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不僅僅是將中關村與硅谷這一世界創新中心相連接的橋梁，更是使中關村加速成長為世界創新中心的關鍵。
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發展的背景是全球創新中心東移。隨著科技創新深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在創新領域，跨國界、跨區域的交流廣度不斷擴大，內容日益深化。在市場規則下，創新要素總是朝著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向流動，并最終形成聚集，使得創新資源的集聚地——創新中心也在不斷地誕生、成長和演化。在全球化的推動下，產業與創新資源按照市場規則全球布局，全球資源重組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近年來受到次貸危機的影響，歐美等國經濟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國家或地區整體的經濟勢頭受到遏制，創新活動趨于平緩，但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勢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使得各主要國家的經濟發展發生了結構性的此消彼長。在這一背景下，以硅谷為代表的全球創新資源及創新活動已經開始向中國流動。深厚的產業發展基礎、科研創新基礎和人脈網絡基礎，使得北京尤其是中關村地區成為中國承接國際創新要素轉移的最重要目的地和棲息地。
在這一背景下，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聯系成為北京對接全球創新資源的重要渠道。相關網絡理論表明，人脈網絡由于其網絡結構和生成方式，會顯示出強烈的“馬太效應”，即越是鏈接多的節點，其鏈接增長的速度越快。在現實中，通過硅谷中關村這條由創新人員搭建的網絡，中關村更容易獲得新的創新資源注入。另一方面，創新資源的流動和轉移并不是盲目和隨機的，在創新資源的匯聚過程中，對于要素、資源的分配成為決定創新區域效率的關鍵因素。發達的人脈網絡作為硅谷地區的創新基礎，延伸到中關村以后本身就有很強的產業組織能力和特點，通過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創新資源在跨越太平洋落地的過程中就發生了分配、組織和調節，而這種組織調節則是在市場經濟規律、創新規律的基礎上發生的，專業性和組織效率都大大超過了傳統計劃經濟下政府主導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產業發展官僚化、形式化、運動化和尋租化的弊端。
對于北京市來說，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的效用甚至超過了發展新興產業本身。隨著北京市整體進入后工業化社會階段，這座擁有2000萬人口，既古老又年輕的千年首都在城市定位、經濟結構等各方面都面臨前所未有的轉型。在此背景下，北京市不斷探索，提出了“世界城市”建設目標。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設是一項長期的、極富挑戰性的工作，既需要在觀念領域大膽突破和創新，也需要有全局高度的設計和規劃，同時離不開專業化的服務和真正國際化的產業。而這些歸根到底需要的是一支高水平、國際化的隊伍。同時，由于北京市特殊的政治地位，還要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中國的現實國情，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是在這一“世界城市”建設過程中可以依賴的渠道和力量。可以說，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中的成員，是當前情況下教育水平最高、國際化程度最高、同時也對中國最熟悉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長期在產業、創新一線工作、學習和創業的經驗，使得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產業的邏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而這對于傳統的依靠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行政決策機制是最好的外部補充。同時，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的組成是成員間的私人聯系以及社會化的民間力量組織，從當前各國的經驗來看，“世界城市”的基礎是一個龐大的“市民社會”，其中公民對于社區的自發組織、參與和管理與先進的基礎設施、政府的大量投入相比更加重要。硅谷中關村人脈網絡在中關村的落地，對于填補政府—市民間的組織空缺，探索良好、和諧的社會組織建設也是一個難得的借鑒和示范。
硅谷中關村人脈串聯的是中美之間兩個最大、最活躍的創新中心，其中快速流動的創新要素，如技術、資金則是完全國際化、不帶族裔色彩的。硅谷成功的關鍵因素在于對于國際化創新要素的充分利用。歷年硅谷指數中除了密切關注硅谷地區的人才流動，尤其是跨區域高級人才流動之外，對于國際專利合作、技術轉移和國際風險投資等反映跨國創新要素流動和合作的指標都進行長期關注。而隨著中關村創新能力的提升，產業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將會吸引更多的國際化創新要素——不局限于硅谷，也不限于華人，渠道多樣化、來源多元化、要素國際化將會是下一個時期中關村這一新興的中國創新中心在世界創新地圖上嶄露頭角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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