６日上午，江西代表團代表談到，２０１４年，江西狠抓反腐倡廉和中央八項規定精神落實，同時經濟社會發展各項指標全線飄紅。在此參加審議的習近平總書記說：“可見，反腐并不會影響經濟發展，反而有利于經濟發展持續健康。”
兩會代表委員認為，反腐不僅不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反而擠掉了“消費泡沫”，釋放了真正的內需，優化了發展環境，使市場機制、創新驅動進一步凸顯。同時，也要警惕“為官不為”等不良苗頭稀釋“反腐紅利”。
反腐釋放“消費紅利” 高端消費“接地氣”
茅臺酒，因中央八項規定而改變。
據全國人大代表、貴州茅臺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袁仁國提供的數據，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３月６日，茅臺集團已經實現銷售收入１００億元，茅臺酒銷售９１．５７億元，銷量增長３８％，銷售額增長３２．６％。
袁仁國代表說，白酒行業泡沫被擠掉后，茅臺積極尋求轉型，轉型至商務消費、個體消費等，效益持續增長。
五星酒店降星、高檔餐飲關門、高檔白酒降價……在八項規定的“風暴”下，曾寄生于“三公”消費的高端酒類、餐飲、酒店、旅游等行業一度下滑，出現了“反腐影響經濟繁榮”的聲音。而一些代表委員則認為，這正是消費市場良性轉折，高端消費接地氣時代已經到來。
“隱軒”，杭州西湖邊一個高檔會所，普通游客曾經望而卻步，而今年春節卻游客如織，這里已變成平民茶樓。西湖景區內陸續被關停了半年多的３０多個高檔經營場所，近來陸續重新開放，面向大眾消費。
“在經營上‘去暴利化’，包裝上‘去奢侈化’，走上一條回歸本真的‘平民之路’，才是更有生命力的生存選擇。”全國人大代表、秦希燕聯合律師事務所主任秦希燕說。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２０１２年全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１３．６％，２０１３年降至９％，但２０１４年這一增速又回升到９．７％。過去三年中，高端餐飲業增速經歷了從高到低、再從低到高的變化過程；而限額以下的大眾餐飲業，增長率接近１５％。
代表委員提出，一些人只看到“腐敗經濟”的虛假繁榮，“崽花爺錢不心疼”，養成大手大腳花公家錢的惡習，卻忽視了腐敗毒瘤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造成的巨大阻力；只看到腐敗助推下局部經濟領域泛起的泡沫，卻忽視了經濟長遠健康發展所需要的公正廉潔社會環境。
彭博社一項調查顯示，１７位世界經濟學家預測，中國政府的反腐將在２０２０年使國內生產總值提高０．１至０．５個百分點。隨著賄賂對商業的拖累不斷得到緩解，按美元的現價計算，這個數字可能相當于獲得高達７００億美元的紅利，相當于斯里蘭卡的經濟規模。
反腐壓縮尋租空間 放權提升市場活力
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說：“腐敗有很多種形式，一種是工程建設方面的腐敗，比如靠賄賂官員拿到的工程項目，偷工減料，以次充好，質量很差。另 外一種是經濟腐敗，比如賤賣國家資產和國家資源，導致國庫收入減少，國家可以用來搞建設、改善民生的資金不足。很顯然，這些情況都不利于經濟發展。”
“尋租的空間小了，創新的空間才會大。”全國人大代表朝克認為，反腐壓縮了“腐敗經濟”的生存空間，斬斷了政商之間不正當利益的輸送渠道。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政風、官風逐漸煥然一新，不斷為經濟發展輸送“新鮮氧氣”，也激活了創新因子。
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學家李稻葵說，反腐對于企業也是十分重要的。比如一個項目要上馬，過去要拿錢去打點各個部門，不僅抬高了建設成本，還讓企業家把本可以花在研發產品、改進設計、增加質量等方面的精力，花在喝酒、請客、送禮上，影響企業投資和運營的效率。
“當政府部門扎緊了管權限權的制度圍欄，企業就能夠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創新上。”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包鋼集團總經理李春龍深有感觸地說，“行政審批規范 化之后，一系列工作都在網絡上公開進行，不僅給企業節約了時間成本，更是直接省了錢，不用千辛萬苦找關系走后門。”
他認為，附著于權力的各種腐敗對經濟發展有致命傷害，事實一再證明，一個地方貪腐越厲害，公平競爭環境就會受到嚴重破壞，經濟就很難激發活力，老百姓的利益受損也最大。
在被中央定義為“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山西，經濟發展形勢備受關注。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令狐安６日在山西團全體會議上說：“眼 下，正是各類資本到山西投資的最好機會，逐步肅清的腐敗和逐步改善的風氣，令山西的投資環境改善，誰先投資，誰先得利。”
林毅夫委員表示，經濟發展需要好的環境。如果能把反腐做到位，消除權力尋租的弊病，經濟發展質量、健康程度甚至發展速度，都會更好。
“為官不為”出現苗頭 警惕懶政稀釋“反腐紅利”
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透露，去年投資完成率總體上達到８６．８％，但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投資只完成一半左右；全國建設用地供應量下降了１６．５％，已供土地使用率只有５０％左右。
“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推不動，已供土地使用率不到５０％，這種狀況是多年來少有的。”湖南省華夏廉潔文化研究會會長傅學儉說。
一些代表委員指出，隨著反腐力度加大，有的干部禮不收了、飯不吃了、紅包不收了，但該做的事也不做了，該協調的也不協調了，以所謂表面“干凈”掩蓋實質 “不為”；有的干部認為改革有風險，干事難免犯錯，不干事才不會違規，害怕主動作為“攤上事兒”，從而產生了畏懼心理，于是只要不出事寧愿不做事。
秦希燕代表認為，黨員干部懶政、惰政、不愿擔當對經濟發展的危害更大。如果黨員干部不作為，不愿擔當，投資上不去，項目推不動，產業培育不起來，反腐釋放的紅利就只是“紙面紅利”，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
代表委員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對“為官不為”給予了高度關注。報告中說，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職責，狠抓貫徹落實，創造性開展工作。完善政績考核評 價機制，對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首先是懲治‘為官不為’，但關鍵還是要激勵‘為官有為’，各級政府要科學選人用人，為想干事、敢干事的黨員干部提供發揮空間，甚至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不違背原則的試錯機會。”秦希燕代表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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