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鋪路石”成就今天中關村

 

當聯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務副總裁李勤走到一排座位前，4位長者同時站了起來，他們親切地握手、交談，會場里本已火熱的氛圍再度升溫。

這是2011年12月22日，記者在《鋪路石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辦公室回憶錄》新書發布會上看到的一個場景。李勤和另外4位長者，是當初聯想創業的班底；四通董事長段永基專程從香港趕回北京，四通的5位元老也齊聚在這里；原京海總裁王洪德退掉了去往新加坡的機票，發布會前一天從深圳趕赴北京……

這樣的故事，在這一天還有很多很多。發布會前的老友聚會，將我們帶回了“兩通兩海”、“四方聯”的時代，耳畔響起那時開明領導常說的一句話“你們辦，辦了我負責”。

盡管白發蒼蒼，但回憶創業的時代，深感中關村往事并不如煙。

1988年，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以下簡稱試驗區）成立，作為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的前身，試驗區在試驗的10年面臨更多障礙，更多艱辛，更多甘苦與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真正寫照。

“信通走私案”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中關村震動很大，“兩通兩海”之信通也因此逐漸成為歷史。

《鋪路石》一書首次披露了信通案的細節。涉嫌走私或行走在走私邊緣的行為在當時的中關村是公開的秘密。

“與聯想和其他公司不同的是，信通公司不是買批件，不是從別人手里買走私貨，不是走在政策與法律的邊緣，而是直接與法律沖撞，采取"瞞天過海"、"偷梁換柱"的手段走私個人計算機、打印機、B超機等。”試驗區辦公室第一任主任胡昭廣認為，“走私是事實，但事情的本質是市場經濟跟計劃經濟的碰撞。”1992年1月10日，在北京市市委書記李錫銘的親自主持下，會議決定“在試驗區進行檢查的行政執法部門，先從企業中撤出來”，這樣的一道“圍堰”，避免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引起一系列企業的經營困難甚至倒閉。

產權制度改革是中關村心頭的痛。從試驗區領導到創業者和企業家，都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企業內部政變、主管單位施壓、人才流失……每個企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問題。然而，轉軌過程中各種利益糾結在一起，很多難題遺留至今。

《鋪路石》一書用很長的一章來描述當初試驗區對于企業股份制改革所作的嘗試：最早進行股份制改革的是信通、第一家經批準發行股票的是海威公司、四通的股份制1989年改革夭折、改革最成功的是聯想……

1988年陸宇澄剛當選副市長，看到一份報告，海淀區要建立像硅谷一樣的開發區。看完后，陸宇澄在“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名稱中加了“試驗”二字，“歷史證明我這兩個字非常英明”。就是這兩個字，賦予了當時的中關村試驗和創新的權利。

新書發布會當天，陸宇澄參加完北京市里的重要會議后匆匆趕赴現場，他激情風趣的語言洋溢著對中關村的深厚感情。“中關村的發展體現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勝利，標志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標志著中國改革開放大局的重要突破。”

同時，他提醒中關村永遠不能忘記一個名字李緒鄂。作為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他提出“三化”：科技成果商品化、科技商品產業化、科技產業國際化。“多有遠見啊，這是實踐中顛撲不破的真理！”陸宇澄話音剛落，全場掌聲響起。今天的上地信息產業基地，也是李緒鄂確定選址的。

1983年，賈春旺任海淀區委書記，他提出海淀區有很多觀念和理念要轉變，要利用海淀智力資源。在他的支持下，華夏研究所成立，京海、科海、四通成立，沿著這個思路走出了“電子一條街”。

李錫銘，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對中關村京海、科海等四公司的清查以及1989年對四通的清查，都是在其領導下解決的。至今提起李錫銘對于京海的幫助，王洪德都熱淚盈眶。

還有時任中科院院長周光召、曾任海淀區委書記的張福森……他們都是中關村今日輝煌的偉大奠基者，中關村不能忘記的名字。

長城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曾提出“圍堰效應”，“在計劃經濟體制的汪洋中，有幾個孤島按市場經濟的規律運作，試驗區、電子一條街就是這樣的孤島。”

胡昭廣說：“我們一直想做，但是做得不夠。”他稱試驗區辦公室是個“漏水的堤壩”。

但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們，卻對那個時代領導們的所做所為感懷終生。段永基說：“當年，管委會與企業的關系實實在在，患難與共。上個世紀80年代，社會對民營企業否定，對中關村嗤之以鼻，但海淀區和試驗區辦公室的領導，身為黨中央改革開放最堅定的支持者，保護計劃經濟體制中剛剛露頭的幼苗。如果沒有昨天的"鋪路石"，就沒有中關村今天的輝煌。”

從“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到試驗區，從試驗區到中關村科技園區，再到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走過30年歷程的中關村可以分為4個階段：第一個10年是“電子一條街”的形成，是萌動和突破的階段；第二個10年是試驗區的建立，是創新和發展的階段；第三個10年中關村科技園區獲得批復，是提高和飛躍的階段；2009年國務院批復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中關村進入創新型國家的科技引擎階段。

2010年，中關村技工貿總收入15900億元，2011年，19000億元，這組數字擺在這里，就不需筆墨再描述中關村的成績、意義和重要性。

最初創業時的老企業家、老領導，對于今日中關村的發展仍然情深意切，時刻關注，并提出殷切希望。

“中關村改革發展的30年，無論名稱怎么改，有個乳名叫"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第一個學名是"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歷史不能割斷。”司法部原部長、海淀區原區委書記張福森說，“中關村在國家科技體制改革中起了領軍作用，以后應該發揮更大作用。政府到底應該怎么管，應該管什么、不應該管什么討論得少。政府如何管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科技創新、科技企業和產業？我認為，政府要解決理念問題、創新體制問題、制度和機制問題，要創造環境，尤其是法制環境。”

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會理事長張景安說：“中國從大國到強國，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離不開創新，中關村要做示范。當初建立試驗區時候的目標是超過硅谷，現在看來，在數量上實現了，但是質量上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