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世界氣候大會將在今天落幕，經過兩周的談判，此次會議的兩大目標——減排第二承諾期與氣候資金問題仍可能懸而未決。
自《京都議定書》簽署以來，從來沒有哪一次世界氣候大會像今年這么“命懸一線”。
一方面，2008年至2012年間的《京都議定書》強制性減排第一承諾期即將到限，日本、加拿大、美國等發達國家拒絕設立第二承諾期，另一方面，歐盟等又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都要完成法律約束力的排放目標。而發達國家對“綠色氣候基金”等減排資金援助反應冷淡，令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即使有減排意愿也有心無力。
在此背景下，國際碳交易市場持續遭挫，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全球變暖已日益威脅人類生存乃至經濟可持續發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德班會議上指出，在全球經濟遇冷的大環境下，形成一個全面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將會遙遙無期。“但不確定性不應成為德班‘原地踏步’的理由，各國應致力于推進關鍵問題，讓氣候談判保持一個向前走的態勢。”
這方面，中國作為占全球23％的碳排放第一大國，雖然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減排壓力重重的階段，但在恪守“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下，也嚴格履行自身減排承諾，積極開拓國內碳交易市場，避免人類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迷霧中滑向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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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陷僵局
人類生存與經濟風險悄然而至
擾攘多日的德班會議成效甚微，全球都在焦灼的等待中默默關注。其中，遠在千里之外的中國CDM項目企業更心急如焚。
廣州凱勝環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老總姜喜誠就是其中一位。“碳指標的交易價格已經從最高的30多歐元/噸，降到現在的4.94歐元/噸”，姜喜誠坦言，他近年投入了上百萬的云浮甲烷減排回收和五華小水電站兩個CDM項目，因為德班會議的進展緩慢，效益可能大打折扣甚至虧本。
CDM是（清潔發展機制）的縮寫，是“京都議定書”規定的跨界進行溫室氣體減排三種機制之一。即發達國家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幫助后者實現可持續發展，同時發達國家通過從發展中國家購買“碳指標”以履行“京都議定書”規定的減排義務。
據統計，截至今年11月21日，我國共有1662個CDM項目成功注冊，占東道國注冊項目總數的46.31％；預計產生的二氧化碳年減排量占東道國注冊項目預計年減排總量的63.87％
“自從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的減排意愿明顯放緩，碳指標的價格就一路走低，如果這次會議第二承諾期談不攏，《議定書》或許就會在明年底被扔進故紙堆。那么目前過多依賴CDM收入的行業與企業，未來業績將面臨下滑風險。”作為廣東省資源綜合利用協會CDM專業委員會成員的姜喜誠說。
如果說全球數千個CDM減排項目受影響更多在經濟層面，那么因為減排不力而導致的極端氣候災害對人類的危險已經近在眼前。
據世界氣象組織在德班大會發布的報告顯示，盡管今年地球兩度發生太平洋東部海水偏冷的拉尼娜極端現象，氣溫仍然持續變暖。截至9月9日，北極海冰面積為433萬平方公里，比1979年至2000年的同期平均值低35％，北極海冰的體積下降到4200立方千米，比2010年少380立方千米。
對此，德班會議期間小島國聯盟就疾呼，若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性協議再推遲十年，全球溫度極有可能升高3℃，溫度的升高將導致海平面繼續上升，并將島國淹沒。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2011年全球多處地方發生了極端氣候導致的災害，其中主要包括歐洲春季大旱，非洲東部“旱澇急轉”，東南亞、南亞和中南美洲洪澇災害，巴西出現洪水和泥石流災害……這些都是在德班氣候大會前給人類敲響的一個個警鐘。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更在德班氣候大會高級別會議上警示，全球溫室氣體已達創紀錄的濃度并仍在不斷增長。“面對氣候失控、資源流失、貧富差距擴大等威脅，人類必須‘懸崖勒馬’。地球的未來取決于談判各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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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衰退與減排乏力恐成惡性循環
盡管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等發展中國家一再強調，第二承諾期的界定是德班會議的優先任務，中國還代表基礎四國發言呼吁發達國家締約方帶頭履行減排承諾，但現場的氣氛一直十分凝重。就在會議召開的第二天，有消息稱加拿大打算在德班大會后于12月23日宣布正式退出《議定書》，而加拿大與會代表對此不置可否。
日本環境大臣明確表示，拒絕旨在延長《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早就退出《議定書》的美國甚至以不屑的態度說：“《議定書》不在美國的談判桌上，不會就此與各方磋商。”同時，有消息稱美國反對設立“綠色氣候基金”。
面對如此難以彌合的分歧，一向積極推動《議定書》的歐盟也顯得“十分曖昧”。截至發稿前，歐盟雖然原則上同意加入《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但對于繼續推動大幅減排、向落后國家提供環保援助面有難色。
國家間博弈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爭奪。中山大學地球環境與地球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分析認為，發達國家不支持《京都議定書》第二期承諾，主要涉及經濟利益，第一期承諾主要由發達國家承擔減排重任，但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的也是歐美發達國家首當其沖，在經濟尚未復蘇的情況下討論第二期承諾，發達國家顯然不愿承擔以往的減排重任。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陳迎則指出，資金問題是德班會議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關鍵。“發展中國家希望，從2013年到2020年，要保證綠色氣候基金來源逐年大幅度增加，直至2020年達到1000億美元規模。但現實是，世界經濟復蘇緩慢，歐洲陷入債務危機，日本地震海嘯核事故剛過，發達國家履行減排、資金和技術轉讓義務的政治意愿不斷弱化。加之美國面臨大選，歐洲債務纏身，不少國家政府面對國內政治動蕩和經濟危機的挑戰，工作層面的談判將很難有實質性進展。”
專家們認為，美歐面臨的危機使這些國家難以在近期的國際談判和國內減排問題上有大的作為，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援助承諾也難以兌現。一些發達國家在率先垂范、大幅減排方面做得不好，第一承諾期減排5.2%的目標還沒達到，這也會影響發展中國家減排的信心。而人類減排意欲的降低勢必會令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蒙上陰影，兩者甚至形成惡性循環。
3 中國減排有擔當，碳交易機遇或移到中國
不過，就在發達國家消極對待第二期承諾的時候，美歐卻提出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也應接受有約束力的減排指標。
事實上，從哥本哈根到昆坎，德班，每一輪氣候談判的爭議焦點，幾乎都是發達國家鼓噪要將減排責任的“雙軌制”，變成“并軌制”。兩者的分歧在于，是否應該由各國共同承擔氣候變化的責任；還是執行現有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即發達國家大幅減排，并拿出錢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
在德班會議中，“并軌”意向在債務危機纏身的歐盟顯得尤為突出，歐盟具體提出的時間是2020年，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主要經濟體都要完成法律約束力的排放目標。小島國和非洲最不發達國家也對中國各方面的期望不斷提高，希望中國出資緩解全球的減排壓力。
對此，中國代表團副團長、中國應對氣候變化談判首席代表蘇偉回應，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排放量應有合理的增加，現在要求這些新興經濟體承擔絕對量化減排指標是不公平的，美國和歐盟作為發達國家應該帶頭減排。
對2020年是否強制減排，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也表示，中國希望有關各方對《議定書》第一承諾期的執行和完成情況進行科學評估，討論2020年后中國強制減排的問題才更科學、更合理。中國近期將主要在能源建設、適應技術和節能節水產品技術的推廣等方面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
不過，在專家看來，中國在發達國家提出的強制減排問題上沒有說死，其實是給發達國家施壓。暨南大學環境與經濟學教授梅林海指出，盡管京都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沒有強制中國的減排指標，但中國早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就宣布，在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此后的每個五年計劃，都是按照這個方向逐步實施，例如11月通過的《“十二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中國承諾在未來5年實現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17%。
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徐華清表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已經在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超過美國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中國的人均排放遠低于美國，大概是美國的四分之一左右。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當率先大幅度減排。
而中國之所以在發達國家提議的2020年強制減排問題上不松口，專家們認為，其意圖很可能是避免發達國家將減排壓力轉嫁給中國后就輕易逃脫。據悉，就在發達國家在減排問題上無心留戀的時候，中國政府卻對低碳減排不遺余力。在去年五省八市列入低碳試點的基礎上，國家發改委辦公廳近日下發了《關于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的通知》，批準重慶與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廣東、深圳等7個省市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華表示，我國要用市場的辦法，通過試點的經驗，逐步推開建立碳交易市場。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副司長孫翠華曾稱，希望在2015年將碳交易擴大到全國范圍。另有說法是，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的《中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辦法》也即將推出，希冀借此推動國內自愿減排交易市場的發展。
這無疑為在國際CDM碳交易市場陷入困局的中國企業帶來曙光。“雖然國內碳交易價格可能比CDM要低，不過要求相對簡單，相較于發達國家在德班會議上的怠慢，中國政府對國內碳交易也比較積極支持，相信經過試點成熟后，碳交易的機遇更多會轉移到國內。”姜喜誠如此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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