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祿 趙慕蘭
一般來講,高技術區域是指依托高技術資源、發展高技術產業的區域。在我國,高技術區域主要就是指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重點是54個國家級的高新區。國家級高新區是在迎接世界新技術革命浪潮的挑戰,各國不斷加強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國內深化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誕生的。它的建立和發展順應了國際競爭和新技術革命發展的潮流,也與國內改革開 放相吻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產物。自1988年國務院批準建立北京市新技術產業開發實驗區我國以來,至2007年國務院批準寧波高新區升級為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全國已成立54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研究高技術區域的創新指標是一個前瞻而又符合中國國情的課題。一方面,要在國內高新區與國際高技術區域架起溝通的橋梁,推進高技術區域間的合作和發展;另一方面,能夠對國內高技術區域的發展方向起到引導作用。研究創新指標在國內已經很有基礎,國家科技部調查并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能力報告》、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楊開忠教授編制的“區域新經濟評價體系”等在國內都有影響。同時我所長期從事區域創新能力研究,承擔過多項涉及創新指標的研究課題,其中,2001年承擔的中國國家科技部軟科學研究課題《京滬深三代創新經濟比較研究》、2004年承擔的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委托課題《中關村科技園區“二次創業”戰略研究》和2005年承擔的研究課題《世界一流科技園區比較研究》都涉及高技術區域的創新指標設計。其中后者更是圍繞全球10個高技術區域進行比較分析,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礎。本文將以以上三個課題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分析提出適合中國高技術區域創新特點的指標,希望能夠引起其他國際高技術領域研究者的共鳴,形成廣泛共識,推進高技術區域創新指標研究的深化。
一、目前創新指標的研究基礎
(一)京滬深三地創新經濟比較
研究目的
北京、上海、深圳是我國創新能力較強的區域。不同的是,三者之間創新各有特色。北京在創業活力、科技實力和創新服務等方面實力較強,深圳在資金狀況、人力資源等方面領先,而上海則在多方面居于兩者之間。探尋三地創新能力的強弱和側重點,將有力推動三地創新能力的繼續提升。
指標選取的原則
反映地區的創新性。在指標體系設計上要體現創新經濟的內涵和特點,在指標選擇和評價方法上必須適應創新的特點。
反映創新的系統性。創新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到與創新相關的各個方面如國際化、信息化和人力資源等。
有限指標的原則。衡量創新的指標,不可能做到窮盡,只能做到有限指標。
指標體系的設計與指標選擇
最終的指標體系是1個一級指標,8個二級指標,30個三級指標。一級指標表示最終的評價結果,二級指標表示創新的要素、要素活動和產出等八個方面,三級指標是反映八個方面的具體可獲取的具體數據。
(二)世界一流園區的比較借鑒
研究目的
對世界一流科技園區的比較研究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對國際競爭局勢變化的理解。過去30年,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中國制造”已經享有全球聲譽,但是國際競爭層面仍然偏低,需要有高端的區域和產業參加到全球分工體系中去,高技術區域是當前最佳切入點。這就需要全面了解國際上高技術區域的成功實踐,分析其成功關鍵要素,洞悉其發展規律和發展模式,評估中國高技術區域與這些園區的距離和差距,獲取應該改進的方向和重點。本次研究力圖嘗試使用量化指標表達世界各個園區的發展狀態。
方法
簡單理解“世界一流科技園區”,就是在世界范圍內比較成功、具有較高知名度、產業特色突出的科技園區或者其他類型的區域。課題從權威性、嚴肅性和可比性出發,慎重選擇了三類8個比較對象。第一類是“高新技術產業園區”,包括美國硅谷、印度班加羅爾和臺灣新竹,都是享譽世界的高科技園區,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典范區域;第二類是“研發主導型園區”,包括英國劍橋、法國索菲亞和韓國大德,都是世界級的研發創新中心區,科技創新能力十分雄厚;第三類是 “國家型產業園區”,包括愛爾蘭和以色列,原因在于兩個國家面積小,但是產業特色突出,愛爾蘭的軟件和以色列的電子信息產業在全球享有盛譽。
同時,研究人員創造性地把產業經濟學中“SCP”理論運用到了科技園區分析中,并對SCP理論進行了擴展。傳統的“SCP”理論是指“市場結構、市場行為、市場績效”,能夠準確反映一個產業,本研究把三個研究層面拓展為四個研究層面,基本確定了“績效、機制、要素和環境”的分析框架,績效是園區發展的最終表現,要素是園區發展的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