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轉型記

賣電子產品的中關村，并不低端，實現科技興國，就得有電子產品普及的過程，才能推動電子時代到來。而新時期到來，轉型是必然趨勢.

　　參加過中國早期火箭技術中耐熱高分子材料研究的化學家胡亞東，退休之后，多了一個愛好，拍攝自家窗前的變化。樓下就是中關村大街，從窗子向外望去，中關村西區就在眼前，迎面是地標性建筑——中關村金融中心。“中關村變化太大、太快，我快看不明白了。”

　　已走過88年人生的胡亞東，有60年住在中關村。這位中科院的高分子化學家，喜音樂和攝影，空閑時騎車穿行于中關村，在早期的電子一條街、圖書市場等，淘CD和相機，并隨手攝影。

　　胡亞東見證了中關村的發展和不斷轉型。這個智力密集區，在近代30多年的歷史中，抓住中國改革開放、科技興國的潮流，擴散科技成果、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形成了中關村模式。

　　在北京海淀區2015年10月發布的規劃中，未來三年至五年，中關村大街將完成轉型，到2017年底形成創新創業、科技金融、文化創意等新型業態集聚區，15萬平方米的電子賣場將逐漸騰退。

　　現在，中關村又要轉型，迎面是“互聯網＋”時代。

　　胡亞東說，“中關村從無到有，時刻都在變化和創新，這就是它的魅力之處。”

　　創業去

　　從胡亞東家小區出來，穿過中關村大街，左轉，走幾十米后進入海淀大街，沿街往東走過五個紅綠燈，中關村創業大街便在右手邊。

　　一年半前，這里是胡亞東常去的海淀圖書城步行街。新街掛牌一年多，已經進駐了37家創業服務機構，是互聯網創業的標志性街區，出入者談論的主題是令他陌生的“互聯網＋”思維、天使投資、VC 和PE。

　　創業創新已成為中關村新的宣傳語，這條街是“樣板間”。2015年10月11日，海淀區發布“中關村大街發展規劃”，被認為是中關村創業大街的“升級版”。

　　在此運營四年的車庫咖啡，是草根創業者的集聚地。每天有近百名創業者、投資人、投資中介等涌進這個約800平方米的大平層上，隨意交談。

　　身背藍色雙肩包的王修煜，帶著直驅式風力發電塔的項目，推開車庫咖啡的門后，70歲的他覺得“來對了地方”。

　　自銀行退休后，王修煜搞起新型發電機的發明創造，申請到7項專利。在河南焦作家中聽說中關村有創業“孵化器”后，他花93元買了張硬座火車票，坐了8個小時的夜車來京。

　　11月10日，他對《財經》記者說，看到他頭發灰白，有人主動上前搭話并提醒他，“投資人不太愿意投傳統行業項目，資金投入大、周期長，見效慢，且你年事已高，投資人喜歡的是短平快的電子商務、互聯網行業。”

　　對此，他早有心理準備，“此行就是先過來看看，一是希望有人肯定我的項目，二是想找到引線人，我的項目小公司沒能力投入，大企業我接觸不到。”他計劃先待一周，在包里裝了14塊方便面餅，晚上花30元睡在車庫咖啡的沙發上。

　　在車庫待了十天，車庫工作人員幫他聯系上了一家風電設備制造企業，項目合作還未有實際進展，但總算“接上線了”。這些天“一直在琢磨怎么說才能打動投資人”的他，買了一張回程車票，回家等消息。

　 　從云南來的吳建輝一待就是四年，在車庫咖啡里人稱“小畫家”。32歲的他早先是程序員，創業計劃有榨油機、動漫項目。“這幾年把青春都搭進去了，但見識 了不少極客和怪咖，看清了投資人的方向和興趣。喏，滴滴CEO程維就是在最邊上那張桌子簽下的第一個合同。”他指了指說。

　　創業成功者的故事，流傳在熟客和后來者口中，也激勵他們來到創業咖啡館，找一張桌子坐下，等待投資人到來。無聊時，他們會談論來過這里的投資大佬，以及那些幸運者和怪咖。

　 　觀察久了，吳建輝新近產生了拍創業者和投資人片子的想法。2011年8月，他初來車庫咖啡時，人少且以年輕的程序員為主，“拿到十萬二十萬的投資都激動 得不得了。這兩年很多人混進來，大部分創業者只有一個idea，就想拿投資，對資金量的需求也越來越高。有些人花7000元注冊一個公司，印幾盒名片，就 來冒充投資中介。我前兩天見到一個人自稱來自韓國的投資中介機構，上網查了查，那公司在上海才注冊沒幾天”。

　　融資成功的創業者大多只是拿到種子輪融資、A輪融資，“走到B輪融資很難，那投資人的錢就打了水漂兒”。現在，吳建輝對創業心生倦意，思慮著是否回云南。

　　從車庫咖啡下來，往北步行，約50米外是家譜傳記樓。有些參觀者會走上二樓，問負責人涂金燦，“你們會搬遷嗎，下一步怎么轉型？”他的店是這條街僅存的與互聯網公司無關的四家企業之一，最近因租金糾紛與房東打起官司并見諸報端。

　 　修家譜、傳記是傳統生意，2010年，涂金燦的公司搬到有18年圖書城歷史的這條街，看中了這里是北京的文化地標之一，書店林立，高校環繞，來往者多是 文化人。但搬來半年后，他眼看著周末的書市被取消，書店漸少，客流量下滑。“有那么一兩年，教育培訓機構在此興起，很快也撤走了，這里房租太貴。”

　　這條街轉型后，涂金燦的問題隨之而來。他說，中關村管委會的工作人員幾次和他談到轉型，說他的店與整條街不協調，“嫌我店面招牌太大，讓我調整，在長度上我縮減了81％，創業大街入口處的指示牌也沒有標識我們。”

　 　為配合轉型，2015年3月，他將二樓的大辦公室騰出做創業孵化器，五六個創業團隊入駐，做快遞、婚介、創意等項目。“賣創意的，只是和人海闊天空聊， 沒有文字方案，不懂技術和互聯網，不做市場調查，我稱作是一廂情愿式的創業。中國經濟進入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創業型經濟時代，但創業也需理性，并不像雷 軍[微博]說的‘站在風口上豬都會飛起來’。”

　　三個月后，沒有一個項目融到資，他中止了做孵化器的試驗。為了不被這條街拋棄，他開始向互聯網創新企業靠近。店外宣傳板上，他用大字號突出“互聯網＋百家姓／親友圈”，還準備做APP及線下活動，“我不想搬離這條街”。

　　電子街的沒落

　　成為新的名片后，創業大街聚集了不少光環。從全國各地來的考察團蜂擁而至，政府官員、企業家試圖回當地復制創業街模式，還有不少人當作旅游景點進來逛一逛。創業者笑稱，這條街成了被展示用的“香水瓶”。而在1000米外，昔日時代寵兒的電子大賣場愈顯冷清。

　　中關村e世界在胡亞東家廚房的斜對面，“十幾年前，我家可借對面奔騰處理器電子廣告的燈光用來夜間照明”。此前，家門口的e世界、海龍、鼎好[微博]這幾家大賣場，他常進去逛。e世界賣場已經關門。

　 　最近，他家旁邊的家樂福超市，200多米長的走道里，賣衣服、鞋子的店又撤換了不少，“我去問店員，她說現在誰還到這里買，都網購了。這就是電商的沖 擊”。在他住的中科院小區里，一到下午不時有快遞員來收發貨物，快遞三輪車疾馳而過。網購也走進了他的生活，家里新換的大門就是由親人幫他網上訂購。

　　這種變化，在海龍做攢機商的安徽人趙文龍早就“嗅到”了。他早先做廣告行業，2004年左右，羨慕朋友在中關村做電腦銷售月入一兩萬元，便投奔朋友做起銷售，一年后他租了半個柜臺，自己做DIY電腦攢機。

　 　“那時候租柜臺還要找熟人介紹，好位置難求，組裝一臺電腦的毛利潤是10％－15％，生意好時一天能接上百個訂單。”趙文龍說。很快，他擴大了柜臺，但 到了2007年底，電商起來了，“又受黑導購的不良影響，客流量少多了，人工、配件的成本又在上升，店里一天的成交量才十幾單，毛利潤百分比下降到5％， 攢一臺機子賺幾十元”。2008年，他砍掉了柜臺，轉做電商。

　　但生意依然不好做，“散客少了，客戶主要是網吧和電子商城。兩年之后，大 的電商平臺形成壟斷，小公司生存空間更小，我還得轉型，現在面向互聯網公司做服務器應用解決方案”。和他同時做DIY的同行，大多都已轉型，“不少人在圈 子里抱怨電子賣場的沒落”。最先帶他入行的老板，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來到中關村，“據說那時候攢一臺機子有幾千元利潤，生意很好做，客戶多是企業和政府 單位”。淘到資金后，他那個老板早就轉到旅游行業去了。

　　利潤趨降，小公司難做，不只是中關村商戶們面臨的現實，在電子配件的集中生產地東莞，制造商們更是深有體會。39歲的張強（化名），五年前在東莞是一名電子配件制造商，生產充電器和數據線。他現在是北京大學[微博]萬柳公寓的保安，最近他也常去光顧創業咖啡館，正在做網上婚介平臺。

　 　他曾經在電子配件廠做了兩年工人，2008年自己開廠。開始出貨量很大，一兩年后，人工成本上升明顯，市場愈加信賴品牌產品，沒有核心技術做代加工，利 潤微薄。“不時有一些同行倒閉，企業間互欠三角債。更糟糕的是，2010年一名非洲商人下了大單，我們趕制交貨后，那人蒸發掉了，欠下上百萬的尾款未 付。”一夕之間身無分文，他忍痛北上。

　　電子產品利潤下行、電商沖擊之外，是電子產品在中國家庭的普及速度。以計算機為例，據中國統計年鑒，2012年城鎮居民家庭每百戶擁有87.03臺計算機，2005年每百戶的數字是41.52臺，十余年來發展迅猛。

　　市場的力量是無情的，企業順勢而動才能生存。“這幾年電子行業變化太快，市場大浪淘沙，浪花來了，能跟上一個浪花可能就上去了，不轉型那就被拍死。所以，這幾年我最大的體會是不斷轉型。”趙文龍說。

　　11月初，在海龍大廈和鼎好商城，導購比顧客多，一有人走進去，立馬有四五個導購圍上來招攬生意，拒絕后有導購會甩下一句“沒勁”。

　　e世界賣場上面的寫字樓里密布著占地十幾平方米的小科技公司，年輕人三三兩兩擠在小隔間里，對著電腦工作，旁邊就擺放著貨架，或賣或維修。不斷有隔間被騰退，人來人往。

　　對于中關村接連撤走的商戶數量，圓通[微博]快遞中關村西區的負責人馬參加感受最為直觀，海龍、鼎好、e世界都是他的片區，“幾年前這三個樓是快遞行業的一塊肥肉，每天發出不少裝有電腦、手機及配件的快遞，但從2013年起取件量大幅下滑，從當時每天平均六七千單的取件量降至今年每天約1500單”。

　　變、變、變的中關村

　　攢機商們曾依賴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是經濟發展和時代產物，它的興盛緣于電子產品走入中國尋常家庭。2000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每百戶計算機擁有量才9.7臺。

　　1999年，國務院批復同意《關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快建設中關村科技園區的請示》，在科技人員和智力資源密集的中關村建設科技園區，通過科技成果和創新知識的產業化，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和社會發展。

　　海龍、鼎好、e世界的賣場項目正是中關村科技園區西區項目規劃中的部分內容，分別在1999年底、2003年和2006年完工后開業。賣場里開始賣電子零配件，后來是電子產品，從音響、數碼相機、電腦、mp4到手機，胡亞東跟著潮流購買，數碼相機前后買了20多臺。

　　旁邊耗時五年建成的中關村廣場，于2000年開工建設。同年，胡亞東入住新建成的中科院小區，從他家窗戶可俯瞰中關村廣場。

　　路邊的小平房、附近民房被拆掉，胡亞東家對面先是一層層挖地基、封頂后，建空中花園，大車拉來一批樹，起重機再吊起來種上去。這些變化胡亞東看在眼里，“覺得很有意思，就開始拍照”。

　 　胡亞東在中關村住了60多年，是中關村發展的見證者。解放前他在清華園念完了大學，幾年后赴蘇留學，1955年歸國。他至今記得，下了公共汽車后，他在 一路泥濘中走到中科院化學研究所報到。“那時候中關村除了科研院校的大樓外，周圍是低矮的民房、四合院、農田、果園，一派田園景象。“80年代后期，現在 的中關村西區還破舊不堪，他在街巷里教外孫女騎自行車，小姑娘指著房頂上的草喊，爺爺，房子上竟然長草。而如今改變之大，令人驚嘆。”

　　 十幾年前，中關村西區開建時，他就四處轉悠去看。在臨時項目指揮部里，他結識了一個小提琴愛好者，興趣相投，對方帶他看西區建筑群的設計模型。“每個樓都 不一樣，設計新巧。他還給我講，中關村廣場為了節能環保，未使用空調供冷的傳統方式，采用了世界先進的大型外融冰方式蓄冰供冷技術，我這個化學家都覺得設 計真棒。”

　　“我看著西區一棟棟高樓拔地而起，大樓唰地建成了，突然間就嘩嘩進駐了數千家商鋪、公司。”胡亞東說。在中關村電子大賣場建成之前，電子一條街實際上開在沿街的一兩層民房里，中關村的小馬路上，“熱鬧非凡，立著一個個小門市部，還有擺地攤的”。

　 　第一家電子市場是四海市場，上世紀80年代中期那是北京市第一個蔬菜自選市場，因經營不善，改賣周邊興起的電子元配件。如電子電容和零配件等，后來出現 了收音機、音響，胡亞東常在那里東轉西轉，淘古典音樂CD。“打口帶、盒式錄音磁帶，質量不錯，有些外殼還分氧化鉻、金屬殼，都是那個年代別處買不到的東 西。”

　　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北京修建四環路，四海市場拆遷，電子產品走入大賣場時代。隨后，電子產品銷售在中關村繁盛了20余年。

　　其實，2011年，由海淀區發布《中關村西區業態調整規劃（2011年-2015年）》，西區業態調整，產業形態集中在高科技產業、金融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科技中介服務業、教育培訓業等。此時，中關村西區經過十余年來的一級開發、二級開發，陸續建成投入使用。

　　如今，西區大企業集聚，既有微軟[微博]、新浪、騰訊等高科技企業，也有大型國企和金融機構等。

　　胡亞東家樓下的中關村大街時常擁堵，這條街在1999年改造前叫白頤路。胡亞東還記得，那是上世紀50年代修建的通往西郊的主干道。“更早前是石板路，后來撬掉的石板被用來修建天安門廣場。道路兩側曾經柳樹成蔭，后來換成楊樹，再后來道路拓寬，楊樹也沒了。”

　　“第一村民”們

　　是誰成就了中關村？

　　“中關村第一人”、中國硅谷倡議者的陳春先，是胡亞東的朋友。陳是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員，研究核聚變，“他率先下海創業，在中關村撒下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的種子”。

　　1980年10月23日，在中科院物理所大樓旁一間布滿蜘蛛網的庫房內，陳春先和工程師紀世瀛、崔文棟等7人開工，成立了北京等離子體學會先進技術發展服務部（下稱服務部），這是北京市第一個民辦科技機構，開展科技咨詢和技術開發業務。

　 　現年73歲的紀世瀛，想起那個時刻還眼睛潮紅。紀世瀛對《財經》記者說，當年陳春先闖進他的宿舍，講起考察過的美國硅谷和128號公路，“他說，科研人 員都在實驗室里做研究，沒人想著創造生產力。海淀這個地區太適合搞技術擴散試驗，搞得好能形成技術密集企業區，你想過沒有？”

　　那時，中國提出改革開放不到兩年，百廢待興。中科院大墻內外兩重天，“墻內有那么多知識分子和科技研究，墻外東升公社還是一片農田，甚至有荒涼之感。當時我38歲，感覺到舊體制的壓抑”。 紀世瀛決定去闖一闖。

　　幾個人說干就干，很快在院外承擔起等離子冶金、鍋爐監測改造等項目，這些項目忙壞了陳春先、紀世瀛等人。幾個月后，他們又吸引到附近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幾十名科研成員臨時加入，提供科技咨詢、研制開發等，“這支科技游擊隊，游蕩在中關村”。

　　紀世瀛說，還有一些科技流浪漢加入，云南有位不得志的科技人員，也來加入他們，“這就是中關村的特色——包容。也正是來自有關單位和領導的包容支持，我們才放手去干”。

　 　創業之初也有障礙。1982年12月，服務部遭遇查賬，被指責“搞亂了科技人員思想”。在媒體報道和多方呼吁后，次年，時任中央領導胡耀邦、胡啟立等作 出肯定批示。胡啟立批示稱，陳春先帶頭開創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條新路子，一方面較快地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直接生產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條渠道，使科技人員為 四化作貢獻”。

　　有“尚方寶劍”后，1983年4月，陳春先和紀世瀛等，在服務部基礎上成立北京華夏新技術開發研究所（下稱華夏所），同時成立了華夏電器技術服務公司和華夏電器廠，技工貿一體化。

　　當時海淀區科委和市科協對此大力支持。海淀區科委時任主任胡定淮對《財經》記者說，作為新生事物，華夏所面臨諸如工商批準、銀行開戶、辦公場所等問題，“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請示區政府下批文，領導也開明有擔當，很快就辦下來了”。

　　有了開發場所后，華夏所又看上中關村當時頤賓樓附近的商機，買下對面的大雅餐廳做門市，“我們貼上紫紅色的玻璃鋼防紅磚，非常顯眼”。后來，科海、京海、四通等先后成立，也在頤賓樓和大雅餐廳附近買下門市，日后盛名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初具雛形。

　　到1987年底，中關村已形成科技企業群，“中關村電子一條街”科技企業總銷售額9億多元，成為全國最大的微機與電子元器件和信息產業技術市場。

　　“第一村民”的帶頭作用，就像物理學家嚴濟慈題給紀世瀛的字幅，“一馬當先，萬馬奔騰”。1988年，中央決定在中關村建立中國第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11年后，批準創建中關村科技園區。

　　中關村孕育出不少大型知名企業，如聯想、方正等。華夏所卻遇上了經濟糾紛，合作方中途終止微機開發的合同，“導致華夏所背上275萬元銀行貸款，無力歸還”。1990年，幾經訴訟，華夏所最終勝訴，但它已折戟在創業潮中。

　　紀世瀛后來連任三屆北京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會長，晚年轉做教育，這段中關村創業經歷讓其感慨萬千。一同創業的伙伴，陳春先患病去世，崔文棟因當年避債流落到廣西。2010年，中關村民營科技創業30周年紀念，崔文棟來參會，“來回機票錢是我匯給他的”。

　　對新經濟潮流，他依然保持敏感。“全球經濟正在向創業型經濟轉變，我在2006年就狂熱呼吁探索中關村新模式，發展創業型經濟，主要結構就是以知識產品、技術產品、信息產品等為主體的高新技術產業。”

　 　紀世瀛說，民營企業自有活力，應多予鼓勵，政府不要設置太多條條框框。“剛成立園區時，中關村上面的管理層級太多，大管委職責不清。為此，我向有關領導 多次建議權力下放。我對一個中央領導說了個形象的比喻，領導就像拿一把苕帚，你一把攥住，往下看苕帚苗條條是道，但從下往上看是千頭萬緒，下面希望的是一 竿子插到底，不要那么多分枝。我一向主張管理簡約。創業潮到來了，更不要規定每個浪花怎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