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寶劍研究員講述中關村往事

 

編者按：

 

195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丘寶劍（1923~2009）作為中科院第一批人員遷入中關村。本文記述了50多年前的中關村往事。滄海桑田，可堪回首。

 

 

1953年3月，我從北京外語學校（北京外語學院前身）調至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工作。當時地理所尚在籌建階段，準備由在北京的竺可楨副院長領導的中華地理志編輯部和在南京的地理研究所合并成立。我去編輯部報到后即到南京地理所工作半年，10月回到北京，接替左大康（準備留蘇）任編輯部秘書。編輯部原在北京東城區干面胡同辦公，宿舍則借用嚴濟慈先生住宅的前院，院部要我們盡快遷入中關村新建的房子。

 

一天，我和左大康、曾尊固（后任南京大學教授）、李濤（后任遙感應用所研究員）四人去看房子。建造好的只有由北而南、互相聯通的四棟二層樓房，說可以由我們任挑一棟。我們挑了陽光充足的最南一棟，樓上辦公，樓下住人，比城里的房子寬敞多了，我們都很滿意。可仔細一看，水、電未接通，喝水、吃飯、取暖都成問題，根本無法立即搬來。基建負責人說，水、電可立即接通，取暖等問題也可在11月15日前解決。恰好我在物理所建筑工地遇到管理員趙同志，他是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在北京外國語學校任炊事員時和我認識，愿意幫我們的忙。他說：“物理所大樓已基本建成，只留下少數工人裝修內部，你們幾十人來吃飯、取開水不成問題。”這樣，我們決定立即搬家，回去花一兩天整理東西，雇了近十輛馬車，在一個夜晚，踏著月色，把中華地理志編輯部搬到中關村來了。這就是中關村的第一批居民，人數不到二十，時間在1953年10月20日至25日之間。

 

 

我們搬到中關村后，很快就面臨通訊地址如何寫的問題，此時院部指示撤銷中華地理志編輯部，成立地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我叫行政干事袁保誠印些公用的信封、信箋，印好一看，中官屯錯成中關村。我問袁：“你怎么搞的？三個字錯了兩個。”袁說：“我聽人說叫中關村（袁是上海人）”。我說：“樓門口小店南墻上有石灰寫的中官屯三個大字，你每天經過，怎么沒看見？”他說：“我沒注意。”我問：“印了多少？”他說：“很多，越多越便宜，怎么辦？”我說：“下次印時改過來。”三反、五反剛過，我沒敢說作廢重印。不久各所陸續搬來，都跟著叫中關村，想改也不能了。

 

我曾問過當地的一些老農民：“這里為什么叫中官屯？”他們說：“當年慈禧太后在頤和園召見群臣，宮中內官怕早晨出城趕不上，往往前一天在這里過夜，或租用民房，或造些簡易房，匯集成屯，現在房子雖不在，但屯名卻流傳下來。”

 

 

我們搬來之后，動物室、經濟所和數學所陸續搬來，各占一棟樓，這就是“四所”。物理所雖在1954年搬來，可能因為保密關系，和其他所很少接觸。

 

四所有個黨支部，書記為關肇直（數學所），支委有吳振甲（數學所）、徐××（經濟所）、于××（動物室）和我（兼任團支部書記），雖然各所的事歸各所管，但支部組織生活嚴密，定期開會交流情況，協調關系，在政治思想上起著領導作用。

 

中華地理志編輯部的炊事員周文斌，曾給梅蘭芳做過飯，烹調手藝很好，他與各所的炊事員組成四所食堂，這個食堂在當年享有盛譽。不但四所的單身漢在此用餐，地球物理所、化學所的人也到此用餐，甚至很多家屬也常來買飯、買菜。

 

中關村初期交通閉塞，幾乎所有的路，都是我們自己走出來的。進城只能乘一種解放前留下的私人汽車，破舊不堪，燒木炭，每車坐6～8人，白天才有，人滿才走。從西直門經海淀鎮街道至頤和園，我們可在海淀鎮南口（黃莊）上下車。

 

 

我已經記不清，1954年我怎么當了保福寺的鄉人民代表。我去鄉政府開過幾次會，鄉政府設在保福寺，寺很小，很破舊。只有一個約二十平方米的廳堂，有幾條長板凳可供開會。前面是一個大不了多少的露天場地，東、西兩側各有兩間很小的房子，這就是鄉政府的辦公室，在前面有一個朝南開的大門。

 

我的主要任務，是溝通保福寺鄉和科學院的關系。中官屯屬保福寺鄉，科學院大規模建設，占用了很多農地，某些農民的出路就成了問題。有些人由我介紹到所里工作，各所都需要人，一說就被錄用；甚至農民自己找到所里，也常被錄用。

 

中關村最早的一個合作社（后稱副食商店）建在海淀東側，四所居民嫌遠，讓我找有關領導，他說：“這里是中關村未來的中心。”我說：“能否另在四所附近造個小合作社？”果然，過了不久，一個小合作社開始營業了。

 

 

1955年初，我奉派到地球物理所學習氣候學，并參加竺可楨副院長領導的《中國氣候區劃（初稿）》的編寫工作。不久被任命為該所黨總支委員、領導小組成員、團總支書記，兼任二室（大氣物理所前身）黨支部書記。在1955～1957年三年內，開展了肅反、反右運動，開會、家訪占用了我大部分業余時間。在此期間，我結婚成家生了兩個孩子。也是在此期間自學了俄文，翻譯了多篇論文在《地理譯報》和《氣象譯報》上發表。對我那時的干勁和精力，至今仍感驚訝。其實，不但我能如此，絕大多數人都能如此。無論辦公室還是宿舍，深夜燈火輝煌，是極為平常的事。

 

地球物理所潘怡航丟了一輛自行車，向海淀公安局報了案，不到一個月民警就把車送回來了，并說：“凡是丟車報了案的，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找不回來的。”現在聽了會以為是吹牛。

 

1957年5月26日清晨，我愛人臨產，急忙中我找到了一個車庫，也不知哪個單位的車，司機姓什名誰，我將情況一說，司機冒著雷雨，把我們送到城里養蜂夾道婦產醫院，不到一刻鐘，我的第二個小孩順利出生了。出院時我抱著小孩，領著我愛人到文津街院部，坐班車回到中關村。

 

我兩個小孩多病，常由我抱著到醫院看病。遇到風雪之夜，不得已去找住在五樓的一位大夫。據說她是兒童醫院住院部主任，夫婦都是從美國回來的。她工作很忙，常趕不上班車和公共汽車。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每次找她，不論多冷、多累，她都穿好衣服就來，很快作出正確診斷和處理，使小孩轉危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