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澳大利亞文學論壇”上，莫言一再表示要做一個“冷眼旁觀”的人。他非常懇切地說：“我喜歡獨往獨來，才能冷眼旁觀、才能洞察世態人情。”為此，他希望今后無論有什么活動，最好都不要邀請他，也不要到他家里去。就這樣“大家各干各的”，用自己的新作回報社會。
莫言還說：“獲獎之后，親戚朋友找工作打官司的都來找我。還有素不相識的人登門找我借錢，想買房子治病。也有人希望我發言，借此改變社會弊端。如果我幫了你的兒女，不就是擠掉別人兒女的機會？我如果處處發聲，處處擺出諾獎得主的嘴臉，我自己也會害臊。寫作也是發聲，文章改變不了的現實，說話就能改變？”
如果因為莫言獲獎，為中國人爭了光，然后就給他一個什么樣的職務，相當于什么樣的級別；讓他參加什么樣的會議，享受什么樣的待遇；給他配備專車、司機、秘書，安排一個寬敞豪華的辦公室，可以用公款招待來客和外出考察，并三天兩頭讓他到各種各樣的會議上講話、剪彩、助威……那莫言還是莫言嗎？他說出來的話和寫出來的書，還是原來那個味道嗎？
《紅樓夢》第二回中有一首詩：“一局輸贏料不真，香消茶盡尚逡巡。欲知目下興衰兆，須問旁觀冷眼人。”“料不真”意為“猜不透”，“逡巡”表示“徘徊不進”。一局對弈，難決高下。即便香消茶盡，仍是勝負難分。要想知道眼前這場棋局的興衰征兆，還需要請教旁邊的冷眼旁觀人。
甲戌本《紅樓夢》脂硯齋的批語，對這首詩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其中說：“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冷”是“冷漠”、“冷淡”、“冷靜”，“眼”是“目光”。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如此，只有置身度外、毫不相干的時候，才會凝聚出冷峻和犀利的目光，把世間的事物，看得淋漓盡致、入木三分。
我在雜文圈里待了30多年，看到過和聽到過很多寫雜文的人。一開始，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但后來或者升官了，或者發財了，由“局外人”變成了“局內人”，由“奢望利益者”變成了“既得利益者”，認識問題的角度和方法，立馬就完全不同了。當老百姓的時候，總覺得“貪官”和“庸官”太多，而自己做了官之后，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當官太難，老百姓的素質太低”。
一次，寧波的時評家張登貴給機關干部和新聞工作者講課時，有人遞給他一張紙條：“要成為時評家的一個必要條件，是不是心理要足夠陰暗？”張先生很生氣，當即回應：“時評家就是最早發現你臉上有灰塵，并想幫你擦干凈的最親近的那個人。”不知道那些認為時評家心理陰暗的人，能不能接受這個答案。
但有三個事實不容否定：第一，無論雜文家還是時評家，的確都是愛挑刺和找毛病的人；第二，相當一部分有各種各樣毛病的人，都不喜歡別人指出來，尤其不愿意你在媒體上說三道四；第三，雜文家和時評家的結局，很多都不太樂觀。如果不變成“局內人”，大多只能憤憤到老，郁郁寡歡。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挑毛病的人，會是什么樣子？很簡單，貪官會更貪，懶官會更懶，黑心會更黑，奸商會更奸。每一個批評家，都是法律和道德的監督員。正是他們的吶喊，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力量。讓群情振奮，令壞人膽寒。我知道，讓冷眼旁觀者去管理一個單位或者一個企業，未必就能管好，但他們的價值，在于“無位”和“無欲”，由此才能發出“不同的聲音”，以期讓越軌者醒悟，讓管理者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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