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稱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沒有他，人們恐怕難以像今天這樣明白北京的歷史；他被公認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者之一，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將他譽為中國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學家。
他是最早接觸《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中國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銳和果敢，我們或許還要在“申遺”的路上徘徊更久。
當我國目前已經入選的33項世界遺產的光芒閃耀于天地之間時，當更多的文化遺產因獲得有力的保護而轉危為安時，一個名字值得記憶與敬重，那就是侯仁之老人。
2013年10月22日下午2時許，這位被稱為“活北京”的老人，永遠離開了北京——這座他畢生愛著的城市。再過一個多月，就是他102歲的生日了……
1984年，侯仁之與妻子張瑋瑛在劍橋大學與達比教授夫婦合影。
辛亥革命的硝煙未盡之時，在燕趙大地的棗強縣，侯仁之降臨世間。今年霜降的前一日，他在北京駕鶴西去。102年人生，他跨越世紀，經歷中國的大變革時期，走過起伏跌宕的愛國人生路；他就讀于美國創辦的教會大學，游學英倫，回國任教，與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砥礪同行；他鐘情于歷史地理，學貫中西，文理通融，成為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送別這位百歲學人，看到的是，中國一代知識分子遠去的精彩人生。
1 與國同行 一手握筆一手執劍
一個學者的成長，總是打上時代的印記。
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侯仁之在通州潞河中學度過了中學的最后一年。畢業前夕，父親想讓他學醫，受顧頡剛《敬告今日青年》一文的影響，侯仁之想回原籍教小學，到群眾中去宣傳抗日。此時，校長陳昌佑建議他：到燕京大學接受顧頡剛的熏陶。弟弟侯碩之也說：“學醫可以為人治病，學歷史可以為社會治病。”這樣，侯仁之選擇了燕京大學，1932年開始學習歷史專業，后來留校成為顧頡剛的研究生。“盧溝橋事變”后，北平淪陷，顧頡剛南下，侯仁之轉為洪業的研究生。
在燕京大學，侯仁之接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也踏上了終生從事的研究之路，更重要的是，在這里他接受的精神上的指引。他說，顧頡剛、洪業的教導，明清之際的幾位古代地理學家如徐霞客、顧炎武和陳潢等，都給他帶來了心靈震撼。他很尊崇顧炎武，認為“顧炎武是一手握筆一手執劍的人”。
侯仁之說，顧炎武終生都在戰斗。當日軍逼近北平的時候，侯仁之剛剛出版了自己的碩士論文《續〈天下郡國利病書〉山東之部》。《天下郡國利病書》是顧炎武的著作。聽到日軍的鐵蹄聲，侯仁之用他拿筆的手，也抄起了劍。
“盧溝橋事變”后，日本憲兵隊進駐西苑，燕京大學組織了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美籍教授夏仁德做主席，侯仁之做副主席。學生生活輔導委員會組織把學生送到抗日根據地或大后方去。他們送出的燕大學生中，在新中國成立后有的做了北京市副市長，有的做了駐聯合國代表。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燕京大學被日軍占領，20余名師生被捕，侯仁之是教師中最年輕的一位。他們被押往日本憲兵隊總部，關在北大紅樓的地下室。侯仁之記得，陰森森的地下室，透過窗戶欄桿照進來些許日光，上面不時傳來日本憲兵來回的走動聲。次年6月，軍事法庭判侯仁之徒刑一年，緩刑三年。罪名是：“以心傳心，抗日反日”。
出獄后，為了不讓保人受到連累，侯仁之留在了京津地區。導師洪業教授告訴他，拿起筆，做學問。他做學問也不得安寧，日本人時時來監視，經常有穿便衣或穿西裝的日本人上門來盤問。漢奸也來拉攏，邀他到敵偽的研究機構供職。后來，侯仁之找到了一個地方——天津工商學院，那是法國天主教的大學。侯仁之以新工作做擋箭牌，做起了研究。這期間，他寫完了《北京金水河考》和《天津聚落的起源》。
抗戰勝利后，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學。1946年，他被派往利物浦大學留學。英國三年學業結束時，新中國要成立了。侯仁之異常興奮，他是留英中國學生會副主席，忙著動員留學生回國參加建設。在新華社駐香港機構的安排下，侯仁之回到了北京，時間是1949年9月29日。兩天后，他和夏仁德教授一起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了開國大典的慶典游行。當晚，學校安排他在燕京大學貝公樓禮堂給全校學生做報告，講述他當天的感受。“一個大燈照著我，氣氛很熱烈，永遠難忘啊。”侯仁之說。
新中國成立后，轟轟烈烈的建設高潮鼓舞著侯仁之，他思考著自己的學科如何為新中國建設服務。50年代，他參加了梁思成的北京市規劃小組，60年代，他參加了六省區治沙會議后，把研究伸向了沙漠。
其間，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燕京大學部分學科并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遷到燕園，侯仁之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教務長兼地質地理系主任。
正當侯仁之的學術一片坦途的時候，“文革”開始了。批判“三家村”時，侯仁之被卷了進去。因為吳晗曾經編過一套歷史小叢書，侯仁之撰寫了叢書中的一本傳記——《徐霞客》。侯仁之后來談起這段往事，依然會高聲笑談，似乎對那場鬧劇沒有了怨恨。可是，季羨林的生動記錄，今天讀來，依然讓人不寒而栗：
新北大公社的廣播經常鬼哭神嚎地喊出周一良、侯仁之、季羨林的名字，連成了一串，仿佛我們是三位一體似的。有一次，忘記了是批斗什么人，我們三個都是“陪斗”。我們被趕進了原大飯廳臺下的一間小屋里，像達摩老祖一樣，面壁而立。我忽然聽到幾聲巴掌打臉或脊梁的聲音，清脆“悅”耳，是從周一良和侯仁之身上傳過來的。我想，下面該輪到我了。我肅穆恭候，然而巴掌竟沒有打過來，我頓時頗有“失望”之感。忽聽臺上一聲獅子吼：“把侯仁之、周一良、季羨林押上來！”我們就被兩個壯漢反剪雙臂押上臺去，口號聲震天動地。
最后，侯仁之背負“三家村干將”的罪名，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畔的鯉魚洲。鯉魚洲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間耗去了大批北大人的學術青春。
自1969年夏天開始，58歲的侯仁之接受了兩年的勞動改造。在鯉魚洲，筑堤抗洪，挑磚頭、背水泥蓋房子，插秧、育秧，打場、割稻子，他樣樣都干。
對待往事，侯仁之是豁達的。他后來說，被迫到鄱陽湖勞動并不一定是壞事，艱苦的生活使他的身心更加堅強了。去鯉魚洲時，侯仁之帶了個扁擔過去，返京的時候，他又帶回來了。他打趣地說：“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那個年代，縱有妙手，還要期待著文章的機會。1972年，全國恢復了部分學科如文物考古等專業的學術研究，侯仁之又迎來了一個學術的春天。他應邀展開了對邯鄲、承德、淄博等城市的歷史地理考察和寫作。1978年科學大會后，他重返西北沙區考察。1980年，當選中科院學部委員（院士）。
回憶起這段時光，侯仁之說：“80年代，真是我學術生涯的大好時期，歷史地理專業開始發展成長，后學漸長，又多次赴國外交流講學，同時開始對比研究中外城市的歷史地理……”他的快慰之情溢于言表，學問終于又有了用武之地。從此，他老當益壯，耕耘不輟，80多歲時還坐火車遠行作學術考察，95歲時還在每天寫作，樂觀豁達。
2 經世致用 城市規劃時從不“客隨主變”
侯仁之對明代大地理學家徐霞客推崇備至。他敬慕徐霞客把一生的全部精力放在自然探索上，從而為自然地理學開辟出一個新方向的這份癡情。也許，他更羨慕徐霞客那種天地任我馳騁的俠氣。千古文人俠客夢，更何況從事歷史地理研究的人，大自然就是他的工作室。
北京大學教授于希賢說：“侯先生是學歷史出身的，但他的眼光一直是看向窗外的，告訴我們要到自然當中去，念活書。念活書要經世致用。念書就是要為了國家的富強，在經濟建設時期就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而不是個人寫幾本書揚名。”
20世紀60年代，侯仁之把目光投向了沙漠。這緣起于1958年的那次會議。
1958年10月，侯仁之作為北大地質地理系的系主任，參加了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內蒙古、寧夏、陜西、甘肅、青海和新疆六省區治理沙漠規劃會議。會后，他猶豫了，自己要不要直接參加這項工作？畢竟在沙漠中進行歷史地理學的考察，在中國前無古人，他也沒有經驗。但最后他還是接受了這一全新的挑戰。
從1960年開始，侯仁之利用假期，帶領北大地質地理系的部分師生進入西北半干旱地區，對寧夏鹽池、靈武一帶的沙漠化和土壤侵蝕狀況進行調查。沙漠考察是艱苦和危險的。風沙、迷路，甚至會遭遇車禍。
初進沙漠地區，侯仁之就忘我地工作。中科院研究員、當年的北大地質地理系三年級學生李寶田回憶說：“學生的任務是定點的，定點后，劃片完成工作。每次都是侯先生只身進入河東沙漠選點。那里溝壑縱橫，從表面放眼看，一片平坦，而下面卻溝壁陡峭，縱橫相連，經常迷路。一次，侯先生考察時進到一個溝里，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可以爬上來的地方。夜晚來臨了，他終于看見了遠處的一絲燈光，奔過去，才走出溝，要不然，奔波了一天的侯先生恐怕無處可住了。”
一個多月的考察轉眼即逝，在去銀川趕火車返京的途中，侯仁之險些遭遇車禍。車在黑夜中行駛時，栽進了溝里，侯仁之坐在前排，被撞休克了，半天才清醒過來，事后發現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兩支鋼筆，全折了。
侯仁之回憶這次考察時，深有感觸地說，這是他學術生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終于走出了安適的小書房，開始進入了荒無人煙的沙漠”。這一個多月不同尋常，侯仁之發現了大量歷史時期人類活動遺跡，他觸目驚心于自然環境的變化，同時，他也開辟了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回來后，他寫出了專題研究論文——《從人類活動的遺跡探索河東沙區的變遷》。
1962年底，侯仁之在國務院農林辦公室的直接領導下，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年考察計劃：從1963年到1972年，完成從內蒙古西部經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南部的沙漠考察。但是計劃后來被“文革”無情地中斷了。
1963年時，侯仁之來到了烏蘭布和沙漠，為包鋼建設相關的配套基地做論證研究。
在烏蘭布和沙漠北部，侯仁之帶領大家發現了三個古城，經考證是漢代的臨戎、三封、窳渾。這里曾是屯邊抵抗匈奴的漢代墾區，漢武帝時大量中原居民遷居于此。撫古思今，侯仁之感慨萬千，帶著一種復雜的心情投入到細致的研究之中。后來，他與北大考古系俞偉超合寫了《烏蘭布和沙漠北部的漢代墾區》《烏蘭布和沙漠的考古發現和地理環境的變遷》兩篇文章，引起了學術界震動和當地政府的重視。
1964年8月，侯仁之又和有關人員一道，來到了鄂爾多斯的毛烏素沙漠，考察了沙漠東南隅紅柳河畔的兩座古城廢墟——統萬城和城川城。
侯仁之環繞城墻，徘徊在舊河灘，在史籍和舊跡中尋找答案，凡是文獻所及，他必加引證。他對沙漠的起源、流沙的移動、古湖泊的消失仔細探尋，還借助碳14測定，進行孢粉分析。此時，他已經站在了沙漠歷史地理考古的前沿。不久，他發表了《從紅柳河上的古城廢墟看毛烏素沙漠的變遷》等有關當地歷史時期環境變遷的學術論文，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沙漠歷史地理”的開創，可以說是侯仁之試圖把有濃厚的沿革地理傳統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引向科學的歷史地理方向的一次努力。在侯仁之的帶領下，西北地區歷史環境變遷研究工作蓬勃開展起來，北大也建立了“沙漠歷史地理”研究方向。侯仁之的這些研究也為營造三北防護林帶提供了科學的依據。
“文革”讓侯仁之中斷了沙漠研究，“文革”后期，有了行動的自由，侯仁之又走出了京城，把他的“城市歷史地理”理論應用到百廢待興的城市建設之中。
1974年到邯鄲，1975年到承德，1976到淄博，侯仁之三年間應三地政府之邀考察、研究了三個城市，撰寫了論文和研究報告，為地方的城市規劃提供決策依據。1978年，他又到了蕪湖市參加城市規劃工作。
生活中的侯仁之奉行謙和之風，但在城市規劃時，雖是請來的客人，但他卻從不“客隨主變”，在是非問題上從不退讓。
城市規劃重要的是首先給一個城市確定性質。承德是歷史文化名城，但20世紀70年代還沒認定歷史文化城市。在做規劃時，侯仁之堅持把承德定為社會主義風景旅游城市，但承德市領導不同意。那個年代是不搞旅游的，認為搞工業城市才對。當時的國家建委卻贊成侯仁之的意見。“當時在文化革命的氣氛下，能從歷史文化和當地客觀條件出發，來定這個性質是不容易的，侯先生還是堅持真理的，堅持科學的。”當時一起去的謝凝高教授后來說。
在蕪湖，侯仁之也遇到了同樣的麻煩。這次侯仁之是安徽省委書記萬里請去的。蕪湖是沿江城市，蕪湖市旁邊有三座小丘陵，小丘陵有不少歷史文化遺存。當時的鐵路規劃是要將小山丘鏟平，把一個大的江南編組站放在這里。侯仁之建議把這個編組站沿長江往下游挪位置，這樣，既保護了歷史，又有利蕪湖的發展，也給城市留下了園林綠地、城郊風景區。但是鐵路部門規劃得早，如果要挪，除了科學的論證，還有繁瑣的手續。侯仁之堅持主張向下游移，經過幾次討論，一直上報到國家建委，經建委和鐵道部協商，加上萬里同志的支持，方案最后通過了。后來蕪湖的發展證明，侯仁之是對的。
侯仁之認為：“歷史地理學作為現代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在城市地理的研究上，對一個城市的起源、城址的演變、城市職能及城市面貌的形成和發展，都應該看作是研究范圍內的事。”侯仁之拓展了歷史地理的研究領域，并把它用于指導城市規劃和建設。
3 情系北京 創立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
侯仁之從青年時代第一次看見北京城時，就感到難以抗拒這座歷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他后來回憶說：“是它（北京城）啟發了我的歷史興趣，把我引進了一座富麗堂皇的科學殿堂。”侯仁之在北京居住了幾十年，他對北京歷史地理的研究是開創性的、建設性的、有大成就的。以北京為案例的學術研究，集中體現了侯仁之的歷史地理學思想。
侯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始于燕京大學。那時，顧頡剛教授創設的一門新課《古跡古物調查實習》，極大激發了侯仁之的興趣，他擔任了顧頡剛的助手，從此，他把地理考察和北京地區的研究結合了起來。
那時的中國還沒有現代的歷史地理學，只是傳統的沿革地理，雖然顧頡剛在燕京大學創辦的《禹貢》半月刊的英文名稱使用了“中國歷史地理”（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這個名詞，但是內容卻仍然是沿革地理的。侯仁之此后一段時期的論文整體上也沒跳出沿革地理學的圈子，但是他在嘗試，試圖將文獻考證與野外的實地考察結合起來。
1946年是侯仁之學術歷程的轉折點。這一年他來到英國利物浦大學留學。臨行前，他帶上了大量的北京歷史地理的資料，侯仁之說，他要“帶上這些磚頭瓦塊，去學習建筑方法，構建歷史地理的大廈。”后來，他又把這批“磚頭瓦塊”帶了回來，一直擺放在他的家中，豎放起來有一米多高，其中有《光緒順天府志》《日下舊聞考》《畿輔通志》等。
侯仁之就學于羅士培（Percy Maude Roxby）教授任職的利物浦，羅士培是英國第一個地理系——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的創辦人。羅士培去世后，利物浦大學地理系的系主任、劍橋大學地理學專業畢業的達比（H.C.Darby），成了侯仁之的導師。達比是英國現代歷史地理學最重要的奠基者和建設者，也是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英國歷史地理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者。
達比的學術思想對侯仁之的影響很大。侯仁之說：“看達比怎么研究英國歷史地理，對我啟發很大。這對我完成博士論文《北京的歷史地理》，很有啟迪。”
1949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侯仁之回到了燕京大學。經過在英國的三年學習，侯仁之在學術認識上完成了一個質的變化。擺在侯仁之面前的任務就是打破傳統沿革地理學的桎梏，創立中國現代的歷史地理學。
1950年，侯仁之發表了《“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標志著他對歷史地理學在理論認識上的成熟，也標志著他和中國傳統沿革地理學在思想上的決裂。這篇文章很短，但是它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從此，一個新的、科學的歷史地理學逐步被建立起來了。因此，學界認為：“侯仁之是旗幟鮮明地、系統地倡導新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的中國第一人。”
侯仁之也是按照自己的上述思路開始重新研究北京城的，同時還參加到北京城的規劃之中。1950年，侯仁之應梁思成之邀，任“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于是，侯仁之寫就了他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篇研究論文——《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與聚落》，為海淀區的規劃提供了依據。研究侯仁之歷史地理“環境變遷”學術思想的鄧輝教授認為，這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界第一篇嚴格按照現代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來進行實證研究的范例，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典范之作。
北京城是如何起源的，原始城址在哪里？侯仁之研究認為，三千多年前永定河上的古渡口，相當于盧溝橋所在的地方，是古代太行山東麓南北交通的要沖之地，這里的交通樞紐地位具備了形成城市的條件，但是由于易遭受洪水威脅，使得北京城原始城址出現在薊丘，即今天的蓮花池附近。從薊丘，到遼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再到明清京城，直到現在的新北京，侯仁之做了系統的研究，寫出了《關于古代北京的幾個問題》《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北京都市發展過程中的水源問題》《從北京到華盛頓——城市設計主題思想試探》《試論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中的三個里程碑》《海淀鎮與北京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地理關系與文化淵源》等論文。侯仁之的研究更是一種研究方法的確立，他從河湖水系、交通區位等地理特點入手，結合文獻考證、實地調查，吸收了考古學、建筑學的理論與方法，揭示了北京城的起源、布局和城址遷移的全過程，這是侯仁之歷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創新。
幾十年來，侯仁之對北京城的研究，對北京城規劃和建設的影響是很難用準確的量化來評估的，如果要用幾個關鍵詞來說明他和他的研究與這座城市的關系應該是：一個全新的學科方法，一座古老的城市，一項前無古人、啟示后學的學術成果。由于在歷史地理學領域的貢獻，侯仁之獲得了美國地理學會（AGS）頒發的喬治·大衛森勛章等多項學術成就獎。
侯仁之作報告講北京歷史地理。
侯仁之曾長期擔任北京市城市發展顧問和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他關注著古都的規劃建設、古跡保護。北京西站的選址、后門橋遺址的保護、加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保護公約》，都有他的功勞。
在北京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侯仁之撰寫的碑文，如《明北京城城墻遺跡維修記》《白浮泉遺址整修記》《北京建城記》《北京建都記》等。在一個世紀的時光中，侯仁之為這座城市傾注了極大的心血，一直用真情默默地研究、書寫著這座城市的歷史。
人生的最后幾年，侯仁之在北大校醫院病榻上度過，他不能像往常一樣走出來看看變化中的北京城。但在病房不遠處，就是曾經的成府蔣家胡同3號——恩師顧頡剛創辦《禹貢》半月刊的地方，在這里安享晚年，他應該是開心的，因為中國歷史地理學一個世紀的回聲在陪伴著他。
侯仁之和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弟弟在清華氣象臺前。
102歲的侯仁之是中國的歷史地理學學科創始人，還是將世界文化遺產這一概念引入中國的第一人。“一個青年能在30歲以前抓住他值得獻身的事業，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國家和社會都要因此而蒙受他的利益。”他在33歲時所說的這番感言，更像是對自己一生的預言。
4 “我們不了解昨天和前天，怎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呢？”
曾經在北京的西二環路東側，經常能看到侯仁之老人坐在輪椅上，注視著身旁呼嘯的車流。在他身下4米，是800多年前金中都皇宮雄偉的大安殿遺址，而他前方的大道，正穿過這片古代宮城的中央。
他倔強地站起身來，手持拐杖輕走幾步。此時，天雨飄散，洗凈了周圍一片蔥綠。有著3000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所歷經的滄海桑田，在這一刻得到了最為真實的詮釋。
這是在北京廣安門附近的濱河公園，這片土地，老人過去曾多次探訪。后來，他行走不便了，仍情系于此，再來看看一直是他的期盼。
“那是在1984年，我正在美國講學，聽到北京正準備在西二環路建設濱河公園，特別高興，就寫了一篇文章寄回來，發表在《北京日報》上。”侯仁之邊走邊說，“我在文章里提出，建這個公園非常重要，因為它正位于金中都宮殿群，這段歷史應該讓人們知道。”
他的建議得到了重視，后來在公園內立了一塊碑，上面是他寫的《北京建城記》。
1990年，在北京西二環路施工中，在公園及道路地下4米處發現一處大型夯土遺址，經考證，這正是金中都皇宮的主體建筑大安殿，而沿這處遺址的南北一線，還找到了金中都宮城大安門等12處。湮沒已久的金中都宮殿群，終于得到科學而清晰的實證。
“金中都是北京城在歷史上作為封建王朝統治中心的開始。元滅金之后，做出放棄中都的決定，并于東北郊另建新城，這就是著名的元大都，也是今天北京明清古城的前身。”侯仁之講述道：“搞清楚這段歷史是十分重要的，不懂城市的歷史怎能愛我們的城？不愛我們的城怎能愛我們的國？”
在濱河公園以西數百米，隔著二環路與幾幢塔樓，有一個被建筑工地包圍的干涸水池，這是金中都宮城的唯一遺存——魚藻池遺址。老人來到這里，尋找9年前他寫下的碑文。可是，碑已不知去向，似乎已伴隨著遠逝的歷史而蹤跡全無。老人顯得有些傷感，但他得知，北京市有關方面已在考慮整治恢復此處遺址的計劃，幾分欣慰之情又浮在臉上。這復雜的情感，似乎是歷史工作者所無法擺脫的。
他還記得1934年他在燕京大學讀歷史系時聽到的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與林徽因關于北京古城的論述：“無論哪一個巍峨的古城樓或一角傾頹的殿基的靈魂里，無形中都在訴說乃至歌唱時間上漫不可信的變遷。”他正是被這詩與畫的語言所深深觸動，才走進了北京的歷史長河。
在北緯40度上下的世界各大城市里，北京城是最長壽的，今天她仍保持著旺盛的活力。侯仁之傾其一生，探解著這個古老城市的生命源泉。“我們不了解昨天和前天，怎能更好地了解今天呢？”侯仁之如是說。
5 “期待我所從事的‘冷’學科后繼有人”
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中國歷史文化名城的現代化建設問題討論會上，被譽為“北京史巨擘”的侯仁之指出：“深入揭示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性質和特點，是進行經濟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可以說，侯仁之幾乎將畢生精力都奉獻給了北京城。“經世致用”或謂“用世益民”是侯老科學研究的真諦。1965年他便主持完成了一項有關北京城地下埋藏古河道的研究，這對排除城市建設中的隱患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半個多世紀以來，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致力于為首都建設服務，對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城市建設包括天安門廣場等重要設施的建設都做出過重要貢獻，解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有助于推進北京舊城的改造、城市的總體規劃及建設等工作。
北京修建西站，最初選址時曾考慮利用蓮花池，因為池水幾近干枯，便于地下建筑，并且沒有居民搬遷的問題，可以很快動工。但侯仁之認為：蓮花池這個地方很重要，追根溯源，它和北京城有著血肉相連的關系。據史料記載，北京城有3000多年的歷史，起源于薊城，它最早的生命來源——水源，就是蓮花池。“一個人，絕不可以忘記自己的過去，一個如北京這樣的歷史文化名城，也絕對不可以忘記自己的起源。”侯仁之反復建議將蓮花池保留下來。最后，市政府決定保留蓮花池，在蓮花池東北岸將西站建設起來，成為首都的又一新大門。此后，北京進行中心區水系治理工程，侯仁之又以極大的熱情呼吁恢復蓮花池昔日“綠水澄澹，川亭望遠”的景觀，使富有歷史淵源的風光出現在京門一側。
歷史上的北京城，其平面布局勻稱而明朗，設計規劃美輪美奐，達到了封建王朝文化、藝術和建筑的頂峰。北京的城市規劃有一個重要的特點：從北到南的中軸線。在封建王朝時代，城市的中軸線只向南發展，宮殿也一律面向正南。這是因為黃河流域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冬季受到強烈的西北風的影響，因此主要建筑一律面向正南，在這個傳統的意識形態里產生了“面南而王”的思想，歷代封建統治者一定面對正南統治天下，都城設計的中軸線也一直向正南發展。侯仁之這位當年燕園的長跑冠軍，曾徒步考察過北京的山系，并冒著傾盆大雨察看北京城水系的來龍去脈。他揭示和論證了北京城的起源和變遷，提出了北京城市史上的三個里程碑：新中國成立前以紫禁城為中心的“帝王至上”的封建國都；新中國成立后以天安門廣場改造為代表的“人民至上”的新首都；20世紀80年代后期又以亞運會開辟中軸路向北延伸，體現了“和平、友誼、進步”的主題、向世界敞開胸襟的新思想。“北京的老城有一條中軸線，現在，在這條線上有兩個明顯的標志性建筑。一個是紫禁城，已經列入了世界公認的優秀的歷史文化建筑。一個是天安門廣場，它已經由原來的宮廷廣場最終變成了人民廣場，代表著我們國家正在蓬勃發展……過去的北京一直向南發展，封建統治王朝的時候，明朝建立現代的北京城，先建內城，后建外城，天壇，先農壇，所以這個軸線是向南的。后來，亞運會決定要在中國召開，于是決定向正北發展，所以把奧林匹克體育中心放在正北方，它在北辰路北，為什么，北辰就像北斗星一樣。北京亞運會后，為迎接2008年的奧運會又進一步向北發展，在北中軸線正北又建立了奧林匹克體育公園，從亞運會再到奧運會，向北發展，這標志著中國開始走向國際，走向世界，走向了新時代。”這樣北京城的象征意義實在是太重要了，任何國家都沒有。每每談到中軸線上的這些變化，侯仁之激動的心情溢于言表。
被譽為“活北京”的侯仁之,從現代地理學的角度,揭示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轉移、城市發展的特點及其客觀規律等關鍵性問題,其學術價值超越了地理科學的范圍，成為北京舊城改造、城市總體規劃及建設的重要參考。除了將自己淵博的學識應用到北京城市的實際建設中,對于介紹北京的歷史，宣傳保護北京舊城風貌的意義，激發人們熱愛北京的情感，侯仁之從來都是樂而為之的。而一旦發現影響、破壞文物古跡的現象，他就會感到痛心疾首,并且要不遺余力地大聲疾呼,設法制止。正是在他的積極努力下,長期保護不善的盧溝橋才有了今天的模樣。他還十分看重北京城的水系建設,正是在他的倡議下,干枯的蓮花池得以碧波蕩漾,廢舊的后門橋得以清水環繞。
在歷史地理學、歷史考古學和城市建設學等方面有著很深的造詣的侯仁之，早在1950年發表的《中國沿革地理課程商榷》一文中，就第一次從理論上闡明了沿革地理與歷史地理的區別及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任務。他傾注畢生心血在理論和方法上發展了現代歷史地理學，開創了城市歷史地理和沙漠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系統地揭示了幾個類型的城市發展的規律特點及其地理條件，為有關的城市規劃做出了貢獻，并培養了我國第一代歷史地理學研究生、博士生。面對諸多榮譽，老人的反應很平靜：“我只希望對我的這些獎勵，能夠引起人們對歷史地理學的關注。學問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這是以有涯逐無涯的一個無窮盡的過程。我們要用自己的學問，以使人類的發展臻于盡善盡美的地步。現在我經常想到一句話是，‘老牛自知黃昏晚，不待揚鞭自奮蹄。’我當努力奮發，繼續前進，但是更期待著我所從事的‘冷’學科后繼有人。”
6 中國“申遺”第一人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陰霾漸漸散去，中國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從沉寂走向昂然。就在這個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國和加拿大幾所學校的講學邀請。距離上次漂洋過海去異國求學，已經20多年過去了，新鮮的信息、新銳的思想撲面而來，時代的發展和進步讓侯仁之為之振奮與興奮。興奮之余，他沒忘了這次出國還要完成學校交給他的一項重大任務——應美國匹茲堡大學師生的強烈請求，為該校帶去兩塊中國城磚。
城磚在當時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紀60年代北京修地鐵，把城墻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磚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間，小胡同、大雜院里常能見到。
一番精挑細選，北京大學選定了兩塊帶字城磚，總重近50公斤。這么重，不便攜帶，在那時只能海運，而海運的時間較長，一般要一兩個月。正好這時候侯仁之接到匹茲堡大學的邀請，北大就請他先將兩塊城磚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帶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贈送給對方。
侯仁之有些納悶，兩塊再平常不過的城磚，為什么會引起對方那么強烈的興趣？
到了匹茲堡大學，他被領進一間布置得很“中國”的教室，紅木桌椅、高懸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來自神秘的東方。原來，這所大學有18間以國家命名的教室，這間就是其中的“中國教室”。匹茲堡大學原打算將兩塊城磚鑲嵌在這間教室的墻壁上，但知道這城磚上有字后，他們決定將城磚放在圖書館公開展覽，并舉行了隆重的贈送儀式。
國人視同棄物的舊磚頭，卻被外人視為寶物，這令侯仁之感慨、感嘆，“我們還有無數更為珍貴的東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視與愛惜”。
兩塊城磚，沉甸甸地壓在心頭。
在美國考察期間，侯仁之結識了很多學者，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1984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講學時，他第一次聽說國際上有個《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而此時，這個公約誕生已有12個年頭了，但國內幾乎還沒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
很多外國朋友疑惑不解，中國歷史那么悠久，又有著極其珍貴的文化遺址和著名的風景勝地，為什么不參加這個公約？“中國的萬里長城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觀，不僅是屬于中國人民的，也是屬于世界人民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地理系斯坦伯格教授的話，猶如棒槌一樣，重重地擊打著侯仁之。
學者的敏感，讓第一次接觸“申遺”的侯仁之久久不能釋懷，“這是一件大事，我國不但應當引進有利于建設物質文明的各種技術、設備和資金，而且也應該積極參加有益于世界人民精神文明的國際文化科學活動”。
回國后，侯仁之立即以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起草了一份提案，具體介紹了有關“世界遺產公約”的情況，明確提出：“建議我國盡早參加《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并準備爭取參加世界遺產委員會。”
提案寫好后，侯仁之征得陽含熙、鄭孝燮、羅哲文三位政協委員的同意且聯合簽名，在1985年4月召開的全國政協六屆三次會議上正式提出，并獲通過。
當年12月12日，中國終于成為“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1987年12月，在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十一屆全體會議上，中國的故宮博物院等6處文化和自然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1999年10月29日，中國當選為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成為世界上第89個加入該組織的成員國。到2005年7月，我國已擁有33項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數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當代中國人自應高揚中華文化的這種精神，將錦繡中華完好無缺地交到我們子孫后代的手中。”
知之愈深，愛之彌堅。
侯仁之的一生都在研究關于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學說，他最重要的研究對象也就是他多年生活的城市——北京。為了北京，為了那些“活”著的遺產，在侯仁之溫和的內心中，常常迸發出勇士的豪情。
“在盧溝河上，有一座美麗的石頭橋，老實說，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獨一無二的橋。”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他的游記中，把“最好”獻給了盧溝橋。1937年7月7日，這座曾經“最好”的橋，目睹了侵華日軍對中國軍隊的挑釁，也聆聽了中國軍人抵抗侵略的第一聲槍響。那設計嚴謹、結構堅固的橋身，那精雕細刻、裝飾著神態各異小獅子的橋欄，無不展現出古代匠人卓越的工程技術和杰出的石雕技藝。然而這座近800年歷史的大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卻已疲憊不堪，因常年頻繁使用，未曾很好維修，橋體破損嚴重。
“文物古跡是城市文脈的載體，丟了它們，也就丟了城市的記憶”，侯仁之心急如焚，當即寫出《保護盧溝橋刻不容緩》一文，明確表明自己的態度：“盧溝橋所面臨的問題，雖然發生在首都，影響卻在全國，甚至在全世界。”
文章發表在1985年8月15日的報紙上，這一天正是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紀念日。
6天以后，媒體公布了北京市政府的決定：自8月24日開始，盧溝橋禁止機動車與獸力車通行。
古橋從此正式“退役”。
此后，盧溝橋不僅多次整修，還在2002年9月公布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中，與宛平城同時被列為舊城外的10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之一；2005年，北京市文物局確定了7個項目作為申報世界遺產的后備名單，盧溝橋及宛平城也名列其中。
上世紀剛進入90年代，房地產開發商涌動于北京城，推土機在老城內開動了，整片整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涂上大大的“拆”字。
侯仁之家里的信也突然多了起來。這些信多是素不相識的老百姓寫給他的，大部分是向他“投訴”某地的古跡要被拆了，希望侯先生能出面阻止。也不知大家是怎么知道侯家地址的，他每天都會收到好幾封這樣的信，家里幾乎成了“信訪辦”。
這時的侯仁之很忙，出國講學、寫書，還要外出考察，但即使再忙，他也都一一給予落實。能幫著協調的，就親自聯系；自己辦不了的，就委托在相關部門工作的學生們做些工作，從沒讓一封信在他手上耽擱過。
受身體和年齡的限制，到了90歲的時候，侯先生已經難以再漂洋過海出國交流講學，也不能去外地考察了，甚至就連騎著自行車出去轉轉也已經成為奢望，但他依然關注著北京城，關注著那些珍貴的歷史遺產。
“新的世紀，現代化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深廣之勢席卷全球。自然生態與文化遺產的保護，已成為日益緊迫和不容回避的大問題。我們中華文化素有天人合一的境界，尤其重視人與自然及社會的和諧共存。當代中國人自應高揚中華文化的這種精神，將錦繡中華完好無缺地交到我們子孫后代的手中。”侯仁之充滿深情地說。
歲月不饒人，后來時刻受病痛折磨的侯仁之常常喟嘆，這幾年工作得太少。“我真的那么好嗎？”當榮譽、敬重和成就一一賦予他時，他常常這樣自問。
他說，他只是個平凡的人，這一切都是他應該做的。
今天，當我們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吊唁這位老人的時候，又想起了他在24歲時給同學的贈言：“這件工作就是我的事業，就是我生活的重心。為這件工作，我可以忍饑、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而忍饑耐寒吃苦和受折磨的最終結果，卻愈發使我覺得工作之可貴、可愛，可以寄托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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