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招的是尖子學生，所以高考分數最好在一本線上50到60分。這就是我的預測分數線。”高考前夕，南方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在武漢做招生宣傳時說，“我在中國科技大學當校長的時候，就深知湖北生源質量很高。當時，我帶的一個學生就是湖北省的高考狀元。”
這說明，盡管南科大去年堅決拒絕參加統一高考，但朱清時對于統考選拔人才的效能實際上還是認可的。眾所周知，名校之間每年明里暗里都在互相比招收“狀元”的數量，和在各省的實際錄取線超出當地一本線的分數。這種比賽本身，就是對于“按分錄取”的高考制度的肯定。
朱清時校長的一大改革理想——從高二招生——也是如此。它和北大發明的“中學校長推薦制”，以及“×校聯考”等等，其實用意都很相近，都是搶在別的學校之前先掐一遍尖兒。大學挖空心思掐尖兒，也說明，他們都承認分數高的尖子生好。
在這次招生宣傳中，朱清時校長尖銳地批評“近30年中國的大學沒有培養出優秀人才來”。但他并沒有把原因歸咎于生源質量，而是把矛頭指向了大學的辦學質量。他講了兩個因素，一是“我們的大學越來越像個行政單位，學術失去了活力”；二是“現在的大學都是以給學生輸送知識為主”。誠哉斯言！
最近，好幾位恢復高考初期高分被名校（包括中國科大少年班）錄取、而后出國留學的學者，當選美國三大科學院院士。這也證明，現行高考制度的人才選拔功能是不必懷疑的。
高考在人才選拔效率方面當然仍存在很多缺陷。有的是難以解決的，譬如“臨場發揮”的偶然性問題。曾經在北京、安徽等地試驗過，把“一考定終身”變為“兩考定終身”，結果社會成本太高，只好放棄。有的需要通過一些輔助性的制度進行“平衡”，譬如像錢鐘書那樣數學考鴨蛋的“偏才怪才”容易落榜的問題。這些年，以“不讓錢鐘書落榜”的名義出臺的保送、加分政策已經非常多了，只是大多在執行過程中變了味兒。
也有的問題，是本來有辦法化解，但就是不干的，譬如備受詬病的“大作家不會答語文卷”的問題。其實，在恢復高考之初，考生的語文成績與其實際的語文能力基本相符。問題出在后來引進了美國的標準化考試。客觀地說，把語文分為詞匯、閱讀理解、完形填空、補全短文、概括大意與完成句子等等幾大塊，統統變成“四選一”的選擇題，從考試技術上是一大創造，對于英語這種語言本身也非常合適。參加過類似標準化考試的人都知道，英語卷子的正確答案，確確實實是唯一的。但漢語與生俱來的模糊性，決定了它沒法兒用這種辦法考試。在“四選一”的備選答案中，往往存在模棱兩可、甚至“三可”“四可”的空間。并且，越是平常閱讀量大、實際語文水平高的考生，越覺得好幾個答案都各有其道理但道理都不充分，因而無所適從！但很多人對此發表不滿意見，針對的是整個高考制度和中小學語文教學，而非標準化考試，因為標準化考試是美國人發明的，所以它當然是先進的。
高考制度為絕大多數人公認的優點，是比較公平。民眾的普遍呼聲，是“怎么改也不要改了公平”。周其鳳能從一個窮山溝里的孩子考上北大，步行三天到長沙坐火車來北京，一直到后來擔任北大校長，靠的是高考制度。朱清時當年進中國科大讀書，也是憑分數考進去的。目前中國各級公務員隊伍里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因為1977年恢復了高考，都坐不到今天的位置上，包括現任教育部長、北京師范大學哲學系1978級學生袁貴仁在內。
當然，這種公平也是相對的。如同從選拔人才的效率視角一樣，從公平視角出發，高考制度也存在諸多問題。其中，有的問題是難以解決但老百姓認賬、不提意見的，如城鄉中小學教育質量懸殊導致的“先天差別”；如分數線上下一兩分就成了兩重天。有些是牽涉龐大的利益格局調整、提意見也不管用的，如各地招生名額的計劃分配問題。也有的是后天人為制造、且有話語權的人們根本不想解決的問題，譬如英語分數占比越來越高、并且還加試聽力，就對農村和中小城鎮考生非常不利。全世界沒哪個國家的高考像中國這樣重視外語成績，好像也沒哪個國家有中國這么多以英語教學輔導為主業的上市公司。
以上這些弊端，大多數人已經接受、容忍了。特別是其中“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的項目，如外語考試，既已成為定例，大家都不再說什么。現在民眾普遍憂慮的是，走后門的途徑越來越多，完全憑“裸考”成績升學的越來越少。像“航模”這樣的奢華貴族運動，在個別省份竟然也成為一種高考加分條件，這還有天理嗎？朱清時是個理想主義者，大家信任他。但諸多高校一邊想方設法對自己教師的子女降分錄取，一邊還高門大嗓地呼吁“自主招生”，能不讓百姓心里添憂甚至添堵嗎？
現在，很多人都對高考不滿，有的是不滿其“低效率”，有的是不滿其“不公平”。也有的學者比較奇怪，同時從“公平”和“效率”兩個角度，呼吁取消高考，“埋葬高考制度”。既說：高考改革的方向只能是“效率”而不是“公平”，又說：作為改革對象的現行高考制度只解決了“效率”問題而沒有解決“公平”問題，左右互搏，反正從哪個角度說高考都不對。
為了論證自己的先入之見，有人對距今僅30來年、還近在眼前的歷史都進行了顛覆性敘述：“30年前，我們為什么要恢復高考？顯然是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與原來的‘推薦方式’相比較，考試方式明顯有利于城鎮居民而不利于農村居民。與‘推薦方式’相比，恢復高考以后城鎮居民的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明顯提高。”
但1977年8月初，在著名的“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上，第一個當面向鄧小平建議恢復高考的武漢大學教授查全性，當時講述的理由卻恰恰相反。他說：“解放前升學要靠錢，解放后17年要靠分，現在靠什么？靠權力。群眾有句順口溜，‘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不推倒‘十六字’的招生方針（即志愿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招生走后門的現象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查全性痛陳當時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兵子弟；助長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今年招生還沒開始，就已經有人在請客、送禮，走后門。甚至小學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學不需要學文化，只要有個好爸爸。”鄧小平聽了這些意見后當場表態，同意恢復高考制度。“不需要學文化”，無效率也；“只要有個好爸爸”，不公平也。恢復高考，則同時大幅度地增進了效率也提升了公平——這才是真實的歷史。
今年上半年，各大高校都在一撥接一撥地舉辦1977和1978級校友畢業30周年聚會。但我覺得，恢復高考（并且取消“政審”）的歷史意義，還仍沒有得到充分的估價。它解放了人——不僅是作為生產力的人，而且是作為社會細胞的人，激活了板結的社會階層結構，擴大了黨的執政基礎，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真正起點。它與稍后進行的農村地富及城鎮工商業者摘帽、右派改正、平反冤假錯案等一起，為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贏得了廣泛而牢固的民意支持，進而才有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勝利，才有中國今天的一切。
從某種程度上說，堅持統考不動搖，就是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僅僅因為如朱清時等大學校長們普遍認可統考選拔人才的相對有效性，也不僅僅因為民眾基本信任以統考來分配受教育機會的相對公平性，而且也因為統考符合國際慣例，是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只是統考的組織者，有的是政府，有的是社會專業考試機構，有的是一群學校，各有不同。但不管叫“聯考”、“會考”還是“什么考”，全國性統考還是分地區統考，反正都是統考。我們常說美國大學招生如何靈活，其所有的靈活也都是建立在統考的基礎上。沒有SAT（或者ACT）成績，恐怕很難找到好的大學收你。目前歐洲許多國家及澳大利亞等招收中國的“小留學生”，就基本上以其在中國國內參加高考的成績為有效依據，這也是一種認可。
與國外先進做法相比，我們的缺點主要不在“統考”，而在“統招”——在招生環節政府介入過深過細，大學的自主權過小。這方面的改革，完全可以在堅持統考的基礎上來進行。譬如，某大學的物理專業在招生時，愿意把物理成績在總分數中的權重放大一倍甚至兩倍，考古專業希望把考生語文試卷中文言文部分的成績單獨統計并劃出最低線，這有什么不可以？有的大學希望在統考之外自己再組織一次筆試或者面試，這有什么不可以？
但朱清時以及諸多學者、媒體心目中“最理想”的招生模式——各大學自行組織考試、完全自主錄取，則事實上只在“計劃經濟的老祖宗”蘇聯實行過，而且人家俄羅斯也已經把它改革掉了。建議朱校長早日放棄這一不切實際的計劃經濟理想，學者們也都別再把“蘇聯模式”作為高考改革的終極目標。
同時，捎帶也建議朱校長不要再老說“全世界的高校都是自己學校授學位的，都不是教育部授的；我們國家的教育模式，所有學位都教育部授，這是原來計劃經濟留下來的東西”，因為那不符合事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真正需要教育部（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名義）批準才能授予的學位，實際只有“名譽博士”一種。倒是在意大利，碩士以上學位由教育部蓋章頒證，大學無權自授學位。意大利獲諾貝爾三大科學獎的確實不多，據維基百科統計僅有7位。但該國并沒人認為這與其教育部發文憑有什么關聯——真有關聯的話，人家還不早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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