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尹衛東當選河北省“有突出貢獻的專業技術人才”，當年23歲的他是56位“人才”中最年輕的一位。19歲，發現“以人胚肺二倍體細胞分離一株甲型肝炎病毒”；22歲，完成“甲型肝炎酶聯免疫診斷試劑”的研制。尹衛東搞科研的大路似乎明亮而平坦。
尹衛東卻并不甘心。為了讓科研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從論文轉為疫苗，真正使得病的人越來越少，尹衛東勇敢地邁出了由體制內到體制外，由醫生到企業家的重要跨越。
潘、陳二人引我進中關村
若不是潘愛華、陳章良的出現，現在的尹衛東，可能是“尹研究員”、“尹教授”，卻不一定是在中關村乃至全國享有盛名的北京科興公司的“尹總”。
在位于北大生物城的北京科興辦公樓，二樓一側走道的墻壁上，依次排開掛著10多幅風景照，細看上面的印章——“陳氏攝影”。這組名為“生物學家看世界”的攝影作品，就出自陳章良之手。可以看出，在同為攝影發燒友的尹衛東心里，潘愛華與陳章良的知遇之恩猶為深厚。
“當時，從實驗室跳到中關村，也做了很大的思想斗爭。”回憶起自己的發展歷程，尹衛東這樣說。
由于成功地分離出甲肝病毒TZ84株（沿用至今），當年的尹衛東在河北衛生領域已經小有名氣。1985年，河北省科委撥款8萬元支持其將科研成果轉化成診斷制劑，這在當年對他來說可以算是天文數字。
1987年，尹衛東主持研制的“甲型肝炎酶聯免疫診斷試劑”獲得成功，與國際標準試劑的符合率達到95％以上，批量生產售價不到2塊錢。他又一次獲得各種榮譽，還被提拔為病毒科主任。
論文、晉升、光環和榮譽……尹衛東也想過，就這樣一直在自己的地方“當雞頭”，不去北京當“鳳尾”。
可是，1988年上海的甲肝大爆發，改變了尹衛東的想法。當時，31萬人患上甲肝，死亡47人。到90年代中期，跨國公司的甲型肝炎滅活疫苗進入中國，他們在北京等大城市推廣時，一手拿著進口疫苗，一手拿著國產疫苗，幾乎所有家長都選擇進口的。因為當時國內只能生產甲肝減毒活疫苗。可一劑進口的甲肝滅活疫苗要四五百塊錢，相當于一個家庭幾個月的收入。
專注甲肝病毒研究的尹衛東被刺痛了。“僅僅有了榮譽，有了辦公室里的論文和研究有什么用？甲肝發病還在繼續！我一定要做一種便宜的，中國孩子用得起的高品質疫苗。”1999年，甲肝滅活疫苗獲得新藥證書，可是為了將疫苗產業化，尹衛東已經在國內外奔波了好幾年。
恰在此時，得知唐山有此技術的潘愛華、陳章良找到了尹衛東，力邀其到北大生物園一展身手。下定決心的尹衛東由此結緣中關村。
2001年，尹衛東帶著他的團隊來到了北京，北京科興由此誕生，而中國第一支甲型肝炎滅活疫苗也終于在2002年順理成章地投放市場。北京科興，也同當年的尹衛東一樣，因甲肝疫苗而名揚全國。
“如果不是潘、陳，我怎么會想到來北京，怎么知道中關村；如果不是來了北京，來到中關村，來到北大生物城，哪里來的融資機會，哪談批量生產和銷售啊。”尹衛東這樣描述自己事業上的第一個里程碑。
中關村支持企業干實事
2003年，突如其來的非典，再次把北京科興和尹衛東推上了風口浪尖。雖然面對非典，我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但是，百年未遇的疫情確實讓大家感到了害怕。
“怎么辦？”聽說老百姓們已經開始搶購中藥，深諳疾病防控的尹衛東知道這種方法實在行不通。
首先，中藥只是心理安慰，不會對預防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其次，如果十幾億人都搶購中藥，那么，沒有任何一種藥是夠量的，必將引起更大的恐慌。焦急的尹衛東立刻寫信，通過中關村管委會向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劉淇表示“大炮不能上刺刀，解決疫情還得靠疫苗”。
按照尹衛東的思路，一方面要加緊疫苗研發，另一方面，要向公眾高調宣布此事，給大家信心和希望。
此時，面對真想做事的尹衛東，中關村管委會給予了大力支持。
尹衛東給市政府的信發出后，中關村管委會非常重視。時任管委會主任的戴衛撥給北京科興100萬元當做“路費”，使他得以開始找實驗用的猴子、找P3實驗室。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范伯元用一整天的時間，親自陪尹衛東在北京找合適的P3實驗室。時任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的劉謙、副院長何維一路綠燈地支持尹衛東這種“站出來”的勇氣和決心。在北京科興的辦公室內，劉謙與尹衛東半小時便談妥SARS疫苗的研發部署，并同意由北京科興牽頭研發。
雖然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完成SARSⅠ期臨床的單位，但在尹衛東嘴里，當時的北京科興卻是個“小破公司”，因為“融資的1億元全都蓋了廠房”。可就是這樣規模的公司，卻足以讓“中國向世界宣稱，我們防治非典取得成功！”
左起：中關村管委會主任郭洪，市委常委、中關村管委會黨組書記趙鳳桐，北京科興總經理尹衛東，原中關村管委會主任、現市政府秘書長戴衛
那是非典末期的一天，尹衛東去一個發廊理發，當天的青年報刊登了非典疫苗研制成功的新聞。一位理發員高興地對周圍人說，“這下可好了，有疫苗了，不用再害怕了，咱們的生意也該好了”。那一刻，尹衛東深深地為自己的工作感到欣慰——可以安撫民心，可以讓百姓放松心情，這就是疫苗工作者的貢獻。
回憶起那次戰役，尹衛東說，可能是潘、陳身上那種憂國憂民的精神感染了自己，也正是因為身在北大生物城，身在中關村，這事兒可以做成，“這就是相互給予信心”。
在中關村能摸到國際脈搏
“我們戰勝了SARS，也一定能戰勝禽流感。”——這是研制禽流感疫苗期間，北京科興內部掛著的一條橫幅。
作為最早開始研制人用禽流感疫苗的公司，北京科興在2004年初就敏銳地嗅到流感的危害。當時，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的會議上，大家討論的，除了SARS，更多的還有可能由禽流感引起的流感大流行。
站在“中關村這樣的前沿，能夠摸到國際的脈搏”，于是尹衛東在北京科興提出“兩手抓”的打法。一手繼續做甲肝等傳統疫苗，一手專門干世界上沒人做過的事。一手做仿制，一手做創新。
當時，禽流感（H5N1）剛剛開始在全球傳播，中國江西、安徽等地亦出現禽間的禽流感，但并未出現人感染禽流感的案例。因此，一些科研實力、研發條件比北京科興雄厚的機構認為，本國沒有病例，不必研究人用禽流感疫苗。
北京科興抓住了這個機會。2004年3月初，北京科興聯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開始人用禽流感疫苗的研發，獲得科技部700萬元的經費支持。2005年10月，疫苗進入臨床實驗。
2005年底，衛生部首次確認，中國出現兩例人感染H5N1患者。
此事牽動全國上下。為疫情憂心忡忡的溫家寶總理專程來到北京科興，穿上工作服進入實驗室和車間。聽了工作人員的介紹，看到疫苗的進展后，總理的心踏實了許多。他還在當天的辦公會上說：“我今天在科興公司學了一個新名詞，叫‘佐劑’。我們政府要做佐劑，不要做干擾素。”
能用自己的科研成果讓總理放心，尹衛東心里頗感欣慰。他還開玩笑地說，“疫苗的事交給我就行了，總理放心，這是總經理的事兒；總理管那些國家大事兒。這就是總理和總經理的分工！”
“干真事”就是中關村精神
做SARS疫苗，撫慰了民眾；做禽流感疫苗，是有備無患；接下來，甲流疫苗的研發進行得更加順暢。“如果你是北京人，那么你接種的免費甲流疫苗，一定是我們北京科興的。”一位科興員工興奮地對記者說，可以感受出他心中深深的自豪。
2009年4月13日，墨西哥發現首例人感染甲型H1N1病例。十多天后，美國CDC確認在美發現20起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例。疫情迅速在全球蔓延。H5N1在動物間是100％感染，100％死亡，對人感染率低，但病死率高。H1N1引發的是流感大流行，病死率低，但傳染性強，而且病毒存在很大的變異可能，乃至引發第二輪傳染高潮。
H1N1也是尹衛東面臨的一場戰役。它考驗的是北京科興對于一種新發傳染病疫苗的全產業鏈運作能力。這也是新疫苗能否成功商業化運作的基本前提。
從6月8日獲得由世衛組織提供的疫苗生產用毒株，到9月2日甲型H1N1流感疫苗正式獲得生產批準，短短87天的時間，北京科興證明了自己能行。
作為世界第一支甲流疫苗的研發公司，北京科興再次震驚了世界！CNN記者采訪尹衛東時提出：是不是因為北京承辦了奧運會，所以人人都有爭第一的精神？
“爭第一？不！那些都是虛的。我只是在想，美國只有3億人口，而疫苗生產能力是6億；我國有13億人口，而我們的疫苗生產能力是1億。所以我們比他們更加緊迫。”尹衛東私下對記者說。
“全世界那么多國家同時在做的事情，為什么只有中關村的企業做成了？那是因為中關村支持企業創新，管委會給了大家最大的自由。對創新的真正理解，中關村是最準確的，也是做的最好的。大家都想當比爾·蓋茨，這就是一種精神。”
尹衛東是個膽大的人。別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最初世界衛生組織和美國的專家們都預測甲流疫苗需要打兩針才有效，他敢根據自己的研究結果第一個站出來說“打一針就管用”，并且最終獲得了國際上的認可。
“支撐膽大，靠的是科技力量。在中關村這個地方，開門就是神仙。”尹衛東講起2003年10月發生的一件事，那時，公司缺少一名做SARS疫苗DNA的研究人員，發出招聘啟事后，10月3日馬上就有一名博士前來面試，面試完的當天就開始上手做了。“那是在十一休假期啊，而且這位博士的專業水平確實非常高，一周就有了進一步的研究結果。”至今，那次應急招聘來的高虹博士，仍然在北京科興做學術培訓工作。中關村的高級人才儲備，也使北京科興在科技力量上“腰板倍兒硬”。
作為上世紀80年代連續幾屆的河北省“老青聯委員”，尹衛東深感組織和交流的重要性。“大家在一起互相學習和溝通，這種形式非常好。至今我對青聯還有深深的感情。”同樣，如今的尹衛東，已經在中關村找到了這種歸屬感，“中關村是寶地，是高地，區域的活力和動力就在此。我感覺，北京科興已經深深融入中關村的區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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