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證監會２７日通報兩起內幕交易案件，其中引人注意的是政府官員再次涉嫌內幕交易犯罪，負責下發會議通知的浙江溫嶺市政府辦公室原主任陳維立“先知先覺”大舉買入２４２萬元股票讓人深思。近年來，內幕交易、“ＰＥ腐敗”、信息尋租成為官員腐敗、利益輸送的新渠道，這其中的扭曲利益捆綁關系凸顯出政府官員和企業之間的政商“旋轉門”，這正是股市產生“先知先覺”者的一大隱形原因。
政府官員再次涉嫌內幕交易犯罪
中山市原市長李啟紅“中山公用案”、南京市經委原主任劉寶春“高淳陶瓷案”，是政府官員因股市內幕交易落馬的典型案例。這些內幕交易案都是官員在上市公司資產重組過程中作為審批者和知情人，依靠上市公司股價變化獲得股市中的巨額利益輸送。而中國證監會最新通報的一起內幕交易案，再次給“先知先覺”的政府官員涉嫌內幕交易犯罪敲響了警鐘。
２０１２年，浙江愛仕達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在與當地政府溝通后，通過了產學研園區“退二進三”政策項目。當年４月２４日，愛仕達發布相關公告后，股價連續兩天以漲停收盤。
在這之前，時任溫嶺市政府辦公室主任的陳維立，負責下發相關市長辦公會議通知及制作會議紀要，系愛仕達享受“退二進三”政策事項的內幕信息知情人，但他在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利用其朋友及親屬“陳某”賬戶累計買入“愛仕達”股票２５．３６萬股，交易金額２４２．０８萬元，后于５月７日全部賣出，獲利９．４５萬元。
證監會通報表示，陳維立等人的上述行為違反證券法第７６條“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在內幕信息公開前，不得買賣該公司的證券，或者泄露該信息，或者建議他人買賣該證券”的規定，同時涉嫌構成刑法第１８０條所述情形。根據《行政執法機關移送公安機關涉嫌犯罪案件的規定》等有關規定，證監會將陳維立等人涉嫌犯罪情況移送公安機關查處。
部分公司與政府官員利益扭曲捆綁
內幕交易近年來成為官員腐敗、利益輸送的新渠道，相較于貪污受賄等傳統形式，以股市為通道進行的利益輸送和腐敗形式更隱蔽、收益更高、危害更大，這還衍生出上市公司和政府官員之間的扭曲利益捆綁關系。
近年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整體上市和優質資產注入等進程加快，這些都有賴于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和指導。在這個環節，有些官員有機會接觸和掌握上市公司內幕信息，其中資本運作方案形成的利益輸送，容易讓官員與上市公司、證券機構形成利益捆綁。
此前，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宋麗萍曾向記者介紹，目前在深交所備案的內幕信息知情人多達３０萬人，其中很多政府官員作為內幕信息知情人，是由于上市公司相關工作涉及政府審批而產生的。這給內幕交易和政商利益捆綁帶來土壤。
從原先直接送錢到告知內幕信息，股市的新型腐敗更隱蔽、獲利更大，而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綁勢必將對上市公司退市、跨地區并購重組等產生一定的阻礙，這可能也是股市優勝劣汰機制難以完善的一個原因。
政商“旋轉門”加劇監管難度
除了政府官員的內幕交易，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在公司上市前突擊入股、輕松賺取高額收益，而有些掌握信息數據的官員也利用信息資源優勢謀求“信息尋租”。對此專家認為，政商“旋轉門”是產生“先知先覺”者的一大隱性原因。
２０１１年，某單位一女工作人員曾被曝出精準地在兩家上市公司ＩＰＯ前低價突擊入股，三年累計投資５４９萬元升值至６０００多萬元，投資回報率超過１０倍。而其丈夫原為當地某國有商業銀行支行行長，后擔任其中一家上市公司董事，而在擔任行長期間，其所在支行與另一家上市公司有數千萬元的貸款項目。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女股神”如果是因其丈夫在擔任當地銀行支行行長期間給當地擬上市企業提供“超常規”貸款支持，而得以精確“突擊入股”，這就是變異的利益輸送。
除此以外，２０１１年被查處的中國宏觀經濟數據泄露案件，也顯示出原先經濟決策部門工作人員對于資本市場正常信息秩序的巨大影響，由于股市對信息具有高度敏感性，提前獲知有價值的信息就意味著巨大的收益和財富，相關政府官員憑借掌握的信息資源優勢謀求“信息尋租”，也成為近年來股市新型腐敗的案例。
對此，廣東奔犇律師事務所主任劉國華律師等專家認為，二級市場內幕交易和一級市場“ＰＥ腐敗”中的利益交換行為更為隱蔽，更難監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官員和企業之間并不清晰的政商“旋轉門”作祟，政府官員審批與企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專家建議，這類違規的“財富分配”方式讓財富在普通投資者不知就里的情況下“隱形轉移”，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污染了投資環境，應更多利用法律手段追究經濟與刑事責任，用“零容忍”的態度監管“先知先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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