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雙城記：上海學習中關村經驗

人們習慣于比較北京和上海這兩個中國核心城市，卻甚少想到，這兩個大都市共同承擔著中國先發地區轉型升級發展的樣本職責，是一出典型的“雙城記”。

帝都和魔都盡管最終使命相同，發展路徑卻有不小差異，京派和海派文化讓這京滬在經濟發展模式、文化產業模式、公共服務等領域均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不分伯仲，又各有千秋。

一向務實的上海近日主動提出要學習北京，而不是只提對標紐約、香港這些更為發達的城市，頗為實際，而正在打造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的上海也有不少地方值得北京借鑒，比如城市治理領域。

俚語常說，心胸有多寬廣，事業就有多大，上海的學習舉動讓這座中國經濟中心城市更能與“公正，包容，誠信，責任”的城市精神相匹配。

只不過，放眼整個星球，上海不是那個上海，北京也不是那個北京，她們都只是中國大型城市走向全球化中的一個先行者，和全球發達城市相比仍有巨大差距，只能在披滿荊棘的轉型升級之路上不斷摸著石頭過河，而中關村和張江無疑是新一輪創新發展探索的主角之一。

京滬雙城，相隔千里，正演繹著殊途同歸的的產業轉型故事。

一個用正陽門南北的眾多品牌旗艦店與故宮的紅墻黃瓦嘗試著現代與傳統之間的游弋，一個則以黃浦江西岸萬國建筑群與東岸浦東摩肩接踵的摩天大樓呈現國際風范。

海派和京派有了更多的交集，近日，本報記者獨家從上海有關政府內部人士處獲悉，上海一些部門正在努力學習北京一些先進的做法，有意思的是，這次學習頗為“低調”。

本報記者進一步了解到，北京的現代服務業比例遠高于上海，且北京金融業，尤其是銀行業等較之上海仍有一定優勢，公共服務領域也是上海此次借鑒北京經驗的內容。

“比如說清潔能源的推廣等等。”一位上海方面政府人士如是介紹上海學習北京的內容，作為國內先發地區，這兩個城市承擔著轉型發展路徑的探索職能，上海選擇要成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而北京則試圖打造為世界城市。

一直競合的兩個城市開始了更深程度的互相欣賞，如同上海有張江一樣，北京也有中關村，在相似的轉型壓力下，京滬兩地的眼光除了投向對標的紐約、倫敦、東京，也投向了對方，學習和借鑒是為了更好地升級，同時亦為中國城市轉型提供了可借鑒路徑。

“作為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城市，上海的第二產業的總量遠大于北京，要實現第三產業比重的迅速上升并非易事。”上海“十二五”發展規劃思路研究（學者版）的報告撰寫人、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陳家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盡管在結構調整的道路上，北京比上海走得快了一點，但是現在北京所面臨的問題正是，沒有像上海這樣的制造業基礎，想把“總的盤子做大的難度要大得多”。

顯然，上海轉型升級步伐較之北京，仍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以鋼鐵產業為例，寶鋼部分產業正在外遷，但基本產能仍留在上海，而北京首鋼除極少部分產業外，生產類產業基本都已外遷。

上海：正視“差距”，學習北京

在公共服務領域，北京在公共交通領域做法遠遠超過上海的步伐，其中公交車和地鐵系統的優惠票價讓上海市民一直頗為羨慕。

近日，黃浦江畔的上海，機關部門官員的談吐中開始加入了些有趣的例子——政策制定中與北京的差距。

一位上海政府系統的人士告訴本報記者，在上海各委局辦舉行的政策研究會、情況通報會上，官員們提及上海與北京的對比越來越多。

據本報了解，此對比未能形成正式文字資料，基本是在開會前以傳達會議精神的形式表現，并提請注意“低調”。

“所提及的主要是上海政策制定的一些空白或缺口，”上述人士透露，“比如說清潔能源的推廣等等”。

事實上，北京在清潔能源推廣中確有先行之處。2011年，北京在其制定的《北京市清潔能源行動計劃（2011-2015年大氣污染控制措施）》中，率先提出了煤炭消費總量控制的計劃，到2015年，北京市燃煤總量控制在2000萬噸以下，核心區將被打造為“無燃煤區”。

而這一目標在隨后發布的《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方案》中，又下調至1500萬噸。

嚴格的總量控制目標背后是北京清潔能源的大力推廣。北京市環保局大氣處副調研員劉煒在今年6月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北京清潔能源占消費總量的比例，在全國各城市中最高。

類似清潔能源的推廣中的差距只能算作是上海找尋與北京差距的細枝末節，事實上，包括公共服務領域、現代服務業和銀行業、總部經濟等領域都或是此次上海學習北京的領域。

官方數據顯示，2011年北京全市金融業實現增加值2055億元，上海數據則為2200億元，差距極小，但2011年，北京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超過75%，而上海才達到58%。在公共服務領域，北京在公共交通領域做法遠遠超過上海的步伐，其中公交車和地鐵系統的優惠票價讓上海市民一直頗為羨慕。

本報進一步了解到，此次提出學習北京的部門皆屬上海市政府方面的核心部門，對上海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指導作用。以環境治理為例，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公開表示，北京市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面。

張全坦言，其抵京幾天，明顯感覺到北京對大氣污染治理的力度很大，“上海從北京學到了很多經驗和做法。這次來開會，還是要和陳局長（北京市環保局局長陳添）聊一聊。”

事實上，這已不是上海第一次學習北京了，本報記者注意到，上海主政者們此前也曾明確提出過學習北京經驗。

公開的信息顯示，上海政界最近一次向北京的“集體學習”是向北京學習“奧運經驗”以推進上海世博會的籌辦。

2008年4月，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率團抵京考察北京奧運會場館、街道社區、中心商務區和高科技園區。他強調，上海要認真學習北京經驗，以籌辦世博會為契機，在新起點、新水平上攀登高峰。而一年后，2009年10月，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劉淇率北京黨政代表團抵滬訪問，在座談會上俞正聲再次表示要以北京為榜樣，學習北京經濟社會發展的好經驗好做法，“特別要認真學習借鑒北京舉辦奧運會的成功經驗”。

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京滬兩地有關“奧運會”和“世博會”的一次對話，是上海為籌辦世博會對奧運會的一次學習。

第三產業的北京經驗

上海第二產業發達也是上海的優勢所在，北京也曾學習考察過上海的裝備制造業。

張全更為羨慕的是北京在產業結構調整上的力度。張認為，北京的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實現了“從粗放型的工業到高端科技和第三產業為主的轉變”。

張全的發現在2008年上海代表團赴京考察之時已為上海的主政者們所注意。除了參觀北京的奧運籌備情況以外，俞正聲率團赴京的一個重要目的地是北京朝陽區的北京商務中心區，學習北京發展現代服務業的經驗和做法。

2008年當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已經達到73%，而上海的這一數字是53%。在最近的年度數據中，這一差距依然沒有明顯縮小，2011年，北京的第三產業比重達75.7%，上海為57.9%。

經濟形態與城市功能升級之間的矛盾讓上海對未來的方向做出了更為明確的選擇。2012年6月14日，上海市委常委學習會上透露出的消息稱，上海將“下決心減少對重化工業、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房地產業和投資拉動等四個方面的依賴，推進創新驅動、轉型發展”。

一個月不到，上海就已經有了動作。7月4日，上海市政府與寶鋼集團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協議，以“減量、增效、調整、發展”為原則，在2012-2017年實施上海寶山地區鋼鐵產業結構調整。

盡管此前寶鋼集團董事長徐樂江也曾于今年5月在公開場合透露過寶鋼將把產能遷移出上海的消息，但是協議中的任務更重更緊迫。按照簽約儀式上的消息，寶鋼在上海地區的總量將減少鐵產能約580萬噸、鋼產能約660萬噸，相應減少300萬噸標煤能耗。而時間限度也從徐最初透露的10年，縮短至5年。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工程院院士，寶鋼集團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干勇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寶鋼部分產能外遷能減輕上海的能耗和環保壓力、土地變現后支持更具戰略意義的項目建設、對自身的生產結構進行調整，其認為這個舉措“無疑是一舉三得”。

這與當年北京所走的路徑類似。2005年，位于北京石景山的首鋼開始實施搬遷。首鋼的搬遷被認為是撬動了北京產業結構調整，同時使得北京在“十一五”的單位GDP能耗成為全國最低。

不過，雖然二產比例高的經濟結構或許讓上海有些頭疼，但是在更多學者看來，這也將成為上海的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原主席蔣以任在7月17日撰文稱，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積累，上海的工業制造能力是香港等國際大城市無法比擬的。

蔣認為，上海在面臨兄弟省市在經濟發展上的產業類同化與規模、速度、效率和水平上的追逼時，可以通過二三產業的融合與互動，以發展三產促使二產的創新與轉型，與兄弟省市展開錯位競爭。

而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北京想把“總的盤子做大的難度要大得多”，畢竟上海第二產業規模巨大。

因此，劉淇在今年的黨代會報告中，描述北京未來經濟發展方式時，并未放棄第二產業，而是打出了“北京創造”的牌。

而在2009年，劉淇率團造訪上海時，這一思路已經得到充分的體現。在北京代表團的行程中，上海高端制造業的代表——臨港產業區是重要的目的地，參觀的企業也是北京未來將著力振興的裝備制造業和汽車業。

上海“中關村”式創新何在？

上海國企勢力龐大使得當地民企創新的土壤相對不夠，因此沒有誕生出中關村如此之多的IT類上市公司。

即使是兩個城市都當作引領產業來發展的第三產業，仔細分析其內在的結構，也能發現京滬兩地明顯的特點。

根據京滬兩地2011年經濟運行情況的統計數據，北京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探業占整個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遠超過上海。

“這與北京科技教育中心的功能相適應，而在這種基礎研究能力，恰恰是上海的弱項。”趙弘分析說。

不僅僅是上述三個領域，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曉鵬進行的“‘十二五’期間上海提高自主

創新能力戰略思路研究”結果顯示，在專利權擁有量——這個能夠有力表現自主創新能力的指標上，上海國內發明占專利申請總量的比例遠遠低于北京和深圳兩個城市。

“與北京相比，上海的基礎科學研究較為薄弱，”陳家海說，“上海的優勢在于借助其制造業的發達，將研究成果轉化成生產力”。

這為上海提出的命題是，在“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思路下，在基礎科研力量薄弱的情況下，作為驅動力之一的科技創新到底在哪里？

在胡曉鵬的研究結論中，上海的大中型企業的技術開發仍然是支撐上海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的主體。根據分析，上海的創新資源及創新產業大多集中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外商及港澳企業，而民營企業的發展則相對滯后。

胡認為，前者從長期來看，均會出現創新動力不足的情況，“上海自主創新能力決不能忽視中小企業的重要作用”。

這一觀點亦是上海主政者的擔憂，俞正聲在今年1月份曾公開表示，上海科技創新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小微企業的創業環境和人才問題。

俞舉例說，上海的創業板中小型企業的數量，不要說與北京相比，在全國各城市中也是比較低，“說明上海的小微型企業成長比較差，這恐怕是我們幾年來依然沒有解決好的一個課題”。

而上海的另一弱項在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北京的這一項目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比重為12.32%，而上海的數字是6.87%。

俞正聲也將其歸于上海民營經濟的弱勢。2008年，俞正聲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時提出，上海IT產業與深圳、北京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上海民營經濟發展不足是一大缺陷，主要反映在新興產業上。”俞說。

而面對這樣一個長久未能突破的課題，上海未來五年的解決方案是以市場準入和公平待遇為重點，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完善服務體系，加大支持小型微型企業力度。而這些思路能否落地奏效，依然將是考驗上海主政者的難題。

官方資料顯示，中關村2010年年底就有28家企業在深圳創業板上市，而上海方面上市數量則較少，當地的核心產業園區當年只有兩家企業上市，這其中，上市公司基本都為民營科技創新類企業為主。

北京、上海互相借鑒

“北京銀行總部比較發達，但金融市場不如上海活躍，”趙弘說，“而金融市場恰好是表現在金融對產業的影響力和服務能力上”。

事實上，作為北京市人民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趙弘在更多地思考北京的發展中，有哪些方面可向上海借鑒。

在接受采訪的上海不少學者看來，上海在城市公共治理領域有不少經驗，且上海的市場力量因素較之北京更大一些。

以動畫制作領域為例，徐克就表示，在上海擁有北京無法比擬的動畫科技類人才，但與此同時，其也指出，以電影產業為例，北京則擁有上海無法比擬的導演等人文類人才。

事實上，上海在現代科技領域優勢在于更多地服務于市場，盡管北京擁有更多的科研成果，但是在趙弘看來，北京還沒有找到在科研成果轉化過程中，給北京帶來更多收益的途徑和方向。

“北京的技術大約有20%-30%在北京當地進行產業轉化，而近80%的技術都輻射到了全國各地。”趙弘說，“這種轉化，受益方往往是接受成果的地方。”

趙弘認為，這種技術在外轉化難以為北京帶來實際的收益，而這將影響到北京為企業進一步地服務。

因此，尋求北京和外地合作的共贏渠道、機制是北京當前面臨的一項任務。

而在趙弘看來，被廣泛應用于長三角內部產業轉移的共建園區無疑是北京解決這一問題的好方法。

這種“飛地經濟”的模式把“飛出地”方的資金和項目放到行政上互不隸屬的“飛入地”方的工業基礎，通過規劃、建設、管理和稅收分配等合作機制，從而實現互利共贏的持續和跨越發展。

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辦公室主任胡雅龍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由于土地、環境、能源、勞動力成本等方面壓力，上海生產、商務成本在逐年增加，“走出去”成為上海園區的必然選擇，而蘇浙皖不少城市在園區建設方面，急需學習上海園區管理經驗。

這一模式在以上海為主要飛出地的長三角得以廣泛的推廣，僅“大張江”12個園區中，就有9個走出去。

盡管環繞在北京周圍的環首都經濟圈，由于長期的“燈下黑”尚不具備像長三角一樣完整的經濟鏈和便利的基礎設施，但是趙弘認為，飛地經濟的模式仍然是首都經濟圈規劃中值得探索的合作機制。

“這將促使北京科技成果轉化腹地的打造，由政府搭臺，集中進行經濟合作。”趙弘說。

而即使在北京上半年逆勢增長的金融業，仍有提升的空間。“北京銀行總部比較發達，但金融市場不如上海活躍，”趙弘說，“而金融市場恰好是表現在金融對產業的影響力和服務能力上”。

這樣“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差距也同樣可以在北京黨代會的報告中找到答案，北京對未來五年的規劃是，積極推動場外市場發展，加快發展要素市場，加快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實際上，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都已經發展到后工業時代，面對的困難和問題十分相似，政府之間相互審視的態度將會使兩個城市得到共同的進步。”趙弘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