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上癮癥和抑郁癥的倫敦私人診所Lifeworks的高級臨床醫師菲利普"約瑟琳（Philip Joslin）相信，裁員“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生存問題。它還威脅到人們的個性。”
隨著經濟放緩，人員被裁，倫敦金融中心接受精神病治療的人數正在攀升。提供精神病私人治療服務的Capio Nightingale Hospitals首席執行官馬克-比德爾（Mark Beadle）表示，到其診所治療抑郁癥或焦慮癥的倫敦金融城員工數量已增長30%至40%。
然而，裁員造成的心理影響不僅局限于那些被裁員工。倫敦中部私人診所Haswell， Martin & Rose的臨床醫生兼合伙人克里斯廷"馬丁（Christine Martin）表示：“裁員帶來了很多問題——對于失去工作的人，對于沒有被裁的‘幸運者，以及負責裁員過程的人力資源專業人士等。”
銀行人士面臨的壓力最大，因為金融服務業正處于低迷的核心。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預測，2008年至2009年期間，信貸危機造成的附帶影響，可能導致倫敦金融服務業多至4萬人失去工作。
Lifeworks負責人堂-瑟拉特（Don Serratt）表示，金融服務業的文化讓員工更容易在經濟低迷時期感到極度焦慮。瑟拉特曾是貝爾斯登（Bear Stearns）和奧地利信貸銀行（Creditanstalt Investment Bank）的銀行家。他表示，倫敦金融城吸引了才干出色且工作努力的優秀人才。“一些人認為，無論情況好壞，地球都繞著他們轉。當環境好時，他們感覺自己像是宇宙的主人，但當泡沫破裂，他們則很難接受。這可能是破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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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發現，今年前6個月，報名參加其“受損專業人士”項目的人數比一年前增加了20%。參加這種住宿課程的人，絕大多數都是擔任高級職務的倫敦金融城員工。
但隨著金融服務以外的行業也開始裁員，裁員將給整個經濟體內的人都帶來問題，不僅僅是金融城。它常常令人們對自我產生懷疑。馬丁表示：“除了經濟憂慮外，裁員還提出有關存在的問題。換言之，如果不工作，那么我是誰呢？”
工作場所的劇變會削弱員工的安全感，尤其是在裁員不是一次性的時候。馬丁表示：“就連那些逃過第一劫的員工，也會對自己的工作是否安全感到不確定。他們擔心的是‘這就完了？’”
《金融城的弗洛伊德》（Freud in the City）一書的作者、瑞銀（UBS）投資銀行部門前副董事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曾孫大衛"弗洛伊德（David Freud）表示，工作場所權力網絡的任何變動都可能令人非常不安。“在繁榮時期掌權的人不是那些在衰退時控制局面的人。突然之間，掌權者變了，你所有的網絡都變得不確定起來。”
“你不得不向不同的人解釋你決策的合理性。這是一場徹底的轉變，你感到無法控制。在上升時期的宇宙主宰如今變得極度敏感，因為他們所有的權力基礎都已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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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還意味著，員工不得不承擔更多的工作量。Capio Nightingale Hospitals醫療主任、上癮癥主治精神醫師威廉-沙納安（William Shanahan）并不認為，我們被“信貸緊縮抑郁流行病”控制了，但他表示，他的許多客戶工作更加努力；一些人“拚盡全力”，這可能造成“皮疹甚至短暫癱瘓”等身心反應。
他表示，科技夸大了更努力工作的潛力：“黑莓（BlackBerry）和手機意味著，人們沒有很好地管理自己的時間。他們甚至在假日都不能放松，這可能影響到他們與家人的關系。”
馬丁稱，一些保住工作的人存在“幸存者負疚感”。盡管她沒有將這類問題與重大災難幸存者所受到的創傷劃上等號，但她表示，它會對人們造成影響，“讓人們對自我價值產生質疑，問自己為何獲準留下來，而其他人要則要離開”。
它可能還會帶來被排斥的感覺。“在大公司，留下來的員工和即將離開的員工之間存在一堵墻，”她表示。“幸存者被排除在磋商過程之外——很高興如此，但留下來的人和可能失去工作的朋友之間出現了障礙，因此無法再像以前那樣共處。&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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