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對性與愛的行為規(guī)范的研究有無數種方式，其中提綱挈領的問題無非是——人們在做什么？和誰一起做？如何 做？做不做？以及最重要的：為什么要這樣做？《性社會學》一書的作者約翰·蓋格農將這些指導性問題的集合稱之為“性腳本”。腳本比人們的實際活動簡單，一 個社會的性腳本有多少份，取決于這個社會復雜與開放程度。
愛的少數派
在一個按照主流性腳本演繹生活方可擁有話語權的社會，對于同性戀、雙性戀、虐戀、婚外情、無性戀等這些主流性腳本不鼓勵的性形式，社會通過公共輿論、住房政策、風俗習慣等手段讓不按腳本演繹的人付出額外的精力和代價。
而在一個足夠復雜與開放的社會里，既有正式公布的性腳本（如法律與宗教中對性和婚姻的約束），又有社會子群各不相同的性腳本，還有五花八門的個人腳本——雖然絕大多數人大概始終樂意活在為他們寫好的那出性腳本里，但每個人其實都應當享有決定自身性腳本的自由。
性別的流浪：我不認可自己生理上的性別
在Ixtab的世界里，身份認同是個漫長的過程—漫長到最后她都不屑一顧。要看看她的自我定位么？跨性別、雙性戀、無性戀—她更喜歡自稱“隨性戀”，但這些稱號都已經讓她厭煩，“所有描述都是假象，我是達達。”
100年前通過反美學的方式，達達主義書寫了他們對美學的絕望。“只破不立”是Ixtab對達達的個人解讀，也是她的生活方式。中學的時候她已能感 覺到自己對班上最好看男女同學都有明確的好感，而別人隨口說到“女生”的時候她常常無法反應—“總是要想一下，啊，原來我還真是女的。那種感覺真是別扭又 奇妙。”有時候她會覺得如果自己是個男的該多好—今生都不能做一次男同性戀的想法讓她抱憾終身。
Ixtab說不清自己身上哪一部分“娘”，哪一部分“man”。她并不想要變性—她甚至能清晰地想象如果她生為一個男人對于自己不能當女人的怨恨。 帶著混亂的疑惑她升入了高中，因為喜歡上一個女孩而開始買起了西方搖滾唱片。“然后愛上了一個叫Antony and The Johnsons的樂隊，Antony是一個中性人，在歌中唱著對中性的向往，我對自己的認識開始清晰”。Ixtab說她不想要看上去很男人、也不想要很 女人，“我曾經希望我看起來是中性的，甚至是無性別的。暗暗對自己說以后有了經濟能力你就可以切掉乳房。”
然而對19歲的寧玨而言—甚至不存在切掉乳房的必要。“你可以寫出我的名字，這沒有什么好隱瞞的。”她的身份認同危機早于12歲，“你知道，在那之 前還是個小孩子，但那一年我知道，我不得不變成一個女人了。”她自認為是個男孩，“但男孩就一定要長出陰莖嗎？”有沒有可能，在保持現有外型基礎上，改變 性別？
寧玨穿著維尼熊牌的藍色大衣、裹著鮮艷的圍巾，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她都可以說是馬路上最生機勃勃的那種姑娘。寧玨告訴我，她選擇不改變身體、也不改變打扮的方式完成“性別跨越”—歸根結底這仍然是一場身份認同之旅：她是男孩，她相信。
寧玨熱愛閱讀的朱迪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美國著名的后現代主義思想家、性別研究學者提出，生理意義上的性別（sex）和社會性別（gender）并非同一概念。后者不應該簡單的 分為男、女，它更類似一道光譜，一個人的社會性別有可能停在這道光譜的任何一點上。主流文化中，社會性別總是被期望與生理性別完全重合——即像大多數人現 在這樣，但生理學統計學表明，世界上有6%-10%的人的社會性別天生就處于兩性之間。但并非所有人都需要通過跨性別手術、通過易裝、包括艱難的身份認同 去適應這種不吻合，“對于一些人，這種錯位類似一種奇妙，而另一些則感到痛苦。”
所有這些都可以收進“酷兒理論”的廣闊圖景。這套由美國加州的女權主義教授羅麗蒂斯(TeresadeLauretis)于1991年發(fā)明的理論表 達了這樣一種立場：它意在打破男-女性別二分法和異性戀的雙重霸權主義，包容了所有被性權力邊緣化的人們。對于一個酷兒來說，即使是一個有易性傾向的人， 也沒有絕對的必要做變性手術。
按照酷兒理論，他完全不必受這個罪，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需要完全一致，想穿哪個性別的衣服，就穿；想過哪個性別的生活， 就過；想做哪個性別，就做；而不必認為只有改變第一性征（生殖器官）才有資格做某種性別的人。酷兒理論的理想，是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異性戀不壓迫同性 戀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于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都得到了圓滿 的解決。
寧玨說她愛上了一個男生。“他很聰明，很敏感，我一眼就知道他能理解我。”她給他寫了一封信，講述了她的秘密。那個男孩第二天約她出來，他們在操場 邊喝著可樂聊到太陽落山。“他只問了我一句，所以，你是同性戀么？我想跟他解釋巴特勒的性別理論，又想告訴他福柯怎么說，但是我頭腦太亂了，最后只會說， 這不重要。然后我們就閉上了眼睛。”
欲望的配額：我是無性戀者
對于自稱“隨性戀”的Ixtab而言，不但存在著異性戀對同性戀或雙性戀的霸權，男、女性別二分法對于跨性別的霸權，還有更徹底的霸權—整個有性戀世界對于無性戀（Asexual）的霸權：一種最徹底的居高臨下，漠視。
豆瓣的無性戀小組創(chuàng)立于2007年，迄今為止已有超過5400人的加入。組長秋秋潘來自成都，“感覺自己對戀愛一直不太熱衷。有過性行為，不排斥也不厭惡。”帶著對“我到底是什么人”的好奇，她成立了這個小組，“沒有想到會有這么多同道”。
全球最大的無性戀線上組織AVEN（the Asexual Visibility and Education Network）成立于2002年，迄今為止有70000多用戶—由于權威以及唯一（以及在圈子之外并不算出名），AVEN的用戶黏度很高。相比之下豆瓣 無性戀小組的成員分配會比較不可預測—在小組里，關于“無性戀是什么”以及“我到底是不是無性戀”的提問會反復地出現。而在資深成員Annie看來，“無 性戀最終就是一種自我認同。你覺得你是，你就是。”
在有性的語境里，浪漫之愛（romantic）的吸引總是與性的吸引相伴相生。但是對于無性戀者們卻不是這樣。在英語世界，他們自稱ace，在中文 里則叫自己小A。情況多種多樣：有的小A既不能感受到浪漫之愛，也不能被性吸引。有的小A能感受到浪漫之愛的強烈震蕩，但不會被性吸引。有的小A對性行為 極度排斥，有的小A則不—如果伴侶是有性戀，對他們有需求，他們可以配合完成，甚至也能感到興奮、被喚起。但是這僅僅是單純的生理機能的反應—在欲望上， 無性戀者不會受到他人的性吸引力吸引。
人 們往往很容易覺察出我們“多出”了什么，但是對于“缺少”的，尤其是在性這樣隱秘的領域—后知后覺太過容易。一些女性的無性戀者，會在很長時間里把自己感 受不到性吸引誤認為是個性上的害羞，另一種可能是被他們的伴侶認為性冷淡—但其實她們的生理機能完全沒有問題。在美國念心理學博士的孤鴻是在和她現在的先 生戀愛一年多后才知道自己是無性戀的，“我先生聽到后不感到驚訝，他早已注意到我對性的不熱衷”。他愿意陪太太一起上AVEN，而孤鴻也“不太介意發(fā)生性 行為，算是在無性戀者對性的容忍度較高的”，他們之間沒有太大問題，算得上無性戀和有性戀戀人之間比較幸運的組合。
在更多的情況下，做出妥協的往往是無性戀一方。雷蒙（化名）曾是無性戀小組里沉默的潛水者之一，他后來對記者表示：“男性和女性還不太一樣，女人沒有性欲，某種程度上并不減損她的美感。而男性沒有性欲呢？”他隔了很久打出一行字，“就像對整個世界放棄了進攻一樣可恥。”
雷蒙說他有過三個真愛。他偏愛御姐，能吸引他的始終是穩(wěn)定、成熟的女人。他本人長相清秀，脾氣十分溫和，在國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喜歡做飯，向往家庭生活。“如果不是因為asexual，我早就結婚了。”
清晰區(qū)分浪漫之愛的吸引力和性的吸引力對于雷蒙并不是難事——他的真愛們普遍有修長的身材，職業(yè)化的打扮，頭腦敏銳、談吐充滿吸引力。“我喜歡跟她 們聊天，講甜言蜜語，給她們做飯，一起聽音樂，開車帶她們去兜風，看演唱會，旅行……”所有普通異性戀情侶戀愛中能發(fā)生的甜蜜之事雷蒙都樂此不疲，但是他 的御姐們顯然不能接受他對性愛的冷淡。
“我可以做，我也有反應。”雷蒙說，“但是需要耐心的挑逗。以及，做完我會沮喪。我不喜歡。”
最后一位“真愛”是唯一不再咬定雷蒙是同性戀的。他們分手后，她刪了他的微信，他用別人的手機看過她的朋友圈：她分享了一篇關于無性戀的常識貼。
“對于無性戀的直男而言，最好的可能性肯定是找到一位同為無性戀的女友。”無法令他生機盎然的前女友們釋放欲望讓雷蒙挫敗：一種不亞于“無能為力”的挫敗，“不想”比“不能”更像是對征服的全面潰敗。
在修讀犯罪心理學和異常心理學的Annie看來，主流的心理學假定了人人都有“正常”的欲望，如果一個人沒有，必然是哪里出了毛病。這和此前異性戀 霸權世界假定只有男人對女人有興趣、人只能接收來自另一個特定性別的性吸引力一樣，“如果你不是多數，那么就是病態(tài)”。而在這個全面“性”化的世界，一些 無性戀者感到，比之性欲的泛濫（如性癮），如他們般對性的無欲看上去更令自己蒙羞。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社會學研究員凱瑟琳·哈金曾寫過一本名為《性感資 本》(Honey Money)的書，她將性資本與布爾迪厄所謂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相提并論，并認為其是一種綜合戰(zhàn)斗力超越后三者的資本—看，性是武器，一柄無性 戀者難以持有的武器。
在孤鴻和Annie心中，友情和愛情的區(qū)別并不重大—后者，或許是契約化了的友情，增添了一份承諾和責任。但是對于雷蒙這樣能明確感受到自己被“愛 意吸引”的無性戀者而言，困難恐怕才剛剛開始。“我想，像同性戀一樣，一些無性戀者會選擇形婚，與他們并不愛慕的、性需求不高或者同為無性戀的伴侶。畢竟 世俗的婚姻生活是有性的，大多還附帶有生育這樣的義務。”
羅密和朱莉：一個曾愛過老師，一個曾觀看艷舞表演
羅密和朱莉打算在春天舉行他們的婚禮。他們選擇了北京東三環(huán)外的一座公園，那里有一幅保養(yǎng)良好的草坪。朱莉會穿一件白色婚紗—當然，初婚的新娘都穿 白色，關鍵在于它由她信任的一位上海設計師設計，量身定做，為此她前前后后飛赴上海三趟，只為令婚紗與婚禮當天的她完美融合。羅密對這件事皺過眉：朱莉在 這件事上投注的精力和經濟都有點“超過”，仿佛整個婚禮，她只關注那條裙子，她和裙子才是主角，而不是和他。
但羅密也只是皺皺眉頭而已。他為他們的婚禮選定了Krug香檳，這差一點成為另一個爭吵點—她覺得太貴而他認為在婚禮上喝得好些完全不成問題。所幸 只是“差一點”，像情侶之間無數次一觸即發(fā)而終未觸發(fā)的戰(zhàn)爭一樣，他們最終憑借愛意和理智保持了忍讓—如果連這一禮儀都未習得，他們又怎么可能走入婚姻 呢？
會有一扇引門、12幅紗幔、600枝白玫瑰、172捧紫羅蘭和60多位賓客出現在羅密和朱莉的婚禮上。他們邀請的人不多，除了雙方的至親，便是兩人 的同學和密友。當然也有同事，以及上司。在羅密三番五次的懇請下，他的老板馬克更改了回新加坡探親的行程，不但答應出席這場婚禮，還自告奮勇擔任他和朱莉 的證婚人。馬克和太太結婚25年，有4個孩子，最大的孩子今年大學畢業(yè)—也打算結婚了。
羅密告訴我，他的老板很傳統，喜歡回家吃晚飯、每年都過結婚紀念日、婚戒戴在無名指上，當羅密告訴他，會在30歲生日前結婚時他看起來很欣慰，甚至“露出了父親般的笑容”。“他拍了拍我的肩，我想，它代表一種肯定和支持。”羅密收到了這個動作的含義。
30歲的羅密和31歲的朱莉都在創(chuàng)意界打拼，用他們自己嚴格的標準來看他們還“算不上事業(yè)有成”，但也無疑能令自己過上一份無憂的生活。在大學同學的眼里，他們情比金堅—在一起七年而仍然互相愛慕，最終走入婚姻。
羅密的母親曾經對朱莉比他兒子大一歲略有芥蒂（她心中的理想兒媳應該比羅密小兩歲），但朱莉以她成功的事業(yè)令準婆婆閉了嘴。朱莉的父母則認為羅密的 事業(yè)差了點意思（所有的岳父都認為女兒應該嫁給更好的人），不過羅密很聰明，很會說話討二老歡心，令他們得以自我安慰“女婿是有能力的，只是太年輕”。
朱莉大學時愛過她的老師，這段感情在他倆的戀愛進行到第三年時仍有揮之不去的余韻，但羅密選擇了假裝不知道。他自己則在澳門和東京享受過艷舞表演—“完全無可厚非的經歷，但還是不讓她知道為好”。他們都同意，一對情侶要定下盟約、結締永恒的關系，必須有愛情，也有秘密。
有時候他們覺得幸運：他們沒有在找到那個對的人這件事上大費周章，更多時候他們認為他們擁有的不過是一份普通的愛情。他們度過了特別年輕的歲月—那 時他們很容易失控，常常玩得筋疲力盡，現在他們依然貪玩，卻更多的喜歡上了享樂主義的那一套，精細、安逸。他們想晚一點生孩子，但不會不生。為此他們還鄭 重地做了婚檢，證實了雙方都十分健康。在此之前他們必須多積累一些儲蓄，以換一套更寬敞的住房。
這是所有來賓都會祝福的愛情。“當然，因為他們愛我們。”朱莉說，她如此相信。而對于那些不愛他們甚至不認識他們的人，去對他們描摹一遍以上這樣的關系會怎樣？我們知道，也同樣會收獲祝福與羨慕。
一段愛情能激起廣泛祝福的原因往往并不在于情感的系聯，而在于它提供了一種世間愛情之摹本：這樣的愛情是可向往、可參照、可復制的。安娜·卡列尼娜 和渥倫斯基的戀曲再緊張動人，它也不會進入“被祝福”的行列。當然，朱莉和羅密并不愿意相信，他們的愛情廣受祝福的原因在于它是如此的“政治正確”—它首 先有一對男女，他們有羅曼蒂克的基礎，有符合互不傷害原則的專一，有通往婚姻的物質基礎和意愿，以及撫養(yǎng)孩子的最終目標，甚至包括性—他們的“性趣”無疑 合理，起碼沒有傳出過任何“惡趣味”的丑聞。
他們如此自然地演繹了世界最喜聞樂見的愛情范本，并不知道這樣的幸運在情愛里其實只是一種偶然。
兩個人的世界：我選擇不要孩子
所有燃燒過的愛情都曾設想天長地久—永恒，絕對，并且無間。那是兩個人之中容不下其他任何事物的狀態(tài)。25歲的朱生豪曾一邊翻譯莎士比亞一邊狂熱地給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宋清如寫信：“姐姐，但愿宇宙只有我和你，世界只有平涼村那么大。”
在知乎的一個問答“無子女家庭（如丁克）怎樣妥善地安排晚年”下面，周祚的回答被贊同的票數頂到了第一。錢、生活方式、生死觀……他試圖從各種角度 理性論證丁克家庭養(yǎng)老會遇到的問題以及解決的可能性，但所有這些都敵不過他零星透露的幾句個人信息帶來的反彈：28歲，已婚三年，堅定的丁克。
“評論區(qū)里炸開鍋了。太多人嘲笑：你才28歲，你怎么敢說自己是丁克？人是會變的，到40歲你肯定會想生，到時候你就后悔了。”
周祚不知道如果不遇上太太蘇簌他會過一種怎樣的生活，但毫無疑問和現在的生活不一樣。他在一家文化公司當總經理，薪水頗豐但忙到腳不著地，“每天工作差不多12小時，沒有周末，一年開工360天。”
蘇簌則在家當全職太太。她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全職太太：因為家務或孩子而不工作，她每天的任務就是玩。“不要孩子、不養(yǎng)寵物、不開伙、不做飯，她每天 睡到自然醒、逛街、買任何她想買的東西、吃遍天下、打所有我想打的游戲、看所有我想看的書、去所有我想去的地方。她代我過我最想過的生活。”
雙方的父母對此自然是意難平。蘇簌的父母擔心什么都不做的女兒這樣下去會變“廢”，周祚的母親則不能理解為什么兒子和兒媳不能過一種正常的、相對均衡的生活，為什么所有的忙碌和壓力都由周祚一個人來承擔，兒媳則如同生活在世外桃源？
在周祚看來，如果他們像大多數夫婦一樣—兩個人都上班，每天帶著倦意回家，消除疲憊和恐懼起床就占去了一晚上大多數時間，那是兩個人的全面折損，更 是對庸俗生活的妥協。他喜歡像現在這樣：他極致地工作，她充分地、豐富地生活。就算還要趕回去加班，他也會飛奔去和她共進晚餐。這頓晚飯一般要吃上3小 時，因為他們仍然像認識的第一天那樣愛聊天、愛抬杠。如果說現在和開始有什么不一樣，那就是蘇簌有責任把她每天的發(fā)現告訴周祚，以完成她“代他生活”的要 務。
周祚用連綿的比喻來形容他和蘇簌的關系。“她是雙子座，我是獅子座，就像一對分裂雙胞胎養(yǎng)了一只大貓。我平時主要是寫策劃案，工作算和藝術搭邊，她 就是我的繆斯女神。有時我和她在一起又覺得是女王和首相，我負責打理一切事情，但是榮耀和權力都歸她。她說我們是破落貴族大小姐和出去流浪時身邊跟著的老 管家—對，我就是那個老管家。我倆在一起第一天我就跟她說，以后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出去討飯你都不用操心，老管家會幫你鋪好草席。”
兩人相識的時候周祚還是學生，“一文不名”，蘇簌則早已是一名成功的白領，她那時是一家娛樂公司的宣傳總監(jiān)。他們在彼此身邊徘徊了三年，沒發(fā)現愛， 直到愛上時才驚覺投緣至此。“我們倆都是那種外表能服從社會的規(guī)則、但內心極度叛逆的人，有很多神經病想法。我們都不喜歡小孩，但如果不是碰見了一個同樣 丁克、同樣覺得應該把自己內心的聲音堅持到底的人，我們可能就妥協了，跟一般人一樣結婚生子，過著—肯定不如現在有意思的日子。”
周祚高中的時候喜歡讀黑格爾、聽巴赫，大學學了德語，愛上了戲劇，畢業(yè)后一開始做的都是戲劇制作人的工作，“非常艱難，一窮二白”。蘇簌曾經半個身 子混在娛樂圈，但其實也是個“書呆子加文青”。在周祚看來，和他結婚，蘇簌下的賭注其實比他更大：大多數女性都會選擇通過要一個孩子來保持婚姻的完整，但 蘇簌對兩個人的世界有著十足的信心。她相信她自己、也相信他，相信兩個人的成長和變化無窮本身能創(chuàng)造出的深刻關系。
知乎問答下面的一部分評論讓周祚感受到了來自多數派世界的“惡意”。“最常見的‘勸生’論調就是我們是過來人，不生你一定會后悔。”而周祚堅信，一 個人只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就談不上有后悔一說。“我們倆本來都不喜歡小孩，但變成堅定的丁克是在和對方在一起后，”現狀的親密無間讓他們覺得美滿—甚至 不愿意嘗試去容下一個孩子，更關鍵的是，他想看看如果兩個人選擇堅持一種瘋狂、嘗試一種不那么制式化的生活，有沒有不被議論、不被打擾地踐行的可能？以 及，他們到底能堅持多久？
蘇簌曾經和周祚討論，如果等他們老了突然想要一個孩子，“那就收養(yǎng)好了”。“很多人說要孩子是為了練習愛，讓自己更完整，世界上已經有那么多孤兒， 把我們的愛分給他們都分不過來。”他們都不覺得“自己的基因有神奇到非要傳播下去不可”，這顯然很難讓雙方父母接受—周祚說，談判的砝碼只有兩個：經濟獨 立，內心強悍。
“我一直認為，在生孩子這個問題上，選擇丁克的人比大多數決定要孩子的人思考得更多。我們或許是對世界太悲觀，在把世界改造得足夠好之前，不想主動 帶一個新生命來到地球。”但偶然地，周祚也有過短暫的自我懷疑：他不希望他們選擇不要孩子僅僅是出于對一份巨大責任的逃避。“那樣就變得毫無成就感了，那 是懦弱。”
雙面衣柜：我是一個雙性戀者，曾背叛我的同性戀人
對于Chris而言，結婚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取得阿菲的原諒。
那時她們高三。Chris是每個班級都有的那種很男孩子氣的女生：高個，短發(fā)，打籃球。和男生是哥們，摟著一群美女叫“老婆”。Chris聰明，成 績好，“但其實很孤獨”。“感覺男生女生都沒有把你當真朋友的，雖然每天進進出出一群人左擁右抱。”直到老師調了座位，阿菲成了她的同桌。
阿菲是班上的林黛玉，之前Chris對她的印象除了英語不錯，就是上課被老師訓哭過。柔弱的女生還蠻惹人愛的，她心里想，阿菲坐在旁邊，安靜得像一團空氣，皮膚白得能看見青綠色的靜脈，塞著耳機，聲音開得很大。Chris湊近去聽，很奇怪的音樂，“她告訴我叫地下絲絨”。
她們戀愛了。在21世紀剛開始的那一年、在保守小城的重點中學、在高考倒計時牌寫著108天。“其實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的性取向—我甚至沒有這個概念，只是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不像其他女生那樣對帥哥有興趣。我沒想過我會‘愛’女生，這還是阿菲告訴我的。”
阿菲看過《孽子》，阿菲告訴Chris張國榮是同性戀，阿菲會在班里人議論毛寧紅豆時輕蔑地說“懂什么啊”，阿菲會在英語課堂筆記上默金斯堡的詩 句。盡管那個四月五月Chris記得她每天都拽著阿菲的手在教學樓里狂奔，但她知道：窗戶是阿菲打開的，她是那個坐享其成的幸運兒，只用管張開嘴巴呼吸新鮮空氣。
在東亞對女同性戀者的傳統劃分中，Chris知道她的角色是T（即tomboy，傾向于陽剛、男性的一方），但有時她也覺得不安：在這段關系中，阿菲顯得比她更沉著，更堅定，對自己的身份認定更有信心，這些讓Chris為自己內心偶爾的漂移感到羞恥。
變故在大三那年終究是發(fā)生了。一個學長追求Chris，一開始Chris還拿這事和阿菲打趣地講，阿菲笑著警告她“要跟男人跑也該是我”。一個月后Chris在好奇中和學長上了床，后果讓她難以接受：她的感覺居然一點也不糟糕。
Chris知道阿菲崩潰了。在拉拉的圈子里，P（相對于T的角色，偏女性化的一方）愛上男人是常有之事，但她和阿菲——這對神仙眷侶里居然是作為T 的一方的她被男人追走了，她無法想象這讓驕傲的阿菲如何自處。而她自己同樣也心亂如麻：她在愛過阿菲之后，愛上了學長，她是認真的，并非游戲。
“如果不是學長，那兩年我大概已經崩潰了。我背叛了阿菲，同時覺得自己背叛了整個圈子。我是拉圈的叛徒，而且叛得這么明目張膽，不顧大家的情面。” 她和學長一起走在校園里，以前拉圈里混在一起的那幫朋友，眼神會直勾勾地戳過來，有次有人直接隔空對著她喊，“你看就是那個不要臉的，現在居然跟男人在一 起，裝什么小鳥依人”。由于愧疚和恐懼，Chris在分手后完全沒有辦法做到和阿菲聯系，半年之后，阿菲退學。
“狗血而幸運的是，我和學長居然是真愛。”Chris坐在我面前，抿了一口酒，吐出一個臟字。“生活就是這么奇葩。我傷害了一個非常無辜的人，可能 會讓她對愛的信心都瓦解，為什么我沒有受到懲罰？但有時候我又想，我受到了，雖然我有一段很好的感情，但沒有一天我不被愧疚折磨。”
在性少數派的世界內部，依然存在著一套自己的“政治正確”。在大多數男同志和女同志的圈子里，看待雙性戀的眼光如同整體的異性戀世界對同性戀的打 量：懷疑、憤怒、敬而遠之。雙性戀被認為是輕浮的、隨意的、不可靠的，世界對于他們而言太多誘惑，這會讓他們的伴侶安全感全無。Jade，一名27歲的男 同志，告訴我：“我交往過一個雙性戀男友，那簡直是我最差的經歷，那時候我覺得全世界所有人都是我的情敵。”
Ixtab是一位活躍在豆瓣的雙性戀者。“我是通過拜坊(Bi the Way)—臺灣的雙性戀組織，也是亞洲第一個雙性戀小組完成自己身份認同的。”她在郵件中說。夜西，拜坊在豆瓣的主持者之一認為：人人都有可能是雙性戀， 因為情欲是流動的。情欲從一個性別流動到另一個性別，就和從一個個體流動到另一個個體一樣正常。“如果交往一個雙性戀，就認為全人類都是情敵，那么異性戀 也不好當，可是哪個異性戀者會瘋狂到認為自己有35億情敵呢？”
有時候，Chris很希望阿菲早已知道了這一切。“她那么敏感又好學，我覺得她一定會上拜坊，她會知道的。”她不知道如果時間拉回到8年前，她有沒有勇氣對阿菲說：我是雙，我愛女人，也愛男人。“那時候我們以為出柜就是頂天了，卻不知道衣柜還有那么多扇門。”
名人的腳本
柯南道爾筆下人物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os)和美劇《生活大爆炸》中的謝爾頓·庫珀（Sheldon Cooper）都是流行文化中典型的無性戀者形象。
地下絲絨樂隊主唱勞·瑞德（Lou Reed），曾因雙性戀傾向被保守的父母逼迫接受電擊治療。
搖滾巨星大衛(wèi)·鮑伊（David Bowie），1972年以外觀華麗和雌雄同體的Ziggy Stardust形象出現，宣告了華麗搖滾時代的到來。
英國作家簡·莫里斯，1924年生，1972年時，作為4個女兒的父親接受了變性手術，由“James Morris”變成了“Jan Morris”。
王小波曾說，他和李銀河選擇丁克；李銀河則說，小說就是王小波的孩子。
法國色情文學鼻祖薩德，奧地利虐戀小說家馬索奇，薩德馬索奇綜合征（sadomoschism，即sm，施虐-受虐綜合征）即以他們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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