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收容”的恰是那些惡行

 從已披露的情節來看，亟待“收容”的，恰是那些惡行。而政府對待流浪乞討人員的態度，就是文明的高度，法治的高度。

    近期，長沙有兩名流浪人員被凍死。他們緣何拒絕救助而寧愿在寒風中流浪？為解開這個謎團，有報社記者假扮聾啞流浪者進入救助站，不想卻遭工作人員縛手圍毆。此事一經披露即引發輿論大嘩，昨天長沙市民政局回應此事稱，系“臨時性約束措施”，但這并未讓網友停止批評，曾被視為進步與文明的救助站也因此被推上風口浪尖。

    救助站是取代收容遣送站而生的。在公眾的期盼里，終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理當為流浪者帶來愛和溫暖。而如今，救助站居然與捆綁、毆打、冷漠、無人性等等負面詞匯聯系在一起。孫志剛逝去多年，孫志剛的遭遇卻仍在持續。這樣的救助，與當年的收容遣送又有什么本質的區別？

    當然，救助站里缺少救助，并不是“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初衷，也不是政府設立救助站的目的。“辦法”第十四條就明確規定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應當加強對救助站工作人員的教育、培訓和監督”“救助站工作人員應當自覺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政策和有關規章制度，不準拘禁或者變相拘禁受助人員；不準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或者唆使他人打罵、體罰、虐待受助人員”。

    問題在于，“辦法”設立了政府、救助站及救助人員的義務，卻并未具體規定當政府、救助站或救助人員未履行他們的職責時，該依何程序作何處罰。

    無責任則無義務。沒有責任機制，也就沒有令行禁止。當執法者有權而無責，權力的恣意妄為自然見怪不怪。要遏制“救助站里少救助”，就得呼喚一個能迅速啟動和有效追責的監督體系。

    當年的“孫志剛事件”中，很多人把這位大學生的死歸咎于一部惡法。但也要看到，收容遣送條例雖惡，可惡行也離不開作惡之人。廢除惡法不易，廢除惡人更難。孫志剛的墓碑上正刻有這樣的字句，“當以此為鑒，牢記生命之重，人權之重，民主之重，法治之重，無使天下善良百姓，徒為魚肉”。這是對職能部門的規勸，更是對執法人員的警醒。

    長沙救助站里究竟發生了什么還有待進一步調查，但從已披露的情節來看，亟待“收容”的，恰是那些惡行。記者的暗訪給全國所有的救助站上了一課：要時刻防止孫志剛案重演。政府對待流浪乞討人員的態度，其實就是文明的高度，法治的高度。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救助站里有沒有救助，當然不是由流浪人員決定的，甚至也不是由執法人員決定的，而是由權力的程序規范和監督的無處不在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