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崗之于深圳，其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都算是個“落后區”。然而，令外界驚訝的是，香港中文大學、莫斯科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國內外一流學府紛紛選擇在龍崗辦學。
“今明兩年，簽協議落地的，加上之前已有的，不下10所國際一流大學。”4月3日，龍崗區文化中心大劇院，面對500多名處級以上干部，龍崗 區委書記楊洪在龍崗區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輪訓班開班儀式上，講述了龍崗區的“高端路線”發展戰略，即通過云集一批高等 院校，引進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檢測中心，打造一批創新平臺，聚集一批高端企業，借鑒美國“硅谷”和北京“中關村”經驗，將龍崗打造成深 圳版“中關村”。
談轉型
談轉型
楊洪在“輪訓班”上所作的首場輔導報告—《搶抓機遇，銳意改革，努力走在新一輪改革發展前列》，2個小時內談得最深的就是龍崗區如何發揮“后發優勢”彎道超車、后來居上。
“龍崗的上市企業有17家，南山有100多家；龍崗的高新技術企業250家，南山有1000多家；醫療、教育等公共配套資源，龍崗與原特區內 甚至與寶安區相比，都有不小差距……”楊洪開篇講述了龍崗區的發展歷程和所處歷史階段，并從產業發展、城區建設、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等方面概述了龍崗區的 “落后”實情。“在中心城走一走，龍崗還像個現代化城區，但下到街道看到落后的城中村時，心里難免會有落差。”
經濟發展落后于兄弟區，城區建設和社會治理存在短板，龍崗區如何快速發展實現“彎道超車”？
在楊洪看來，龍崗區應緊緊抓住當前的改革機遇和后發優勢，通過“兩高兩創”（高端集聚、高端引領、創新驅動、創新發展）實現“三個轉型”（經濟轉型、城市轉型、社會轉型）。
他重點講述了龍崗區面臨的四大機遇，即改革發展的機遇、轉型發展的機遇、低碳發展的機遇及政策機遇。
“對于龍崗而言，十八屆三中全會掀起的全面深化改革東風是個大機遇。”楊洪認為，深圳因改革而生，是吃“改革飯”長大的，有先行先試的經驗，因此，作為深圳的一分子，龍崗區在新一輪改革大潮中將面臨重大機遇。
龍崗區還擁有很好的“后發優勢”。楊洪表示，龍崗區雖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但生態環境保護得比較好，土地空間優勢大，“后發優勢”比較明顯。
與此同時，龍崗面臨著一系列的政策優勢及轉型發展優勢。比如深圳市今年初規劃建設的12個重點區域，其中龍崗就有4個（華為科技城、大運新城、坪地國際低碳城、平湖金融和現代服務業基地），占全市1/3。
談戰略
“落后區”龍崗要走“高端路線”彎道超車，這是楊洪在報告中傳遞出的最強烈信號。
“世界上有些發展模式是共通的。”楊洪先以美國“硅谷”、北京“中關村”為例，講述高端集聚、高端引領的成功經驗。他介紹說，硅谷云集了斯坦 福、伯克利和加州理工等一批世界知名大學和一批高端科技人才，其中包括40位以上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幾萬名工程師，進駐的計算機公司超過兩千家，其中包括 蘋果、英特爾、惠普、思科、朗訊等大公司，融科學、技術、生產為一體。“硅谷的面積不大，但它2011年的GDP卻達14.14萬億美元，約占美國GDP 的5%。”
與美國“硅谷”比較相近的北京“中關村”，同樣顯示出高端要素的集聚效應。楊洪表示，中關村聚集了北大、清華等39所高等院校資源，以及聯 想、百度等近兩萬家高新技術企業，這塊占地面積僅488平方公里的地方，其GDP卻占到北京市的20%，其出口占到北京市的40%。
“回頭看龍崗，我們也有打造深圳‘中關村’的潛質。”楊洪稱，目前在龍崗區辦學的高校有深圳信息職業技術學院，落戶龍崗的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 區下半年即將招生，哈爾濱工業大學及世界名校莫斯科大學已確定將在龍崗辦學，“墨爾本大學、深圳大學目前正在談，預計今明兩年簽協議落地（龍崗）的，加上 之前已有的，不下10所國際一流大學。”楊洪還透露，規劃于大運新城的深圳特色學院園今年將動工，“這已經寫進了市政府工作報告”。
“有了10來所國際一流大學，我們可以按照‘中關村’模式來打造。”楊洪說，一批高等院校進駐的同時，會帶來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實驗室、工程檢測中心以及一大批創新平臺。
人才是區域發展的根本競爭力。“隨著一批高等院校的進駐，高端人才也會跟著過來。”楊洪表示，以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為例，前不久該校舉辦的院士論壇，有30多名院士參加，這是深圳歷史上院士最多的一次論壇。
“有了高等院校，有了高級平臺，有了高端人才，龍崗很有可能形成良好的高端引領作用。”對于打造深圳版“中關村”，楊洪顯得信心十足。
談改革
政府要進一步簡政放權
可以說，龍崗目前的“落后”是全方位的。如何改變龍崗區城區建設、社會治理的落后局面？楊洪重點談到了改革。
楊洪表示，以龍崗區去年的工商登記制度改革為例，去年龍崗區新增企業3萬家，同比增長了一倍；個體工商戶新增4.6萬家，增幅達168%。“一項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就釋放出這么大的活力，可想而知，政府改革的力量是驚人的。”
“如果說日常舉措就能解決的，那不叫改革。”楊洪指出，改革就是要攻堅克難，要敢于啃“硬骨頭”，切實解決老百姓身邊的民生難題。比如布吉醫院建設，大布吉時期有100萬人，分街道之后沒幾年，布吉人口又增至100萬，這是一個城市的人口數量，但配套的卻是鎮級醫院。
對于全面深化改革，楊洪認為要處理好四種關系，即處理好“上”與“下”的關系，既要落實好上級要求，又要立足實際、主動作為；處理好點與面的關系，既要整體推進，又要重點突破；處理好黨政主導
與社會主體的關系，既要保持改革的正確方向，又要調動群眾參與的積極性；處理好改革與常規工作的關系，既要在新一輪改革中走在前列，又要確保完成全年各項目標任務。
“很多人辦事喜歡找關系，甚至求人，這說明政府的權力還是過于集中，辦事程序還是不夠透明。”楊洪特別指出，政府部門新一輪改革要敢于放權。 “政府改革不僅利好企業和市民，也利好廣大干部。”他表示，一個官員守著手上這點權力不放，有的還“吃拿卡要”，但在別的領域或到了別的地方，他還是得求 人辦事。
“如果都簡政放權了，大家以后辦事都不用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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