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橋斷人亡，國人震驚。
結合基本建設工程從立項到發包再到施工的暗箱操作之普遍，想找到事故責任人相當不易。
地方領導建成剪彩踴躍參加，因為這是政績，是GDP，是民生，是上級領導賞識的敲門磚，但塌了，就是被罵、被問責甚至罷官去職的罪證。因此往往表現得很羞澀，查找各利益鏈條中的責任人就難。
比這還難的事是官員個人財產公示。
鑒于官員都是全體納稅人養著的，且越養越多，加上三公支出水漲船高，負擔有些過重，在自己收入增速比財政收入相差愈大的今天，開始對官員的收入產生了濃厚興趣。
史稱公民意識的覺醒。
畢竟，黨和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努力實現的目標是構建服務性的法治政府，面對人民的疑惑，從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視，開始了各類官員財產公示的嘗試。
其實，僅從工資條看，官員的收入不高，部分落后地區的主要領導拿出來曬一下，都能讓人產生為他們募捐的沖動。
但算上福利待遇，部分官員的財產則可能會讓人民普遍羨慕嫉妒，部分會恨，其中主要財產便是住房。
最近，徐州市賈汪區人民政府的600多名科級干部們便順應民意，主動曬家底。
令人驚訝的是，在記者隨機查看的100名干部個人公開信息中，像區財政局副局長朱珺申報2至3套住房的只有4人，其余96人的申報內容如出一轍——有住房1套；除工資外，無其他非正當收入。
干部一套住房率高達96%，要么說明這個區屬于有關部門失職，沒有及時發現這個動人的廉政集體，要么說明其中不少人公開對組織和公眾撒謊。
與其讓公眾陷入曠日持久的猜測，不如組織社會各界人士一起積極核實，否則很難真正取信于民。
長期以來，由于權力過于集中，且在運行過程中不夠公開透明，加上體制內監督流于形式或直接利益集團化，社會依法監督的渠道狹窄堰塞，便加劇了官民之間的對立，甚至嚴重影響了公權力的公信力。
比如目前國家機關艱難啟動的財政賬本公開尤其是三公消費公示，由于缺乏到位的監督，很難從根本上消除公眾的疑惑，而且公示后暴露的諸多問題也沒有強有力的問責制度和手段，導致走過場的痕跡很重。
牽扯到官員自身財產，在各項制度不健全的前提下，公仆們自然有了更多造假的空間——要知道，說真話的代價往往是嚴重的——按中國刑法規定，貪污受賄5000元就夠被雙規乃至進班房的標準了。假如在申報過程中不慎暴露了自己有多套住房，便會與工資條的收入對不上，不是惹火燒身嗎？加上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作怪，相應的問責溫柔似水，這樣的財產公示也就變成一場難以服眾的秀了。
專家調查發現，一些地方官員財產公示試點后，會出現“零投訴”“零舉報”現象，這反映了群眾對于公開制度本身的不信任。
在現有制度環境下，廉政建設的主體還是黨政監督，因此為了取信于民，有關部門應當面對96%的一套率主動出擊，對廉政風險高的崗位進行重點排查，發現問題一查到底，做到懲防結合。
而在官員的選拔任用環節，要關注其道德誠信素養，將欺騙組織、人民的人提前屏蔽出官員隊伍之外。
當然，官員家庭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還有賴于社會信用體系和信息化體系的建設。
不過，96%的一套住房率的出現，更主要說明了政府接受社會監督和依法約束公權力的重要性。
猛一看是孔繁森，仔細一看是王寶森的悲劇太多了。
多少自稱一套住房的官員經得起追問和追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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