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關村IPO的企業有24家，而硅谷IPO的企業只有一家；在2010年，硅谷上市企業有11家，中關村上市企業則有39家。“我到美國去，只要一說出這個數字，美國人都很吃驚。中關村去年一年到紐交所及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就有13家，美國人不光是對13這個數字吃驚，對每一個上市的公司個體都表示肯定。”長城企業戰略研究所所長王德祿說。從這點來說，中關村的創新活力遠遠大于硅谷，也大于全球其他高新區，堪稱全球第一。
在王德祿看來，一個園區是不是創新，要用更多的創業來感覺，創業企業數和上市企業數是衡量園區創新能力的最重要指標。王德祿說：“每年新增創業企業數越多，說明這個區域的內生發展能力越強，經濟發展后勁越大。硅谷每年誕生1.2萬~1.5萬家企業，死亡近1萬家企業，凈增2000~3000家企業；中關村每年誕生3000家企業，死亡近2000家，每年凈增1000多家，這些創業企業正是日后一批批大公司的雛形與前身。”聯想最初創業也不過幾個人、20萬元。當初王文京、嚴望佳是“背著書包一派學生模樣”，今天都擁有“一大片房子”和一個知名的企業。科技部火炬中心原主任、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會理事長張景安對此感觸良多，直到今天，發現了優秀的創業者，他甚至會親力親為幫助他們到中關村來。張景安認為，能不能吸引一流人才決定了中關村是否有競爭力，因此，一雙能夠識別像比爾·蓋茨那樣創造奇跡的創業者的慧眼比腐朽的管理思想和僵化的人才指標更重要。
孵化器、一站式服務、局部優化環境等是政府改革的重要方面，也是服務型政府的體現。然而中關村近幾年創業成本不斷攀升，很多企業家認為缺乏草根創業的環境。創業環境受限，將會影響中關村持續創新的活力。
對此，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原委員趙慕蘭表示，“如果你想找當初電子一條街上那種小平房的創業環境，的確是不可能了，但不能因此就說中關村沒有創業環境了。而且，那個時候電子一條街上那些破爛的小平房，每平方米日租金已經達到1元了！現在的確整體創業成本提升了，但這是普遍性的問題，不說明中關村不歡迎創業。中關村那么多樓宇、那么多孵化器、那么多大學科技園，就找不到企業辦公之地？中關村有多少企業就是從一張辦公桌開始起步的！”
王德祿則認為，如果現在一個創業者把自己的家當都花完了去創業，這是不鼓勵的，那種依靠自己投入資金滾動發展的創業邏輯已經過時了。創業者必須從創業開始就有天使來投資，燒的是別人的錢。中關村天使投資環境很不好，很難以這種模式支持大量創業者去創業。這種情況下，就更需要創業者改變想法，在創業之前就盡可能地去找天使投資。
“創新創業是中關村的靈魂，什么時候都不可能放棄，尤其是創業。實際上通過創業來實施科技成果轉化是最有效的途徑。”在趙慕蘭看來，中關村代表了中國新興產業發展的機會。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市場需求層次非常豐富。創業者只要抓住一個細分領域的細分市場，就有可能創出一番天地。中關村技術源頭也多。技術源頭想在市場上找到位置，第一腳就會踏進中關村，其實就是在找市場的機會。
“中關村既然強調創新創業是靈魂，那對中小企業的扶持和宣傳力度就不應該減弱。”趙慕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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