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天使何在？

9月13日，在一年一度的中關村論壇上，已卸任聯想集團董事長的柳傳志說起創新，回顧了有關聯想產權制度改革的崢嶸歲月，在他看來，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創新。因為聯想從此有了真正的主人，所以才會為未來布點，才會去冒創新的風險。

改革前，聯想本來是中國科學院投資20萬辦的公司，100%的股權在科學院，從人到物，一切都是“國家的”。1993年的時候，當時的中科院用妥協通融的方式，拿出35%的分紅權，將每年的利潤獎給創業的員工和管理層。

“而聯想把這些錢存起來，到2001年，真金白銀的買下了這35%的股份。”柳傳志說。這一看似波瀾不驚的股改過程，實則步步驚心，針對聯想的產權制度改革，一度驚動了國家高層，在數次直接指點下，聯想度過產權制度的險關要隘。

“聯想當年如果沒有劉淇書記親自抓，用會議紀要代替具體的政策條款，解決了聯想的股權改制問題，聯想絕對不會有今天。”柳傳志說，但是，如果后來能把紀要變成政策細則，便于落實，那北京就絕不止今天一個聯想。

創新斷裂

作為中關村的第一代創業者，柳傳志擁有了股份，也擁有了財富。這也讓聯想成為特例，而柳傳志則是特例中的特例。其后數十年，中關村沒有再出現聯想。產權制度改革，成了中關村不可逾越的“坎兒”。

這道坎兒，讓眾多帶有“國字”背景的創業者，始終未能與財富結緣。

例如：陳春先，這個當年堪稱與陳景潤比肩的核聚變科學家，第一個在中國提出了“中國硅谷”的夢想，圈定了實踐地點中關村，并為之終生實踐。不過，陳春先畢生與財富無緣，這是中關村第一代創業者典型的特征。

相同背景的中關村高新技術企業，諸如清華紫光的張本正、科海集團的陳慶振……他們從無到有地創立了公司，卻難以獲得與其付出相符的股權激勵。

中關村仍在日新月異的改換顏面，第一代創業者漸漸死去和老去，作為國家的科研人員，他們多數拿上了“退休金”，偶爾在公開場合講述激蕩人心的創業故事，但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只留下拄著拐杖的遲暮背影。

“與硅谷相比，中關村的創新循環是斷裂的。”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這是中關村的悲哀，產生這種斷裂原因，首先在于很多第一代創業者沒有公司產權，因此沒有足夠資金進行天使投資，無法轉化為天使投資人。

“假如國企老總都能拿到股權，這些創業者為什么不能？只有致力于創新的創業者，才能理解科學的真諦，才會真心去扶持那些看起來“荒誕不經、異想天開”的創新思維。

邏輯的悖論在于：股權激勵是創業者鼓勵研發人員投入的一種激勵方式，在中關村，變成了政府對創業者的激勵，是典型的政府對創業者的恩惠，與新經濟要求的“創業者有其股”，而且“創業者要控其股”還有很大差距。

中關村缺什么？

第一代創業者沒能普遍擁有財富，但中關村早已進入不差錢的時代。

《2011年中關村創業投資發展報告》顯示，活躍在中關村的創投機構已有100多家，管理的資金規模超過200多億美元。 IDG、聯想投資、今日資本、北極光創投、華登國際……一批境內外知名機構，早已登陸中關村。

與此同時，政府也出資設立“天使投資”引導資金，一系列旨在扶持科技企業創業的新政迭出不窮。例如：對投資不滿5年的科技企業，給予投資額10%風險補貼。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中關村發展集團，也以投資科技型企業，促進科研成果產業化為目標，希望變政府補貼為科技股權投資，營造大批國字號的天使投資人。

然而，政府的慷慨民間似乎并不買賬。如今，懷揣尖端技術的創業者，更多來自于海歸。如陳春先、柳傳志那樣，在科研院所、大學里的人員，已很少有下海創業的激情。一個明顯的趨勢是：北大清華的人出國，斯坦福伯克利的人回國創業。

如今，聯想的風險投資成績斐然，旗下掌管著600億的基金。柳傳志自豪地說，我們懂得怎么選企業，怎么幫被投的企業，因為我們做過企業以后，把這些規律進行了總結。

2012年，被稱為中國的天使投資元年，以柳傳志、薛蠻子、徐小平、雷軍等為代表的本土天使投資人，還有以鄧峰等為代表的外來的天使投資人，形成了以北京味代表的北派，和以深圳為代表的南派。

天使投資數量遠不夠

但是，天使投資從數量上還遠遠不夠，與中關村日益龐大的體量不相符。

王德祿認為，當下的中國的天使投資不是天使，而更像投資。比如李開復的創新工場，很多創業者都已經名聲在外了，沒有更多的空間是留給那些無名創業者。而圍繞初創企業股權份額的問題，創新工場也多遭詬病，原因是，創新工場占據太多初創企業股份，李開復被認為是貪心的天使。對此，李開復曾回應稱，其投資項目“平均占股17.6%”。

而在硅谷，天使投資是創業的配角，絕非主角，一般占股為1%-5%左右。當創業者初創企業，缺乏對外部環境的方向感時，天使投資將創業者輕輕托起，助其自由翱翔。在硅谷，創業者到天使投資人的循環，是硅谷持續創新的不竭動力，那里的天使投資無所不在。硅谷科技創業者成功后，用其財富，對新創業者進行天使投資，這樣的投資不僅是錢，還是創業導師，對新創企業的商業人脈、商業模式、規避風險提供大力幫助。

2011年，《創業家》雜志曾試圖尋找中國的1000位“天使投資人”，但最后能夠確認身份的僅有179人。這項調查也從側面反映了中關村天使投資人的缺乏。

這種創新循環，使得硅谷源源不斷地將實驗室成果輸送到市場，成為世界級企業的助產士。如果將天使投資比喻為對人才的投資，私募股權著眼于大學生，風險投資青睞中學生，而天使投資者，則培育萌芽階段的小學生。

往往是小學生，沒有思維定勢，擁有顛覆世界的奇思妙想。

天使投資的個性化很強，對項目考察不是嚴格的審核，投資的理由，往往只是一個創意。在硅谷，天使投資人很多都是在一次飯局上，就可以開支票。王德祿說，在美國，天使投資還被稱作“3F”，即Family、 Friends、 Fools（家人、好友、傻瓜），首先支持創業的，是身邊親近的人。

在硅谷，人人都可以成為天使。很多同鄉會和同學會都有“天使俱樂部”，大家你三千，我一萬地聚集小錢給朋友創業。王德祿認為，很多中國創業者的第一筆資金也是來源于親人和朋友，只要在一定的稅收政策引導、投資理念指引、樞紐平臺搭建、信任文化改善下，人人都可以去做天使。

天使何在？

2011年，中關村新創辦企業總數突破4000家。在創業方面，中關村擁有3.5萬家新創企業，相對于硅谷1.5萬家的數字來說，中國在創業數量上占有優勢，2010年，硅谷有11家企業上市，中關村有36家企業上市，而且，最近幾年，每年都有10家左右的企業上市。

而這一數據，已經遠超硅谷，但創業水平距離硅谷有很大差距。雖然中關村近五年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超過美國，可是由于原創較少，很難出現有影響力的大公司。

這也是中關村面臨的問題，能否孕育出原始創新。中國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很多創新基本是模仿創新，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要根本扭轉這種局面，轉變成自主創新，就需要有更寬廣的胸懷。

原始創新，即顛覆式創新，它不是消化吸收再創新，不是跟隨式的錦上添花。原始創新要解決的問題是：在跟隨了幾個世紀后，中國是否能夠引領科技革命，有睥睨世界的新興產業。金融危機之后，硅谷的很多創業者紛紛來到中關村，是中國給予這個地方的使命，也是中關村改變世界的契機。

從硅谷的發展歷史來看，平均每5年就會出現一個代表新興產業的公司，惠普之后是英特爾，然后是雅虎、google，現在則是facebook。不過，硅谷最有價值的地方，還不是某一個產業或公司，而是硅谷所代表的新經濟模式，這種模式下，懷揣新技術的人們沿著創業、風險投資、上市、天使投資、技術轉移的路徑生長發展。而這種模式，也正是美國的競爭力所在。

在當下的環境中，中關村的創業者，若想拿到政府的投資資金，需要經過專家和創業基金部門討論通過，層層篩選，步步把關，在這樣的過程，很多創新思維便被否定。

“這樣的機制扼殺了很多原創和特立獨行的想法。”王德祿認為，審核的過程就是扼殺原創的過程。政府主導的資金，可以用跟著投資商的方式，或者提供貸款。王德祿表示，政府不要企圖做引領者，而是要著力彌補市場的缺陷。

創業都是有風險的，作為天使投資人，要有無私和灑脫的心態。小米科技CEO雷軍認為，天使投資的本質，就是拿輸光了都不在乎的錢，去賭一個偉大的夢想和未來，這才是天使投資人應該有的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