對流偏弱，西太平洋副高位置也對云南降水不利。
而云南當地網友也總結了“四大成因”：近20年來每到雨季各煙草種植縣和鄉鎮大量發射防雹彈，野蠻開采礦產資源導致地下水枯竭，瘋狂毀林破壞自然循環功能，畸形的庫塘安全管理理念導致蓄水嚴重不足。
“云南及周邊省區市再度出現干旱主要是因為自然因素，雖然大氣活動很難干預，但仍然有許多準備可以應對。”長期致力于環保工作的云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NGO）負責人于曉剛說，“早在2003年前后，美國的一份戰略研究報告就指出，同一緯度的墨西哥和中國南部地區將遭遇連續10年的干旱，并建議美國政府作出勞動力、糧食等方面的應對預案，但是中國方面好像沒有引起特別注意。”
河水干枯、草木枯死、田地荒蕪……“彩云之南”到處是死氣沉沉的景象。這樣的情況早在2010年便出現，當年3月趕赴視察旱情的溫家寶總理表示：抗旱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水源工程不足，灌溉設施不配套，山區人畜飲水困難，是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突出問題。
三年之后，情況依舊。
長期對水利建設欠債
按照云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2月8日公布的數據：持續的嚴重干旱已經造成235萬畝農作物受旱，144萬余人、近83萬頭大牲畜飲水困難。當地的國家機器已被動員，各種捐款、送水活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猶如又一次國家大災難的集體救助行動”。
“這三年都沒有正常種過糧食了，我們基本都靠買米吃，村里的年輕人大部分出門打工去了。”宜良縣匡遠鎮青山村的村民張寶云說，“我們已經不考慮今年的農業生產問題了，而是考慮怎么樣才不會被渴死，并希望老天趕快下雨。”
他表示，政府在干旱最嚴重的時候最多安排汽車送水，而且水量很有限，“每戶每天兩挑水，天不亮就要起來排隊，有時候還因此發生爭吵打架”。
事實上，干旱在全國各地區歷來不罕見，而每個地區如果有了這樣的遭遇，都會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農村缺水、農業缺水。此次云南大旱也沒有例外，農村缺水的程度遠甚于城市，即盡管大面積出現干旱情況，但是98%的缺水都出現在農村地區。
云南省的一名水利專家表示，無論是水庫還是各種水利設施基本上都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修建，有些甚至修建于古代，往后就很少有投入和新建工程了，甚至對老的設施也缺乏維護甚至肆意破壞，“全國所有農村的情況都差不多”。
他說：“國家實行經濟改革開放，尤其是農村土地承包以來，對農村地區水利的投入就越來越少，有些地區甚至沒有專門的預算經費。而國家對水資源分配的邏輯，就是重城市重工業，輕農業輕農民。”
目前，歷史欠債太多，農村地區亟須投資興建水利設施以及整治病險水庫的地方比比皆是，雖然近年來云南省也花費無數個億進行了各種“潤滇工程”、“扶貧工程”，甚至計劃實施“滇中調水工程”等，但是這些工作要么還是空中樓閣，要么就是落實不到位。總而言之，每一場大旱都暴露出了當地政府工作中的許多問題，甚至責任。
傳統上，云南省的城市飲用水主要靠水庫供水，也有部分從各種河流中抽取，而廣大農村地區基本都是靠各種山泉水和水井來解決，但是連續三的干旱已經使大部分泉水和水井干涸。水庫建設不夠、蓄水不足，引水、提水設施缺乏、不配套，脆弱的水利基礎設施讓云南省政府在抗旱時有頗多掣肘。
“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這樣的形容盡管不是非常準確，但是仍然表明了一些現實情況。一些地方黨政官員寧愿不斷修建各種“城市廣場”、“豪華辦公樓”，裝點各種“景觀大道”，卻不愿意在“三農”工作上投多些錢，更沒有制度上的農村經費保障。另外，由于城市和工業對于GDP的貢獻無數倍于農村、農業，所以在水資源較為緊缺的情況下，優先保障城市和工業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一旦面臨干旱缺水，農民生活、農業生產就首先被嚴重影響。
曠日持久的旱災，使云南省認識到問題的緊迫性和嚴重性，其在2010年已經計劃在隨后三年內上100宗大中小水堰工程，同時準備建設100萬宗五小水利設施：小水池、小水窖、小水塘等。但是2012年的干旱情況證明之前的承諾還沒有起到效果，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
云南省政協委員、昆明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胡開林表示，云南省5514座水庫，有相當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病險，建議恢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忙用水、農閑全民大上水利的良好傳統。
企業和城市缺水情況也令人擔憂。
2012年2月初，云南鹽化公告，其控股子公司云南普陽煤化工有限責任公司所在地硯山縣2010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干旱，2011年全縣降雨比正常年份明顯減少，負擔供水任務的紅舍克水庫已停止對普陽煤化工生產供水，因此該公司電石生產裝置已停止生產。
昆明市作為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2010年大旱期間約500萬居民似乎有驚無險，當地官員和老百姓都表示“要歸功于2004年建成，2007年開始向昆明供水的云龍水庫”，該水庫庫容4.48億立方米，約占昆明主城全部供水量的70%。但由于連續三年干旱，云龍水庫、松華壩水庫、大河、小河、柴河、寶象河等向昆明供水的6庫一站庫塘蓄水嚴重不足。2月6日，昆明市副市長王道興在2012年抗旱保供水保民生工作會上宣布，從2月下旬起，昆明市將采取有預告、有計劃、分片區限時供水的措施。
2012年2月正在舉行云南“兩會”，水問題成為熱門話題之一：“清水海過來的二類水，供昆明飲用，屬民生用水；牛欄江過來的三類水，補給滇池，屬生態用水”。計劃中，清水海引水工程將從4月1日起向昆明供水，預計一年供水8000萬到1億立方米。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表示：“首先確保的應該是居民的生活用水，不管多干旱，也不能讓市民喝滇池水。”
“有災不一定就代表有害，或者說不一定就代表會嚴重受害。”于曉剛說，“很多例子足以說明，只有在那種沒有憂患意識、沒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災才會真正形成害。歷次干旱既是極端天氣導致的結果，也是水利基礎設施嚴重滯后、對水資源綜合利用能力不強導致的結果。”
發揮智慧“超越水壩”
云南及周邊連續三年大旱的根本原因，目前尚無權威的科學依據，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作出種種推測。
隨著干旱程度的加深，人們紛紛對境內的眾多水電站的水庫投以期盼的目光。眾所周知，西南地區集中了全國75%的水電資源，是新一輪水電開發高峰的黃金地域，目前已經形成或者正在建設大量的水電工程。水資源總量排全國第三、人均占有量是全國平均水平4倍，坐擁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著名水系的云南省尤其典型，是目前水電行業“跑馬圈水”的樂園，正在進行著最大規模的水電站建設，也使其成為環保組織和水電開發單位爭論的焦點。
一般來說，水庫可以調節自然界降水分布的不均勻，將雨季多余的降水儲存起來，供干旱時期使用。從地理條件和水利工程設施來說，水資源和水庫眾多的云南省出現如此大面積、嚴重的旱災，實在是讓許多人難以理解。
有水電專家解釋：“外界并不清楚，不同的水庫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有的用于飲水，有的用于灌溉，有的用于發電，一般來說，不會同時具備多種功能。比如著名的三峽水庫在設計之初也沒有考慮對農業水利的支持功能，它主要考慮了航運、發電和防洪等，而且如果要從電站水庫抽水解決干旱問題，近的地方還行，但是遠地方就不現實了，因為經濟成本非常高。”
水庫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嗎？事實上，水庫雖然比較有效，但也不是萬能的，遭遇干旱其能夠解決的范圍還是很有限，所以不能因為出現干旱就一擁而上。
于曉剛認為，在一片區域都沒有充足水源的地方才應該考慮修水庫，靠近江河的地方則不用修，只需要建提灌站就行，而且考慮到滲透的因素，也不適宜修距離太長的溝，比如可以采用引山泉水、挖水井等多種方式。
“許多具體方法云南省應該多向缺水更嚴重的地區學習，比如青海、甘肅等常年缺水的省份，甚至巴基斯坦、尼泊爾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他說，“我們已經翻譯了美國一本名為‘超越水壩’的宣傳冊，計劃向中國的政府和民間進行傳播。其中收集、總結了世界各地五六十種應對干旱的方法，包括怎樣獲取水、怎樣保存水等，是‘民間智慧’的大匯集。”
于曉剛表示，面對不可等待的嚴重災情，政府和民間都應該積極行動起來，“解決的方法有很多，不應該僅僅是打水井、筑水壩，政府應該考慮把工作分散到社會中，充分發揮民間的智慧與力量”。
戲劇性的是，2月12日新華社發布消息稱：由三峽集團負責開發的金沙江下游水電站群正全面推進，其中向家壩水電站通過了川滇兩省蓄水驗收初審，首批機組將于年內投產；該水電站擁有單機容量為80萬千瓦的水輪發電機，是世界上單機容量最大的水電站。而在2010年3月大旱期間，中國水電建設史上建設規模僅次于長江三峽電站工程的小灣水電站也在瀾滄江上正式并網發電。
一方面是各種大型水電站頂著國內外的巨大爭議如火如荼地加緊建設，另一方面卻是各種小型水庫幾乎沒有進行過修繕，而比小型水庫規模還要小的一些地方水塘，不僅缺乏資金修繕，更沒有相應的科學管理。
于曉剛表示，云南那么多阻江斷河的水電站該不該修一直都備受質疑，同時由于各種水電站對于環境保護工作的重視不夠，已經產生了許多水土流失、泥沙淤積和電站水庫嚴重污染的情況。
他說：“按照現實的情況，即使水電站考慮了抗旱的功能、設施，也能夠把水引到部分干旱地區，但是那些水同樣不能用來飲用，頂多只能用來灌溉，即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水電站身上。”
“必須要警惕這次大旱過去后，水電企業們會不會打著幫助抗旱的名義來鼓吹新一輪的大型水電開發。”于曉剛說，“說到抗旱，水電企業根本不專業，因為發電和用水功能之間是互相矛盾的。如果他們講良心，可以出資讓別人來幫助建設和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相關聯的水利設施以及長期維護，但那也不能成為他們肆意開發大江大河的理由。”
除了水電站，在云南省備受懷疑的“罪魁禍首”還有經濟林木、作物的種植問題，目前以橡膠樹、桉樹為甚。它們已經被形象地比喻為“兩臺巨大的抽水機”—日夜不停地將云南土壤里的水分抽走。這些情況在2010年大旱期間就屢被提及，隨后一直處于爭論中。云南省林業廳副廳長王德祥曾經回應：“云南桉樹林的種植集中在普洱、文山等地，而橡膠林種植地集中在西雙版納。并且兩地的橡膠林和桉樹林種植面積僅分別占全省林地面積的1.1%和0.2%，根據幾地的旱情來看，種植橡膠林和桉樹林并非造成大旱原因。”
對于橡膠樹、桉樹的影響利弊，目前還沒有個統一的說法：反對者認為大面積的桉樹林被稱作上無小鳥、下無植被的“綠色沙漠”，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可以和大型水電開發項目并列；支持者則表示桉樹不僅不會抽干地下水分、影響其他植被和動物、影響土壤等，而且是一種節水的、可以改良土壤狀況的樹種。
在2012年的干旱繼續發酵后，云南民間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猜測：作為烤煙栽種大省的云南，為了保證支柱產業煙葉的產量和質量，近十幾年從6月至9月在10個州（市）的56個縣均“運用先進的氣象科技手段，開展人工防雹作業，最大限度地減輕冰雹對糧煙造成的損失”。
滇中楚雄州的農民王家友說：“冰雹總是和雨一起來，本來多下雨是好事情，但是煙草公司和保險公司卻希望少下雨，大量發射防雹彈使降水一年比一年少，希望專家們盡快研究一下這是不是造成天氣干旱的原因。”
必須進入常態防御
旱情逼人。截至2月中旬，專家們在云南首次運用國際領先的物探設備尋找地下水，其能夠探測地下100米至2000米地質情況，快速確定打井位置。目前，云南省國土資源廳已組織79臺套鉆機開展地下找水工作，施工深井79口，已成井驗收20余口，日出水量6300余立方米，緩解了8.5萬余人的飲水困難。
雖然云南省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作了一些制度努力，例如昆明市已經出臺了《氣候變化與昆明氣象防災減災對策》，云南省也在2010年3月宣布完成了應對氣候變化氣象防災減災體系建設研究，但由于具體操作情況復雜，一時很難見到效果。
“要想完全戰勝自然是行不通的，但可以通過許多方法來實現防災減災。”于曉剛說，“對于目前干旱所引發的水資源缺乏問題，專業人士首先應該對政府和民眾進行一些知識普及，然后更有效地組織開展工作。”
他表示，目前國際上公認的“水資源稀缺原因”主要有五大內容：資源型、污染型、工程型、失誤型和分配型，如果不弄清楚各地的實際情況，許多規劃、應對工作將“可笑且無用”。
“資源型主要因為地理條件所致，比如沙漠、戈壁灘；污染型是指有水也無法使用；工程型是人為建設帶來的負面影響。”于曉剛說，“失誤型是指規劃不當，例如昆明市只能承載200萬人，但是政府想發展成500萬人的城市，缺水是必然的；滇中、滇東地區原本水資源不足，卻安排了太多的企業和人口長駐，后果可想而知。”
另外，分配型是由于沒有很好的制度造成的，他介紹具體的表現是“有錢人可以用到水、多用水，窮人則沒有水用、用不起水”，“水的問題非常復雜，既是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治問題”。
的確相關的例子很多，昆明市宜良縣青山村的村民何德昌就說：“由于村民沒有錢，一直無法打井取水，而村旁那家企業老板很有錢，請人來勘探、打井，很快就出水了。但老板自己出錢抽出的井水只他自己用，我們村民用不了。”
他表示，政府領導應該早點看到老百姓的苦日子，盡快提供有效的幫助，“當官的開多少會，都不如幫老百姓打口井”。
“云南連續三年出現干旱的情況，與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關聯性非常明顯，眾所周知，中國已經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綠色和平組織氣候與能源項目經理李雁說，“在自然災害來臨時，中國的農民和農村總是最脆弱的，很少有能力去獨自應對，因此需要政府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幫助。”
2月7日，昆明市委書記張田欣對此類問題已有過明確的回應，“農村由于基礎設施較為脆弱，在解決干旱問題上更不能忽視”。
“‘三農’問題對昆明來說一直都很重要。”張田欣表示，昆明推進城市化進程是對的，不過從統籌城鄉發展來看，兩方面都要重視；干旱出現后最直接的損失還是在農業方面，這從目前造成的直接損失上就可以看到，“農業地位和農村、農民的發展的急迫性都擺在那里，如果單方面傾斜，并不能真正處理好問題”。
李雁表示，通過長期的觀察、研究可以確定，云南省及周邊地區的干旱將成為一種常態，因此地方政府應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遇到問題不能只作應急式、暫時性的安排，而是要有長期的準備，形成應對機制。
“雖然打井取水算一種方法，但是現在水井已經越打越深，取水已經越來越難，這就需要政府、民眾作更多的預案了，比如水資源如何科學地使用和分配，如何應對旱澇變化等。”她說，“2010年我們在云南就發現政府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是欠缺的，即便是打井，要么沒有機械，要么沒有柴油，或者是政府沒有資金，老百姓也出不起錢購買。”
李雁認為，包括一些自然能源的利用方面也不夠，這樣的情況不僅僅是云南，在全國很多地方都存在，“比如大熱的天陽光充足，當地人卻很少考慮使用太陽能進行抽水，我們曾經在當地購買了一些設備進行實驗，很快就把水抽出來了。”
“經濟發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除了要反對那些總是在災難發生后才積極表現，并借機建功立業的‘災難官員’和‘災難政客’，更要把‘災’和‘害’分開來對待分析，而不能混為一談。”于曉剛說，“認真總結連續三年大旱中出現的教訓，將對國家今后許多工作的立項、決策和監督都有著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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