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日前，中組部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截至目前，全國副處級 以上“裸官”清理工作已基本完成，共有3200余名副處級以上干部報告了配偶或者沒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情況，對近千名在限入性崗位任職且配偶 或子女不愿意放棄移居的領導干部，全部進行了崗位調整。報道一出，“點贊”一片。基層組織部門的工作人員對此亦感觸頗深。現將其中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整理如 下，以饗讀者。
多方“拆臺”，讓“裸官”唱不了“大戲”
“裸體做官”，最直接的危害就是動搖了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政治信任。如果“裸官”貪腐并外逃成功，那既給國家造成巨額的經濟損失，也敗壞了我國的國際形 象，甚至威脅國家安全。根治“裸官”之禍，必有霹靂手段。針對“裸官”問題，制度層面確實下了不少力氣，如去年底中組部印發通知，要求領導干部如實填報個 人收入、房產和配偶子女移居國外等情況，否則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備干部名單；今年1月新版《干部任用條例》首次加入禁止提拔“裸官”的內容；今年 2月中組部發布的“限裸令”——《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明確規定“裸官”不得擔任包括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等領導成員 崗位在內的5類崗位；緊接著中組部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領導干部出國(境)管理監督工作的通知》，等等。這些制度不僅有力，而且有效，僅廣東省今年共 查出兩千多名“裸官”，其中9名廳級官員被調整。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要建立健全多方協作監管機制。一是組織部門要加強對領導干部的日常監管，對其擅自脫崗、離崗、長期不在崗等問題要注意掌握，嚴格審查 領導干部的出國申請，加強對領導干部出國(境)證件的管理，牽頭相關部門認真核實領導干部個人事項報告內容。二是紀檢、組織部門要加強與公、檢、法、信 訪、審計等部門的聯系，及時與金融機構、出入境管理機構等溝通，加強對領導干部及其家屬出入境信息和一些資產的監管。三是適度動員社會力量、公眾來監督， 完善電話舉報、短信舉報、信訪舉報、“12380”網站舉報等“四位一體”舉報平臺，建立舉報人保護機制。四是積極與其它國家簽訂雙邊合作協議，完善邊控 協作機制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協調各國簡化引渡遣返程序。
只有多管齊下、多方協作、多方“拆臺”，才能早日解決“裸官”問題，讓“裸官”失去市場，唱不了“大戲”。
讓“裸官”排查整治長效化
裸官問題由來已久，但又屢禁不止，今年來首次將排查提上工作議程，是干部監督工作透明化質的飛躍。清理干部隊伍，防止“帶病提拔”，實行“職位限入和提拔限制”意在將裸官現象連根拔。
“裸官”排查有效遏制貪腐源頭。“裸官”雖不完全等同于貪官，但是裸與貪的轉換卻又在一念之間。裸官的配偶與子女已移居國（境）外，比其他官員更無后顧之 憂。自身一人更易感受到心靈的空虛，從而墮入權欲的深淵。裸轉貪后，許多官員選擇潛逃國外，從而造成國內資產在很大程度上流失，更給抓捕工作制造了難度。 對“裸官”進行預先排查，將這些可能性降為最低，讓干部監督工作快“貪”一步。
“裸官”排查穩固群眾政治信任。公務員的行為很大程度暴露在公眾監督下，這使得官員在社會群體中應起到一個表率作用。官員及其家庭對于國家的忠誠度和信任 度，很大程度會影響到人民群眾。試想，若你服務于這個國家卻舉家移居國外，這從根本上是對自己所從事事業的不認同。摸底排查后，組織部門還要跟“裸官”逐 一“談話”，讓其在“接回家人”和“接受調崗”之間，作出“二選一”選擇。選擇接回家人的，還需填寫《自愿放棄外國國籍、國（境）外永久居留權或長期居留 許可承諾表》，注銷外國國籍；拒絕接回家人的，則被調整出中組部規定的5類崗位。在對“裸官”現象的處置中，讓群眾看到國家整治決心。
“裸官”排查利于健全干部監管體系。由“裸官”延伸出的腐敗現象觸目驚心，折射出了干部監管體系仍存在漏洞，需要與時俱進，增強先瞻性與預見性。對“裸 官”施行規章制度長效型監督，開展干部考察前，實行干部個人承諾，要求領導干部向組織作出保證。拉長干部監管陣線，將干部監督長效化，把“裸官”排查整治 列入常規工作議程，以無堅不摧的干部監管體系，來應對屢禁不止的“裸官”現象。
讓“裸官”害怕“落官”形成常態
近日，通過各級黨委、黨組織監督排查，全國約3200余名副處級以上“裸官”得到清理，無疑再一次收緊了黨風廉政的“大網”，讓“裸官”害怕“落官”常態化。
“裸官”并不等價于貪官、逃官、黑官，但其極易向消極方向轉變。為進一步遏制惡性轉變趨勢，需要做好“三抓”。
一是抓源頭。雖然“裸官”大部分已浮出表面，但“半裸不裸”才是“裸官”陣營的本質，必須從源頭打消“魚和熊掌可兼得”的思想，找出“見風使舵”、“臨陣 脫逃”的人員，端正其態度，穩固其內心。二是抓流向。“裸官”的去向要嚴格按照《配偶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任職崗位管理辦法》和《黨政領導干部 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實行，既卡住其“閃人”的“后路”，也保證其合理的“出路”。三是抓歸屬。“裸官”具體歸屬情況要體現“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方針， 通過公示、監督等渠道實行“透明化管理”，讓“裸官”敢于直面陽光和鏡頭，讓其害怕“落官”形成常態。
“裸官”治理還須“三談”開道
“裸官”治理體現了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決心，但同樣也是對干部的關心愛護，把好事辦好，不妨開展“三談”工作，做好“裸官”的思想工作，獲得理解，贏得支持，有序推進“裸官”治理。
把認識談透，消除心里的“膈應”。作為普通公民，妻子、子女移居國外，無可厚非，但身為國家的黨員領導干部，就要接受黨紀國法的雙重約束。如果為自己辯解 “我不貪不占，遵紀守法，裸官又何妨”，但對照現實，近八成的貪腐案都跟“裸官”脫不開關系，這又如何讓群眾信服？如果黨的干部把家屬、孩子移居國外，就 容易“身在曹營心在漢”，再鄭重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會顯得蒼白無力，身在群眾中，心往別處想，何來干群一家親？只有把這些問題談開、談透，讓領導 干部認識到“裸官”治理的必要性、必然性，心里“不膈應”了，他們才會主動配合。
把政策談明，贏得干部的“理解”。“裸官”是腐敗的“高危人群”，而且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其“危險系數”呈增高趨勢，中央出臺文件向“裸官”亮劍， 體現了反腐治貪的堅定決心。況且，“裸官”問題與黨員干部信仰相悖，會影響黨內團結，破壞干群關系，清理“裸官”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必然。各級各地在貫 徹落實這一政策時，要把上級政策談明白，這是順應民心之舉，是對群眾負責，也是對干部的保護。領導干部只有自覺做到以人民利益為重，顧大局、識大體，肯付 出、講奉獻，才會得到各級干部群眾的擁護、信任和愛戴。
把選擇談開，堅定治理的“決心”。“裸官”與貪官不能簡單地劃等號，但治理“裸官”卻是反腐的重要舉措，這對堵住貪腐“漏洞”，筑牢黨風廉政建設的“防火 墻”具有重要意義。中央出臺政策，對清理“裸官”作出明確規定，要么接回家人，要么接受崗位調整，說得明明白白，不設“特權專區”，沒有“商量”的余地， 更沒有“變通”的空間，讓那些“裸官”斷了念想。只有各級黨委站穩立場，堅持原則，對廣大干部一視同仁，一把尺子量到底，堅定治理“裸官”的決心，才會提 升干部隊伍素質，有效預防腐敗，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治理“裸官”需黨紀國法雙管齊下
裸官治理的緊迫性和復雜性倒逼我們必須拿出具體的措施，最有效的途徑還是要從扎緊制度之籠入手，這是基礎性的東西，也是確保裸官治理常態化、長效化的根本 之策。從中央連續出臺的4個關于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的規定不難看出，我國對裸官的監管日趨嚴厲，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也不能忽視存在的突出問題。應 該將對“裸官”的規制從黨規黨紀轉入立法軌道，使預防腐敗的議題走向法治化。
要把裸官概念官方化，將其納入構建腐敗預防體系的重要內容。應在立法層面上，厘清“裸官”官方概念，構成條件，主體性質、特征和分類，讓裸官概念走出文 件，走進公眾的視野，以便在更大范圍、更深維度上接受監督。同時，應進步一步擴大裸官的監督范圍，將現如今副縣（處）級領導干部擴大至所有公務人員及軍 人，將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派人士也納入監管范疇，進一步擴大監管的廣度。
要把裸官治理法制化，在國家層面制定出強有力的法律規定對裸官進行相應規制，逐步以正式法規替代現行的紅頭文件。法規制定應充分借鑒現行紅頭文件的可取之 處，更應汲取實踐中取得的經驗，保證法律規定的原則性和現實可操作性。法規除明確規定應登記內容外，建議增加各級公務人員、軍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擁有 海外財產的禁止性規定。要加大處罰力度，明確責任規范。根據行為的嚴重程度和危害后果不同，進行區別化處理。對于不夠成刑事處罰的行為按照文件處理，給予 相應的紀律處分；對于嚴重違法行為，則必須嚴格給予刑事處罰。同時，要針對裸官案件涉及國際執法合作特殊性，在立法時應將國際司法銜接問題考慮在內，為將 來的司法協作和引渡問題掃清障礙。
當然，建立完善針對“裸官”的法律制度，僅僅是完成了基礎性的構建，提供了行為的依據和量刑參考。而裸官治理遠不止于此，還需要在國內協作機制建設和境外 政治、外交和司法協作等諸多方面做足功課。在加強打擊筑起籬笆之時，更需要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加強公職人員政治倫理和道德修養，真正在內心樹立廉潔意識， 增強國家歸屬感和責任感。也只有積極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內外兼修，加之黨紀黨規和法律法規的外在施力，最終才能實現黨員干部的不敢裸、不能裸、不愿裸的“裸 官”治理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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