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結束不久的八國峰會上，經過為期三天的會議，與會者討論了非洲發展、氣候變化、世界經濟、能源和糧食安全、貿易、金融體系發展以及國際安全領域的一些問題，就當前世界面臨的一些主要問題達成了一定的共識。在最具爭議的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上，峰會的結果與媒體和大眾的期望有所偏差，對發達國家的任務未形成具體標準，發展中國家很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被納入承擔溫室氣體“減排量”的行列。但是從會議的結果來看，改善全球氣候依然是世界各國責無旁貸的責任和義務，尤其是發達國家必須對此負有更多的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露出風聲的八國集團將《京都議定書》的基準年從1990年變更為2000年以后一事，雖然在峰會宣言中沒有提及，但峰會主席日本前首相福田在記者會上卻表示此次共識是以“現狀”為基準，這表明八國集團在減排標準上有所倒退，絕對利于發展中國家的“京都時期”已為期不長，“櫻桃正好吃”的季節消失在即。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后京都時期”可謂迫在眉睫，如何在短時間內摘更多的“櫻桃”成為發展中國家必須高度重視的問題，畢竟“資金+技術”的“待遇”過了這村就沒了這個店。
諳熟國內CDM市場的清能投資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雷雯先生告訴記者說，CDM是中國企業不容錯過的商機。經過近幾年的努力，目前國內的CDM開發實力和成功率有明顯的提升。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CDM賣方市場，截至2008年1月20日，中國政府已經批準了1031個CDM項目，其中151個項目在聯合CDM執行理事會EB成功注冊，近30個項目已經產生真正的效益。一批本土咨詢機構逐漸成長起來，其中的清能投資作為國內最早開發CDM市場的先行者之一更是立足長遠，現在不但在國內市場取得驕人業績，且已開始活躍在國際市場，并屢有建樹。在談及“后京都時代”時他表示：“2012以后《京都議定書》是否繼續有效現在還不得而知，也許2008、2009年是企業抓住CDM這個歷史機遇的最后機會。”
據筆者了解，CDM項目從業主的最初報批到最終受益需要一個嚴格而漫長的過程，而且成功率也很低，具有很大的風險。CDM項目申請過程必須經過以下流程：項目設計、參與國的批準、項目審定、項目注冊、減排量的核查和核證等，直到CERs的簽發。關卡重重，風險無處不在。對此，清能投資的雷雯先生說到：“我們有足夠的事實和成績證明，在這個過程中，專業的咨詢公司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的參與將大大縮減項目申請周期和提高項目成功率，在保證業主項目效益和效率的同時，能夠為業主最大限度的降低項目風險。”
伴隨國內CDM市場的高速發展，越來越多的咨詢機構投身其中，為中國CDM產業的繁榮作出貢獻。然而，面對CDM行業的高風險性，不是所有的項目業主和咨詢機構都做好了準備。雷雯先生向記者介紹，“在第三方咨詢公司的選擇中，目前市場上還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項目業主對咨詢公司的專業性、開發經驗、實力以及抗風險能力等關鍵因素還缺乏足夠的重視。就目前國內市場來看，咨詢公司的專業程度和實力參差不齊，加之目前市場上對CDM普遍的認識偏差，導致一些業主盲目進行申報，一些本身就存在”硬傷“的項目也非得”迎難而上“，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的混亂和目前這種”低“成功率的現狀。這還造成另外一個嚴重的后果--那些擁有優質CDM項目、但還對CDM半信半疑的項目業主對申報CDM缺乏信心，從而最終有可能坐失商機。”
清能投資作為國內最早從事CDM項目開發的企業之一，已經在國內市場取得了領先優勢，項目開發成功率和注冊項目數量均居行業前列。清能投資又是如何在CDM項目申報過程中成功降低風險的？作為業內資深人士，雷雯先生談及了其中的關鍵：“項目業主和專業的咨詢公司在申報CDM時，一定要注意細節問題，在沒能獲得批準的項目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沒有注意到一些小細節，而影響項目注冊成功率的主要因素在于企業和咨詢公司的認真程度。”
在筆者看來，這種“細節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就申報CDM的企業來說，既然決定申報CDM，就要認認真真，努力去準備各種申報材料，把每一個細節都做好，絕不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因為CDM項目的審批本身就是一個嚴格的、漫長的過程；第二，CDM咨詢機構有責任，更有義務去認真對待業主托付的每一個項目，要替項目業主考慮開發中的各種細節問題，并盡最大努力指導業主去解決各種問題，從而為中國業主帶來更多更大的收益。
作為造福人類、改善人類生存環境的浩大工程，溫室氣體減排目標的實現任重道遠。全球CDM事業的開展是意義非凡的舉措，發展中國家的任何成功項目的意義，都不僅僅是項目本身的經濟價值，更重要的是對全球氣候變化改善的貢獻，是對人類文明建設和改造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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