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于單身媽媽來說，來時之路尤其艱辛：社會撫養費、孩子的戶口、環境的歧視與忽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法規禁區……單身女性能否在被保護的環境下生育、養育第二代？她們還在等待答案。
北京，一名女性的卵子正在準備用于體外人工受精。
“它改變了人們對自身和人類最親密關系的理解。它影響著城市的建造和經濟的變革。它甚至改變了人們成長與成年的方式，也同樣改變了人類老去甚至去世的方式。”
它是單身潮。這段話出自紐約大學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所著的《單身社會》一書。單身潮是美國自嬰兒潮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并引發全新的生活方式。
剛剛過去的11月11日，在電商將它變成購物狂歡日之前，它被網友賦予了“單身節”的涵義。據民政部統計，全國獨居人口從1990年的6%上升到2013年的14.6%。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30歲及以上未婚女性比例比10年前增加近兩倍。
不得不承認，相比男性，單身女性往往負重更多——她們一面扛著經濟精神獨立、自主意識提升的大旗，一面作為統計學意義上的“少數群”遭遇社會觀念和制度層面的壁壘。
而對于單身媽媽來說，來時之路尤其艱辛：社會撫養費、孩子的戶口、環境的歧視與忽視、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法規禁區……
單身女性能否在被保護的環境下生育、養育第二代？她們還在等待答案。
“自由選擇權在誰手里”
十二三歲時，梁曦薇把所有的童年愿望寫在一個記事本上。最上面的第一條就是：我要在20歲之前做媽媽。
發現自己懷孕時，她還不到19歲。是意外，但她迅速做出決定：“怎么樣也要生下來。”男朋友只比她大一歲，反復猶豫幾次終勸她打胎。正值感情倦怠期，吵來吵去她干脆提了分手：“孩子我自己搞定。”
沒有告訴父母，她去投奔了在深圳讀書的表姐。孕期準備、生產過程、法律政策、胎教……待產的日子里，她在圖書館把空缺的知識全部補了回來。
懷孕七個月時，梁曦薇的母親才發現，當場開始哭，父親則讓她第二天就去醫院墮胎。梁曦薇難過，卻沒有妥協，這成了她至今從未后悔的選擇。“我覺得（兒子）是上天給我的，我也一直很為我兒子自豪。”說起來，她眼里都亮著光。
九兒出生后十個月零六天，突然扶著椅子邁出了蹣跚一步，玲姑娘瞬間就在朋友圈發布了這一“歷史性記錄”，幸福感滿溢。
27歲之前，她壓根沒想過結婚，也沒想過生孩子。作為一家青年旅社的老板娘，玲姑娘交了許多朋友，活得自由自在。托朋友們的福，干兒子干女兒倒是一大堆，“九兒”完全是順下來的排名。
孩子的父親在知道她懷孕之前，就有了分手的想法，玲姑娘成了“被甩”的那個。生下九兒是她主動的選擇，“可能是因為老了。”說這話時，她哈哈大笑，一對圓形大耳環跟著在黑直的長發中亂晃。
她帶著孩子去四季如春的云南重新開始生活。如今旅游淡季，她就背著兒子四處走訪朋友，每天拍照在朋友圈發“帶著九兒看世界”的照片。
在一個活動現場，馬戶對著玲姑娘臂彎里的九兒左看右看，忍不住感嘆好幾遍：“太可愛了！”她今年26歲，“路上碰見一個可愛的小孩兒就想上去打個招呼”。旁人夸她抱孩子的姿勢嫻熟，她回：“因為經常抱……見個孩子就想抱抱。”
由于女同性戀的身份，馬戶沒法結婚，也沒有孩子。她和玲姑娘因《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而結識，報告由三個本土機構組成的“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布，她們都是被訪談案例。
這份報告中“單身女性”的定義主要參考國家法律政策中的規定，指“不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成年女性。報告采用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文獻研究等方式，歷時半年完成，其中在線問卷調查（2801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在支持單身女性生育這個問題上，持同意態度的女性比例是男性的兩倍以上。
李英是不婚主義者。在她看來，“不結婚就不能生小孩”的觀點是一種歧視：“我不一定生，但不代表你就能不讓我生。這不是我生或者不生的問題，而是自由選擇權在誰的手里。我要的是這個權利。”
已是14歲男孩母親的梁曦薇態度則更審慎。考慮到可能有生育時任性、生完了又不負責任的單身媽媽，社會又缺乏有效的兒童保護機制，她憂心忡忡：“總歸小孩是無辜的，每個決定都會影響小孩的未來……”
一份征收撫養費準備材料清單
“我愿意交罰款，可想交都交不上”
為給兒子辦戶口，梁曦薇奔波了五年，總結出四個字：有血有淚。
一般程序中，已婚婦女懷孕后領取“準生證”，生產后到所在地婦幼保健院，憑借醫院的《出生醫學記錄》和父母雙方身份證領取《出生醫學證明》。公安部門再根據雙方身份證、結婚證和《出生醫學證明》為孩子辦理戶口。如果是計劃外生育，辦戶口之前還需繳納社會撫養費。
這一切順理成章的前提是“已婚”。單身女性怎么辦？梁曦薇翻遍法律法規也沒找到答案。孕期中，她只得托朋友在家鄉廣州找到一位婦科主任，幫她產檢和接生，算是繞過了“準生證”。
孩子出生后，她很努力賺錢：“如果這個懲罰（社會撫養費）是我和我兒子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前提，我愿意交罰款。”可是，繳納社會撫養費的前提是“已婚的計劃外生育”。
她又托了人問，答復說父母雙方至少各罰八九萬（社會撫養費）。梁曦薇和孩子的爸爸早都徹底斷了聯系。她問，如果一共18萬，能不能這錢都我來交？
不行。
“（問我）你不知道人家是誰你跟人家睡？你跟他在哪里睡的你不知道？那你怎么跟人家睡的啊……反正態度好像就是，我沒有歧視你孩子啊，我歧視的是你啊。”回憶起來，梁曦薇不無自嘲地笑起來，微不可見地搖了搖頭。
孩子五歲時，她急得都快魔怔了，知道有人和“街道辦”仨字搭邊的都想抓住問怎么辦。四處求，終于有人愿意幫忙，前提是要有《出生醫學證明》。梁曦薇的戶籍和分娩醫院在廣州的兩個不同區，結果兩邊的婦幼保健院都稱無法出具證明，“讓我到公安局去問，讓我去報警，（說）父親一欄不能填空白啊，（孩子）不可能沒有爸啊。”
暗地里她想過找人“冒充”，可“父親”身份牽涉太多，她考慮再三又作罷了。沒辦法，又再次求人、托人，直到2007年，在繳納了6萬多元社會撫養費，并去司法鑒定所做了一輪親子鑒定后，孩子的戶口終于趕在上小學前辦了下來。
和梁曦薇比起來，玲姑娘幸運一些。
她趕上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實施，孕檢沒有托人，拿著病歷本直接去了湖南省婦幼保健院，沒有遇到障礙。
辦理孩子戶口時，她輾轉聯系到家鄉湖北的戶籍警，得知2014年有未婚媽媽為孩子成功辦戶口的先例，但《出生醫學證明》必須是湖北省內的，否則就需要親子鑒定。
2013年底，《湖北省〈出生醫學證明〉管理辦法》出臺，規定：“湖北省境內出生的嬰兒均應依法獲得國家統一制發的《出生醫學證明》，各簽發機構與管理機構不得以結婚證、生育證等作為簽發的附加條件。”玲姑娘決定回老家生。
孩子滿月時，她親自去辦了戶口。“很快就拿到了。”玲姑娘覺得，自己是眾多單身媽媽中運氣最好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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