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1年《國務院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為標志，2011年，恰逢中國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建設的20周年。從國家批復第一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北京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試驗區開始，至今在全國范圍內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已達83家。20年來，高新技術產業園區的建設和發展不僅為各地自主創新型企業提供了壯大發展的環境和載體，帶動了區域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建設，更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提升綜合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二五”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攻堅階段，創新驅動發展，科技引領轉型的作用將更加突出。國家高新區“十二五”規劃提出了加快創新體系建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完善孵化加速體系等方面的內容。
如何讓高新區成為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強勁引擎？
如何讓高新區成為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載體？
與此同時，2011年，科技部“十二五”工作規劃中提到，高新科技園區要繼續發揮國家高新區的集聚、輻射和帶動作用，加強公共服務平臺、技術交易市場、技術轉移機構等服務體系建設。
如何“按照產業鏈和創新鏈進行系統設計”， 避免“千園一面”？
如何建設系統化、產業鏈化的高科技園區？
如何“匯聚科技資源”，實現科技園區的可持續發展？
值此國家高新區建立20周年之際，科學時報社將與專家、國家高新區發展歷史見證者、各地高新區共同梳理高新園區發展思路，為這些問題尋找現實答案，為國家高新區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促進區域發展提供有益參照。
□ 本報記者 周熙檀 傅 利
1991年3月，《國務院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正式發布，批準經國家科委(現科技部)審定的26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此為標志，中國經濟的發展迎來了科技園區為載體、科技與經濟結合發展的新時代。1998年5月10日，在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創建十周年座談會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指出，科技園區確是一種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有效方式，它依靠技術創新走內涵式發展道路，努力實現科技與經濟的緊密結合，為高新技術實現產業化，推進經濟和科技體制改革，帶動地區經濟發展，擴大對外交流與合作，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作出了積極貢獻。
時間指向2011年，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以下簡稱“高新區”)發展走過20年。從討論到決定，從建立到發展，國家高新區走過的不止20年，這背后到底發生了多少故事？20年來，國家高新區有哪些成功的經驗，同時又在怎樣的瓶頸中徘徊不前？高新區的發展又呈現了怎樣的趨勢？在“把國家高新區打造成為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載體”這樣一個新的歷史任務之下，國家高新區又該如何邁出堅定的一步？
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會理事長張景安說：“中國高新區探索發展的過程，是世界科技經濟發展過程的一個縮影，記錄了這個時代世界高科技發展的一個過程，直接漸進地影響了我們經濟發展的進程。一批先進的、天才的、一流的青年知識分子在這里創業。83個園區就是83個成長點，因為它們各有千秋、各思其法，這是非常成功的發展經濟的一種模式。”
國家高新區記憶深處的那些事兒
“中國高新區是我國改革開放中探索經濟發展的一朵鮮花，是一個成功的模式。”
——張景安
原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中國民協第一任理事長陳繩武，他為中國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心力。在他彌留之際，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原副主任、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聯合調查組組長于維棟去看他，已經說不出話的陳繩武豎起一根大拇指。這個動作，于維棟懂得。
《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最后落腳點在“建立中關村科學工業園區(或新技術開發區)”，在調查期間，有人支持也有人質疑，比如有人認為應該針對促進民營科技企業的發展給出政策。然而，最終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催生了我國第一個國家級高新區。由于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建立，3年后全國又建立了26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民營科技企業廣泛發展，成為氣候。陳繩武豎起的手指是對于維棟當年主持撰寫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的肯定；高新區多年發展的實踐也證明，高新區是發展高科技、發展民營科技企業最好的載體。
前段時間，于維棟在撰寫關于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的文章時表達了這樣的思想：黨的90年一直都在解決制度問題。制度不是空的，是具體的。我們推翻了舊的制度，要建立新的制度。但是新的制度究竟是什么，我們并不知道。我們一直在摸索，現在政治制度有個基本框架，但是遠遠沒有完善。撇開政治制度不談，經濟制度，前30年應該說基本沒有找到路子。他說：“實際上，我們在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的時候，恰恰感覺到，這里可能產生一種新的制度解決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所以，當時調查報告的最后一部分不是就事論事，不是就中關村論中關村，而是從中關村看到中國今后的發展。”
“園區經濟是這個時代全世界成功的一個模式，是產業發展、市場競爭、科技進步、凸顯人才價值，以及創新時代戰略新興產業和新技術發展的一個規律。”張景安說。中國高新區的誕生，在張景安看來是“有點歷史”的。
1983~1984年的中國，正在進行新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的大討論。在大討論中，就有專家、學者提出要在中關村地區建立“科技文化特區”、“科技園區”等。當時新技術革命大討論第一期簡報的撰寫者，正是張景安。“這場大討論進行了大規模的新技術革命和我國挑戰的研究，分析了全世界新技術革命的動向和趨勢，主要是微電子革命。那時美國半導體產業已初見端倪。”張景安說，“現在看來，由于中國當時就做了戰略部署，我們沒有落后。抓住新技術革命，我們大大地發展了中國的新技術，我們和國外的差距大大縮短，原來幾十年的差距，縮短到10年左右。”
如果說“中關村第一人”陳春先技術擴散的理念是點燃中國高新區的火光，那么《中關村電子一條街調查報告》就是將這個理想變成現實的決定因素。1988年5月10日，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成立。同年8月，一項發展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指導性計劃——“火炬計劃”獲得批準并由科技部負責實施，此后，火炬中心也成為中國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一面光輝旗幟。
中關村管委會原委員趙慕蘭說：“從1980年中國一批知識分子自發創業開始，高新區探索的本質是利用市場的力量，實現技術與經濟的結合。這是電子一條街的經驗，在此基礎上成立了試驗區，然后延續了這樣一條路線：就是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把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市場導向，是中關村和中國高新區最本質的基因，利用市場的力量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促進科技和經濟的結合。這么多年來，企業規模在擴大，數量在增加，技術探索、成果轉化的水平也在提高，但是這個基因未曾改變。”
1991年3月，《國務院關于批準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有關政策規定的通知》發布，此后，國家高新區的數量變為27個；轉年，這個數量就變為52個。張景安說：“整個脈絡就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需要，不斷地使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成為中國發展經濟、結構調整、發現新興產業的一個把手。” 張景安表示，中國的高新區發展經歷了以基本建設為標志的初創階段、以體制創新為標志的創新建設階段以及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標志的“二次創業”階段。國家高新區的初創階段主要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土地開發、招商引資，滾動發展的方式，創造局部優化的科技創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環境，依靠優惠的土地、稅收政策和現代化的服務措施，吸引國內外人才、技術、資金、信息等資源，實現了科技工業園的創建和原始資本積累；國家高新區的創新建設階段以培育高新技術產業為主要目標，依靠中國的科技實力和工業基礎，通過制度創新和管理體制完善，建立了科技產業發展的創新服務體系，包括科技企業孵化器、生產力促進中心、大學科技創業園、風險投資公司、貸款擔保公司、技術產權交易所等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機構，逐步形成了促進創新創業的環境和氛圍，實現各類創新資源的聚集；2001年，國家高新區進入“二次創業”階段，發展的核心任務是激發高新區內的企業自主創新活力，就是要改變在過去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過于追求規模和速度的發展導向、過多依靠土地消耗和區域優惠的外延發展模式，實現以創新驅動綠色發展、以創新引領發展，把國家高新區建設成為有引領示范作用的社會、經濟、文化、科技、產業和生活等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城市功能區。這個階段，高新區發展主要依靠創新增長機制、優化創業環境、完善中介系統、培養創新人才、鼓勵企業走向國際市場，等等。
2007年，萬鋼就任科技部部長，對于科技園區的發展他非常肯定并且重視。1992年于維棟曾參與了一個16個城市的調查報告，報告中有一句話：中國在下一個世紀(21世紀)要成為經濟大國，沒有50~100個成氣候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支撐不起來的。雖然已經時隔十幾年，但是這句話契合了萬鋼的思路。2010年，27家省級高新區升級為國家高新區，國家高新區總數達到83家。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總產值年均增長17%以上，2010年達7.6萬億元。
對此，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從世界范圍來講，高新區的模式在中國發展得是很成功的。從這個邏輯上看，各種科技資源集聚、商業模式創新，使創業走向創新的發展路徑，是中關村和中國高新區基本上走得比較成功的道路，所以才有了這兩年要增加高新區的決定。中國探索這條路是比較成功的，但是，下一步，新經濟的競爭會更加激烈，表現在更多商業模式的創新、業態創新、更多地借助資本市場、天使投資更發達、大學作用更強等。這個時候要求中關村和中國高新區要更多地站在全球的前沿，鏈接全球，與全球各個地方進行更好的互動。”
國家高新區20年探索強國路
“金剛石和石墨成分是一樣的，但是金剛石硬度很高，鉛筆芯很軟，就是因為結構不同，不是成分決定的。社會進步取決于結構的轉變。”
——于維棟
彭暉，北京市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區域咨詢部副經理。5年前，他剛剛進入長城所，并在那個時候開始接觸中關村，此后通過各地高新區的咨詢業務他逐漸成為高新區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研究的專業人士。
5年對于發展時間已經超過20年的中國高新區來說，并不長。但是，就在5年的時間里，彭暉有了一個非常大的感觸，就是各地政府發展高新區的理念在變化。前幾年到一些高新區的時候，管委會主任談論的不是創業孵化、金融投資、風險投資，而是城市要怎么建設，怎么建得更漂亮以把大企業引進來，目的一個是要引資，一個是要做形象。他們還沒想好怎么把科技產業做起來，以及如何扶持創業；這兩年，當彭暉和他的同事們再去和各地高新區接觸的時候，對方說的都是關于我們要建孵化器，我們要把企業培育起來，我們要把創新體系建設起來……
“如果理念變不過來話，高新區的發展就會延續以前的老路來走。各地政府及管委會對高新區的理解是不斷深入的，因為高新區這種事物在中國來說也算是一個新興的事物。在1991、1992年剛剛建立的時候，很多高新區不知道該怎么走。直到今天，我覺得他們還是處在不斷的探索過程當中，有些并不是特別清楚高新區和地方政府，高新區和開發區、工業園區的根本區別是什么，他們仍然認為高新區就是一個城市經濟的發展平臺，只要把經濟搞好就行了。但是這些年，各地高新區的理念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彭暉說。
在83家高新區的發展布局之下，有人質疑，這其中難以避免同質化競爭。張景安表示，我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一開始都是多元化，產業的發展必然會由多元化走向專業化。現在我們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發展，慢慢就會形成若干個產業發展群。在市場競爭中，要由市場利益決定產業的形成和發展。有些重復也必須重復，重復有一部分是浪費資源，但有一部分就是創新。企業有優勝劣汰才能發展，這就是產業的慣性。
對此，趙慕蘭說：“我國擁有龐大的內需市場，科技產品和創新要有足夠的規模、足夠的量才能滿足市場需求，所以任何一個單一的高新區都不可能完全滿足國內某一方面的全部需求，這種同質化，我覺得只要是市場拉動的，有一個優勝劣汰的過程，就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但是如果是政府不顧市場導向，按照主觀意志一窩蜂地去投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關鍵要看清是什么力量在推動同質化，我認為此前這么多年，國家高新區的發展是市場導向的。”她認為，我國高新區的發展和國家整體經濟擴張是同步的。
開發區發展，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探索中難免會走彎路，甚至出現些微偏軌。比如對高新區認識不夠，將高新區等同于經濟開發區而將跨國企業、央企的大投資作為招商重點，對區域優勢資源與新經濟發展模式的結合認識不清，甚至有個別高新區以高科技之名行房地產開發之實……正如彭暉近兩年在一線調研所感知的那樣，各地高新區的理念都在變，而這個意識層面的變化，帶來的是一系列的變化。
彭暉說：“高新區這幾年的特色化發展非常明顯。因為不走特色化發展的道路，就沒有競爭力，沒有生命力。各地高新區圍繞著地方的特色資源，一方面在產業上面進行特色的創新；還有一方面是在發展模式、機制體制上面，試圖去做一些新的嘗試。”比如包頭稀土高新區，依托本地稀土資源將稀土產業發展得非常好；還有寶雞的鈦產業、大慶的石化產業、保定的新能源，這些都是和地方資源緊密結合起來，做成了特色產業、專業園區，這是各地高新區在尋求差異化發展的一個方面。在機制體制創新方面，比如，武漢東湖高新區是中國第一個實現孵化器市場化運營的，現在東湖的孵化器除了在東湖高新區培育企業以外，還把孵化器模式復制到全國其他地區；深圳高新區，核心問題是科技資源非常缺乏，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面臨著科教人才資源緊缺的問題，所以深圳建立了虛擬大學園，以此來解決一些人才培訓和科技合作的問題；西安高新區，在用人制度上有很大創新，采取全員聘用制，沒有公務員編制。
我們不能肯定地說，10年以后的中關村就可比肩硅谷，但是，我們必須肯定的是，中國高新區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探索是成功的。“試驗區剛剛成立時每年只有十幾億元的總收入，而2010年中關村的技工貿總收入已經達到1.5萬億元了，而且主要是由民營科技企業創造，是以‘自籌資金、自由組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民營運行機制和管理模式創造的。”張景安在說這番話時，語氣里帶著自豪。從新經濟大討論到火炬中心主任，從科技日報社社長到中國高新區協會理事長，他見證了中國高新區誕生到發展的全過程，更成為其中最有力的推動者之一。
經過20年的發展，中國的高新區內，創新成果大量涌現，大批科技型企業迅速成長，高新技術產業已經具備相當規模和競爭力，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科技工業園區發展道路。國家高新區已經成為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核心基地和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張景安總結說，國家高新區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區域，是中國科技創新的示范區與發展的輻射源，是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的發祥地，是創新創業人才的富集地，是集約發展、保護環境的典范，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試驗區，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先鋒，是創新型資本市場和金融支撐體系構建的試驗田。
“過去20年呢，如果要用非常抽象的話來講，國家高新區是發展中國家在探索如何用智力資本來推動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新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有效方式。”趙慕蘭說，“新經濟模式有一些很獨特的地方，比如風險投資、創業孵化、天使投資。傳統經濟中，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發揮很強的作用，但是智力資本怎么發揮作用？智力資本不是有形資本，它在推動有形資本產生的過程中，如何和原來其他的資源結合，這是新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回答和解決的問題。風險投資，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硅谷不但有很多創造，還將其發揮得淋漓盡致。中關村這么多年也不斷地在學習這樣一種道路，而且這條路是在發展中國家去實現的。這是20年來高新區探索的價值所在。”
即使今天，中國高新區仍在探索。王德祿說：“高新區的發展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最重要的是觀念問題，就是怎么跟上時代，怎么以全新的新經濟模式來發掘新的增長點。任何事情都是在探索中逐漸清晰的，中國高新區現在還是在探索之中，比如中國普遍天使投資環境很差、大學技術轉移積極性不高……這些都需要進行制度創新。而這些不是各個高新區自己能解決的，而是需要國家去引導。”
國家高新區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載體
“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確確實實和地方的市場、資源去結合起來，這才是無論中關村還是其他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彭暉
2001年科技部在武漢會議上提出高新區“二次創業”以來，國家高新區在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體制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和優化經濟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凝聚人才和提供創業環境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0年之后的2011年，在高新區的發展上，“把國家高新區打造成為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載體”成為各地高新區發展的一道全新課題。彭暉說：“這與高新區最初的定位和發展有關，其根本任務就是培育新興企業、培育新興產業。所以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多是從高新區先培育誕生出來的。”
國家戰略層面的導向非常明確，所以長城所目前去各地高新區時發現，高新區都提出把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重點的發展導向。各地高新區都想抓住國家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機會，但是沒有實際性跟進的政策、規劃，因此更多還是停留在一個儲備階段、醞釀階段；反而戰略性新興產業本來已經發展比較好的地方，在按部就班繼續推進中。除了中關村，像無錫高新區的物聯網、大連高新區的軟件及服務外包、深圳高新區的通訊產業、東湖的光電子信息，這些高新區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都起步比較早。
這樣的現狀，用張景安的話說就是，產業是市場自發培育起來的，而不是政府規劃出來的。規定可以發展什么不可以發展什么的計劃經濟思路，在高新技術面前顯得很蒼白，沒有意義。
新疆金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依托新疆地區豐沛的風力資源，克服重重困難，發展成為國內最早和目前規模最大的風電技術設備研發和制造企業，如今，其企業總部落戶中關村亦莊科技園，因為中關村能夠提供高新技術產業企業更好的創新環境。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歸國留學人員于2001年創辦于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2010年4月21日在深交所創業板掛牌上市。碧水源6月21日晚間公告，該公司中標昆明滇投的昆明市第九、第十污水處理廠BT 項目。中標金額為11億元，項目部分工程采取分包的方式進行。碧水源在云南布局建廠一直備受關注。
這樣的故事，正在全國陸續上演。彭暉認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一方面要依托本地的資源，另外一方面則要充分利用當地市場。“云南滇池的治理是全國性問題，而滇池的治理能夠充分地帶動起節能環保產業、水處理產業的發展。滇池的治理每年要投入幾十個億，包括地方和中央的投入，持續這樣投入幾年就能帶動起來一個產業的發展。”彭暉說，“雖然現在云南并沒有因為滇池治理形成產業，但是，這絕對是未來云南發展戰略新興產業的一個方向，就像金風依托新疆本地風電市場一樣，通過一個企業發展起來，配套企業紛紛過去落戶，一個產業就發展起來了。戰略性新興產業要確確實實和地方的市場、資源去結合起來，這才是無論中關村還是其他國家高新區發展戰略新興產業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式。”
金風的一來，碧水源的一去，在中國高新區的發展上，似乎呈現出一種新的趨勢：中關村企業輸出擴張需求，和外地企業進京夢想之間，隱隱正在開啟一條通道，這條通道是否能夠指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走向一個資源共享、區域協同發展的道路呢？
彭暉說：“碧水源到云南去，實際上就是技術的輸出，然后帶動戰略新興產業發展和當地的市場結合，把云南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做起來，而中關村則充分體現了其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戰略新興產業策源地的定位，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架構。”而外地企業進京，無論是從金風這樣的個案，還是豐臺總部基地成功這樣一個群體現象，都印證了這個現實的無可爭議。
“優勢產業必然是一個集群，有完整的產業鏈。我相信，未來各個高新區將會形成一大批產業集群，這是未來發展的方向。產業集群和產業鏈將是未來最有競爭力的一個產物，是園區的特色，這是在市場競爭、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形成的。”張景安說。而在通過集聚和發展產業集群來提升園區競爭力的發展路徑來看，中關村技術和企業的輸出，與外地企業的擴張、進京之間這條已初見端倪的互動渠道，極有可能使未來中國高新區在發展戰略新興產業方面呈現新的面貌、產生新的機制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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