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水由一類水質變成了劣四類,這樣嚴重的海洋污染事故,為何相關企業僅會受到上限不超過20萬元的行政處罰?誰應當承擔起賠償的責任?
本報記者就渤海灣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的相關問題,采訪了有關專家。
?20萬元的罰款上限從何而來
7月5日,中國海監的有關負責人表示,針對此次溢油事故,對康菲公司的行政處罰不會超過20萬元。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中華全國律協環境資源能源委員會主任汪勁告訴記者,實際上,對于此次鉆井平臺溢油事故,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有兩條處罰規定可以適用:
首先,該法第八十五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進行海洋石油勘探開發活動,造成海洋環境污染的,由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予以警告,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其次,該法第九十一條還規定,“對違反本法規定,造成海洋環境污染事故的單位,由依照本法規定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部門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處以罰款……”“前款規定的罰款數額按照直接損失的百分之三十計算,但最高不得超過三十萬元”。
也就是說,即使按照《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一條的規定實施最高處罰結果,也只能是30萬元。
?行政處罰是否過輕
專家介紹說,在1999年修訂《海洋環境保護法》時,考慮到了對法定行政處罰最高數額的限制。這是因為,行政處罰并不是環境立法的最終目的。行政處罰只針對違法行為,在性質上,行政處罰不應也不能替代民事上的填補損失的作用。
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國《海洋環境保護法》一方面規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有權根據海洋環境污染的危害和損失后果按一定比例有限地加重處罰;另一方面又專門規定了海洋生態破壞致國家重大損失的民事賠償責任。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國家海洋局做出的行政處罰過輕。
專家指出,根據危害和損失后果決定是否按照直接損失的30%計算處罰數額,需要等待鉆井平臺溢油造成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的最終結果計算出來之后才能確定。
“當然,相對于2008年修訂的《水污染防治法》有關按比例處罰上不封頂的規定而言,《海洋環境保護法》第九十一條有關按比例處罰的規定確實限額過低。國家應當盡快對該法進行修訂。”汪勁說。
?誰可以提出索賠
國家海洋局有關負責人5日表示,正在組織此次溢油對海洋生態損害的監測評估工作,為將來的生態索賠提供依據。而且,生態索賠的數額將大大高于20萬元。
汪勁說,根據以往我國沿海各海事法院的相關判例,除了對違法行為人給予行政處罰外,海洋行政主管部門可以就以下五方面的國家損失考慮代表國家索賠:海洋環境容量損失;清污過程中發生的環境破壞及次生污染的損失;海洋需要修復的費用;如不能修復,重建需要的費用;有關部門進行檢測、調查、評估的費用等。
“除海洋行政主管部門之外,漁政部門也可以就國家海域、國有漁場等漁業資源因污染致死亡的損失代表國家索賠。如果事故海域有海洋保護區,保護區主管部門也可以代表國家索賠。”汪勁分析說,地方政府或者交通等部門以及其他因此受到損失的單位、個人也可以提出損害賠償請求。
“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還較少看到代表國家行使環保監督管理權的部門向污染加害人提出國家索賠請求的案例。”汪勁說,“此次溢油事件的后續索賠問題令人關注。”
?誰應承擔賠償責任
“對于事故的賠償責任的認定,要看石油平臺的所有權情況,相關法律是否有免責的規定以及是否可以在本案適用。”汪勁教授介紹,具體地說,就是看發生溢油的作業平臺是否是獨立法人,如果是,那就以法人財產為限承擔責任;如不是,那就要另當別論。
“蓬萊19—3”油田由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共同開發,并由中海油控股,按照法律規定,中海油可能需要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哪怕這兩個企業之間簽署過免責協議。
“除非中海油具備了法定免責事由(例如戰爭、海嘯等不可抗力、燈塔指引錯誤等),或者其已經購買了保險,且保險金額能夠覆蓋其造成的損失部分。”專家表示。
“在代表國家進行索賠時,相關部門可以告一家或者兩家,但是最后要由法院根據調查結果來決定適格的被告。”汪勁說。
?應否對公眾公開
從溢油發生到事故通報,中間跨度一個月。有人質疑其中存在信息瞞報。汪勁對記者表示,“按照規定,一般情況下,發生海上污染事故要及時通報上級主管部門。按照《突發事件應對法》,也需要通報當地政府。而地方政府也理應及時通知當地漁民、船只做好防范工作。”
汪勁說,“信息公開非常關鍵,海洋污染一般遠離公眾視線,沒有信息公開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監督,沒有監督,生產、執行上的各種問題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這樣事故遲早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