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歷史來說，中關村是我們國家的一個縮影。在20世紀的最后20年，這個國家打碎了精神枷鎖，戰勝了饑餓，又讓自己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制造車間”。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術的高地，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這是一代人的夢想，激勵著整個國家再接再厲，進而成為一個世界范圍的話題。
《中國的新革命——1980-2006年從中關村到中國社會》 凌志軍/著 人民日報出版社
它拓展了中國和西方大國的合作，也增加著彼此間的疑慮。而中關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為它是這條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為止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個國家之所以能夠改變世界，是因為它改變了自己。” ——選自《中國新革命》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連憲法都要給改革讓路，還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最遲到1987年12月，溫家寶已經注意到中關村的爭端。當時他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同時還是黨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負責一個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機構。這機構由一群頭腦敏銳、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員組成，并無實權，但卻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決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議。現在，溫家寶把國務院七個部門的負責人召到中南海來開會，告訴他們，中關村正在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來一次徹底調查。
12月15日，調查組又來了，這一回勢頭更大。其成員來自國家科委、國家教委、中國科協、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區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歲名叫于維棟的官員率領著，浩浩蕩蕩，開進白頤路。白頤路上的最新傳言說，調查組是拿著“尚方寶劍”來的，這個于維棟就是“欽差大臣”。這并不是無中生有。根據于惟棟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釋于惟棟曾經撰寫一篇文章詳細回顧當時情形，文題《北京新技術產業開發試驗區的決策過程》。收錄于王珍明主編的《中關村》一書。它應當成為中關村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因為它提供了當時一連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細節。當時他的背后不僅有溫家寶在支持，而且還有別人。事情是由新華社記者夏俊生的那份調查報告引起的。于惟棟說，當他看到這個文件時，那上面已經有四位領導人簽署的意見，包括黨中央總書記。這意味著，他得到的這件差事是不尋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著他。
問題到了于惟棟這里，是中關村的幸運。此人原本就對中關村懷著一份舊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當過清華大學的兼職教授，還曾是個設計原子能反應堆的工程師。1982年他進入中南海，成為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一名專事調研的官員，擁有學識遠見和務實精神。他的強烈的民間情懷常常左右著價值取向。他信奉“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眾自己走出來的，不是哪個領導指示的”。同時他也相信“這里面有一個領導支持和認可的問題”。不用說，讓這樣一個人來主持即將展開的調查，就有極大可能在白頤路與中南海之間架起一座橋。
讓那些離經叛道者名正言順，至少不再被當作反面人物，這是中關村走向坦途的必經環節。于惟棟第一次看到了這種可能性。鑒于他所處的位置，他是有機會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轉向的。
就當時的情況看，有兩點考慮是達成目標的關鍵。第一個是如何得到正確的結論。這與于惟棟的價值取向和中關村的實情有著必然聯系。中關村是個惹是生非之地，過去幾年沒完沒了的那些舉報、攻擊、調查和批示，不絕于耳。于惟棟能夠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見，甚至洞悉“中央領導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樣說明這個問題”當作第一個關鍵。這一點他從自己的直接上級溫家寶那里也能體會。后者向他發出的第一個指示，就是“這個調查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第二個是時機問題，也就是怎樣才能讓中央領導接受他們的結論，進而讓調查人員的想法產生效果，甚至變成一項影響整個國家的決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棟回憶起這段往事，承認他當時滿腦子都在想這個問題：“因為我在中央辦公廳，也要考慮到方式，根據我過去工作的經歷，我深知要辦成一件事是比較難的”。他甚至還向同事們講起當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一位科學顧問促成“曼哈頓計劃”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夠悟出一點什么來于惟棟把這個故事叫做“美國曼哈頓計劃小插曲”，講給很多人聽。他說，當年德國人在加緊研究原子彈。有人就去說服愛因斯坦，讓愛因斯坦給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了一封信，促使美國政府盡快重視和開展原子彈的研究。這封信交到美國總統的一個科學顧問手里，請他轉交總統。但是這封信在科學顧問手里壓了一個月。為什么呢，就是要考慮一個時機和效果的問題。這位科學顧問動了一下腦筋，一個就是要能跟總統說上話，比如，很多人開會的時候，你給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個是心情比較好的時候。后來有一次啊，他看到機會來了，羅斯福心情也比較好，也比較悠閑，他就把這件信遞交了，說明了原因。羅斯福當時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給秘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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