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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關村,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被譽為“中國硅谷”。與美國“硅谷”類似,中關村也經歷過“人才荒”的低谷。
但從2009年3月,尤其是今年3月以來,中關村書寫了一出攬才“神話”,海內外賢才紛至沓來。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乍一聽,這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地方住在里面的人都昵稱它為“村子”。
但到這里走一走,你會發現,它絕對是一個“特別”的地方249平方公里的園區里,吸納了聯想、方正、諾基亞、惠普、IBM、微軟等中外高新技術企業萬余家,集中了數量超過百萬的高素質從業者。這些人中,兩院院士占全國總數的近40%,另有博士、碩士約12萬人,留學歸國人員數量占全國總數的1/4……
這個“村子”,就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被譽為“中國硅谷”的北京中關村。
與美國“硅谷”有著類似軌跡,中關村也經歷過“人才荒”的低谷。但從2009年3月提出“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今年3月又“變身”為我國首個人才特區以來,中關村管委會人才熱線幾乎被打爆,來自國內外的不少高端人才都紛紛來電、來郵咨詢,如何才能成為“村子”里的一份子。
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原院長王通訊認為,中關村建人才特區,是我國人才事業發展上的里程碑,它讓中關村有了持續充足的發展動力。
從人才軍心不穩到海內外賢才紛至沓來,中關村是如何書寫出它的攬才“神話”的?
是走?還是留?
中關村也遭遇過“人才荒”
于丹,遼寧妹子,今年32歲,中關村北京科興生物制品公司的質控部組長。
前不久,她入住了村里的人才公寓“四季青”,82平方米,步行半個小時,就可以走到單位。
“家電、床、灶具都是單位統一購買的,我沒花一分錢。”于丹高興地說,“在北京漂了這么多年,我現在終于有了歸屬感因為有家了。”
“在我們公司,這次與于丹一起入住"人才公寓"的員工有16人,他們每人都分到了一套小區公寓。”科興公司人力資源總監王敬寧說,人才公寓是北京市專門為中關村的高新技術人才配備的,由政府統一收購或者興建房源,然后再分配下來,低價租給這些人才,目的就是為了留住他們。
這讓3年前還為是走是留而猶豫的于丹,終于穩定下來了。
于丹是2005年畢業于中國農業大學微生物專業的碩士研究生。當初,經過激烈的筆試、面試,過五關斬六將后,她成為了科興公司的一員。但直到2008年,她的房子、北京戶口等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走?自己為這座城市、這個園區的發展付出了太多,要走還真的有點舍不得;留?像自己這樣的“北漂一族”,在北京就像是沒有根的浮萍,找不到家的感覺,很難受也很無奈。
猶豫之際,一個消息傳來2009年3月,中關村提出“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
這讓于丹看到了希望,于是,她選擇了邊走邊看再堅持一下,看未來會不會有所改變。
與于丹不同,劉峰選擇的卻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中關村,南下深圳創業。
劉峰曾是中關村某IT公司的技術骨干,現為深圳一家上市公司副總。他離開的理由很簡單雖然自己是公司骨干,但薪酬不算高,每個月也就5000多元,而且對于自己這樣的外地人,生活成本高,落戶北京幾乎不可能,更談不上事業發展前景了。“相反,深圳方面開出的條件卻很具誘惑力,比如住房、子女教育等問題幾乎不用操心。”
2008年的中關村,選擇與劉峰一樣“突圍”的人不在少數。他們中,不乏碩士、博士等各類高端人才。
大批高端人才的流失,讓中關村的一些高新技術企業,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人才流失給企業造成的影響非常大,主要包括直接損失和隱形損失”,王敬寧說,直接損失是企業招聘成本增加,工作效率降低;隱形損失是一些高層管理人員、生物技術人員和藥品銷售經理流失后,不可避免地會帶走一些原企業的商業經驗、技術機密、客戶關系等;此外,人員更替頻繁又帶來了“軍心不穩”,給企業增加了危機感。
“有一次,為了招聘一名生物技術骨干,我們花了整整3個月的時間。”王敬寧透露。
在這種情況下,2009年初,科興公司開始謀劃“自救”花錢在中關村附近為核心技術人才提供住房。但由于企業實力有限,像于丹這樣的骨干尚未納入考慮之列。
科興公司的捉襟見肘,僅僅是中關村曾經一度遭遇的“人才荒”的一個縮影。
“村子”基層細胞所面臨的困境,引起了相關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一場意義重大的人才領域的改革,開始在國家、地方政府、中關村三級政府間醞釀。
三級政府“人才新政”
全方位解決后顧之憂
2009年,國務院批復同意,支持中關村科技園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隨后,關于園區硬件建設、功能區劃分、吸納全球500強企業入駐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出臺。這為中關村發展打了一劑“強心針”,讓“村里”的人們開始看到光明的前景。
今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并通過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打造首都經濟圈、把中關村逐步建設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隨后,中組部、國家發改委等15個中央部委聯合下發《關于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建設人才特區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了打造中關村“人才特區”的目標。
中關村園區建設,由此進入了硬件、軟件“雙馬齊驅”的嶄新階段。
實際上,從去年以來,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就兩次對中關村“人才特區”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在《若干意見》中,國家層面提出了支持中關村人才特區建設的13項特殊政策,包括重大項目布局、境外股權和返程投資、結匯、科技經費使用、進口稅收、人才培養、兼職、居留和出入境、落戶、資助、醫療、住房、配偶安置等。
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閆成介紹,僅僅在《若干意見》向社會公布后的第9天,北京市市委常委會就審議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快建設中關村人才特區行動計劃》,提出實施“拔尖領軍人才開發工程”等6項建設工程,從市級層面落實10項具體扶持政策,并要求市領導親自抓重點人才群體、重點人才項目,要面對面、一對一地做工作。北京市政府還為入選“海聚工程”、中央“千人計劃”的高層次人才頒發100萬元人民幣的一次性獎勵,加快提升人才特區的吸引力。
北京市還與17個中央部門組建了首都創新資源平臺,全市每年統籌100億元重大科技專項及成果轉化扶持資金,扶持人才開展科技攻關和成果轉化。
與此同時,園區也開通了生活綠色通道,解決人才后顧之憂。據中關村園區管委會副主任、博士李石柱介紹,特區的高層次人才可跨越戶籍限制,直接落戶北京;可持特發醫療證,到指定醫療機構就醫;可定向租賃住房,解安居之憂……
于丹們所享受到的“人才公寓”服務,就是中關村人才特區最直觀的一項政策。按照規劃,“村子”還將在3年內,建設不少于1萬套的人才定向租賃房。
三級政府推出的“人才新政”,讓越來越多的高端人才開始涌入“村子”。
今年3月之前,國家作物分子設計工程技術中心副主任、博士王海洋還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教授,收入不菲。但政府對人才的高度重視,讓他看到了中關村巨大的發展前景。在導師的安排下,他毅然選擇了回國到中關村工作。
在短短的時間里,他不僅按政策落了戶,擁有了北京戶口,而且醫療、住房等后顧之憂都得到了解決,F在,他一門心思撲在了科研上。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星微董事局主席鄧中翰認為,三級政府聯動模式,是中關村建設人才特區的核心。“比如科技經費使用、股權激勵、醫療和住房等,都是人才非常關心的問題。這些政策、機制,從制定到落實都是高效率,極大激發出人才創新活力和創業信心。”
不拘一格攬人
觸角伸向全球
今年3月以來,中關村園區管委會的人才熱線幾乎被打爆了。
“那段時間,一天之內,接到10多個來自國外的咨詢電話是常事,我們管委會的官方郵箱,也經常被世界各地的咨詢郵件塞得滿滿的。”中關村園區管委會宣傳處副處長李焱介紹說。
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中關村公布了自己的“攬才”規劃:2011年至2012年,將聚集包括“海歸”人才在內的3萬名左右的高層次人才,2013年至2015年,聚集包括“海歸”人才在內的5萬名左右的高層次人才,全面建成國家級人才特區。
消息一經發布,在海內外迅速引起了強烈反響。美國華源科技協會、美中高層次人才交流協會、全德華人機電工程學會、日本華人科技者聯盟等海外華僑華人社團組織紛紛打來電話,詳細咨詢特區的政策與建設情況。
為什么這么重視引進高端“海歸”人才?李石柱說:“因為我們從中嘗到了"甜頭"”
去年9月,北京市組團赴美國硅谷、華爾街延攬高端人才,其中,僅硅谷就有72名高學歷人才簽約回國到中關村創新創業。
這批人才到中關村后,立馬發揮了重要作用。如美國ISIS藥品公司的闞子義博士去年偕夫人回國后,簽約北京義翹神州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負責技術工作。在他的帶領下,通過團隊共同努力,該公司已迅速成為中國生物合同研發外包服務業的領軍企業。
據李石柱透露,目前,“村子”在硅谷、華盛頓、倫敦、多倫多和東京成立了5個駐外聯絡處,面向海外學子提供全方位的政策咨詢和聯絡服務。
“今年,我們還將組建駐德國、香港兩個人才聯絡處,并將組團赴歐洲其它國家招攬人才。”他說。
人才的多寡,對于“村子”來說,意味著生產力水平的先進與落后。記者了解到,2009年以來,尤其是建設“人才特區”以來,中關村引進的人才近九成在45歲以下,一半以上具有碩士、博士學位,其中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12人,獲國家級表彰獎勵的125人。僅去年一年,園區就引進了3642名各類高層次人才。
通過打造人才特區,全國近1/4的“海歸”人才已云集中關村,現在平均每兩天就有1家企業注冊。
正是數量如此龐大的優質人才資源,讓中關村對未來發展才充滿信心。
李石柱表示,到2015年,中關村將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知識創新中心和技術創新中心,產業國際競爭力將居世界前列。屆時,中關村的總收入將由2009年底的1.3萬億元,躍增到3萬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