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車難，在各大城市幾乎是每個人都有過的體驗。然而，這一問題多年未解，成了城市交通中的一個“死結”。
增加出租車數量，平衡供需？提高打車價，改乘公交？運用移動互聯網等新技術，提高約車效率？到底怎樣才能解開“打車難”的死結？
增加出租車數量就能解決問題？
前不久，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的《公共服務藍皮書：中國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力評價（２０１１－２０１２）》調查顯示，打車難成為人們生活中較為普遍的問題。
記者調查發現，“打車難”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供需失衡。資料顯示，近１０年來，北京市出租車數量并未隨著城市規模和人口增長而增長，一直維持在６．６６萬輛。天津市在１９９６年將數量限制在３．２萬輛左右，多年來沒有增加。人多車少，不難才怪！因此有人提議增加出租車的數量。
正在召開的北京市“兩會”上，“打車難”成為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熱議的焦點話題。“出租車少，在一些地方人們出行只好依靠黑車。大家普遍估計，北京市的黑車數量與正規出租車數量大體相等。”北京市政協委員、易行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凝說。
北京市交通委新聞發言人李曉松２４日接受采訪時表示，北京現有５２０萬輛機動車，交通擁堵已經很嚴重，即使出租車增加數量，有多少道路資源供出租車運行？
在李曉松看來，緩解“打車難”，根本上還得依賴發展大型公交。他說：“同樣的人數，一輛公交車運走，如果用出租車運要１４０輛，所以大型公交應該是解決人們出行的主要方式，當然我們的公交系統需要不斷完善，方便群眾乘坐。”
提高起步價，不如降低“份子錢”
有觀點認為，目前出租車司機收入低、積極性差，以致拒載、挑活問題難以杜絕，應該提高打車價格，目前北京的打車成本明顯低于上海、廣州等城市。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胡堅說：“我認為出租車的起步價要提高，現在什么都在漲價，起步價怎么能不漲？”
“在國外，出租車不可能作為上下班通勤的工具，出租車運行的價格都很高。”李曉松說。他同時表示，出租車價格問題需要從本身運輸效率、在整個客運結構中的占比、運輸成本以及居民消費水平等幾個方面考慮，需要慎重。
提高起步價，自然會增加消費者的負擔。更多人則將矛頭指向了出租車公司，認為出租車公司應該降低“份子錢”，從而提高出租車司機的待遇。北京市政協委員、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機關服務中心主任王國鎮認為，出租車行業整體結構不合理是打車難的根本原因。
“出租車行業目前還存在行業壟斷的特點，由政府特許經營，應該打破壟斷。而且，出租車 ‘份子錢’由出租車公司隨意定，司機完全沒有議價權。”王國鎮說，我在撰寫提案的調研過程中發現，不少出租車司機對“份子錢”過高、休息時間短意見很大，應該切實保障出租車司機的合法權益。
胡堅也認為，出租車公司要改善經營，愛護出租車司機隊伍，“份子錢”要少交一些，留住老司機，減少他們的工作時間，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
移動互聯網開啟約車新時代？
業內人士介紹，在國外許多發達城市，叫車、約車服務發達，既減少了乘客街頭等車之苦，也減少出租車空駛，大大提高效率。國內城市也應該大力推廣約車服務。
“改變現有出租車預約方式，借鑒國外經驗，增設只接受電話預約的出租車，降低空駛率。同時可以緩解尾氣、汽車擁堵等問題。”北京市政協委員、華倫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子華建議。
記者調查發現，目前不少城市有電話呼叫約車服務，但由于成本高、信息化程度低、乘客和司機違約率高等問題，效果不夠理想。而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上海、北京等地出現了利用智能手機“點對點”約車的服務模式，為改善約車服務帶來了新契機。
僅在北京，已有“嘀嘀打車”“易達打車”“搖搖打車”等幾個預約車服務商，乘客只要下載安裝上述軟件，即可通過智能手機直接約車。“易達打車”服務商北京智易達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國清介紹，以前的電話約車不直觀，現在智能手機上有了定位系統，乘客約車后，司機的具體位置、距離、還有多長時間到，都一目了然。同時，司機手中也有智能手機，可以根據乘客和自己的位置，選擇接不接這個活。
“我們已經與出租車公司合作，在北京３０００多輛出租車上運行，從２月份開始，將達到２萬輛車。”陳國清說，智能手機約車服務還是個新事物，需要政府在防范黑車加入、價格規范、建立統一信息平臺方面給予支持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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